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认知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过程中，清朝和中华民国（包括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向其他相对‘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经验的优势。”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17页。" class="calibre13">^[2]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认知主要表现在主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并根据国际形势演变调整经济政策，聘请外国顾问出谋划策。

（一）蒋介石国际经验的习得

战前蒋介石曾数次留学或访问日本，通过日本而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具有较为开阔的国际视野。除了游历外，蒋介石接受国际经验的另一重要途径就是阅读。蒋介石“随时随地读书，在战场中、在办公室里、在退隐的溪口，都利用一切机会念书”，他“不但经常读书，也很注意时势，对于欧美的新闻报道颇注意，日记中常有文字分析国际时势，并附剪报”。阅读开阔了蒋介石的眼界，增加了蒋对外国经验的认识。论文，第4页。" class="calibre13">^[3]

“五四以后，新思潮大量涌入，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企图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这一时期，蒋介石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的书报，如《新青年》等。在蒋介石所读书籍中，就有许多关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如《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学原论》、《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等等。在阅读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也偶尔写下他的感想。1920年1月16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心思纷乱，以中国商人恶习不除，无企业之可能。”同年2月7日日记云：“看《经济学原论》完。津村主张，皆调和派的论调，其中不能自圆其说者亦只顾滔滔不绝，诚实堪笑，亦甚堪怜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5页。" class="calibre13">^[4]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西方经济学说具有一定的认知与研究。从蒋介石早年自选阅读书目来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外，他对西方军事、地理、历史、经济等均有广泛涉猎：

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资治通鉴；清史辑览；西洋史；欧战史；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日俄战史；巴尔克战术；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中国地理；亚洲地理；世界地理；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诸葛亮、岳武穆、文天祥、戚继光各集；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左宗棠集；骆秉章集；李鸿章集；樊山批牍；中国哲学史讲话；心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经济学。^[5]

蒋介石除对以上书目“悉心研究”外，为加深对西方国家的认识与了解，还多次请专家学者讲学。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特别关注国际形势的演变，1932年春、夏、秋，钱昌照替蒋介石延揽了许多大知识分子，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他自己每每用红铅笔记些谈话或讲学的要点，学得些新知识”^[6]。为蒋介石讲过学的专家学者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马寅初、翁文灏、顾振、范锐、吴蕴初、陈伯庄、万国鼎等二三十人。蒋介石对国际经济非常关注，1932年5月17日，“听马寅初先生讲国际经济之大势”^[7]，至5月20日，“国际经济之大势听完”，“甚见效”。^[8]6月2日，又与钱昌照“谈俄国五年计划”。^[9]可见，西方经济危机与苏联计划经济对蒋介石的经济政策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权力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与日军加紧侵华，为加强对国际情势的掌握与了解，蒋介石决定设立专门的信息调查、收集机构。1933年11月14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示该会的职责：“当中第一件各国外交情势，希望负责调查的同志，格外注意研究，每一个星期一定要将最要紧的事情，如各国外交路线的转变，国际局势之推演，以及种种纵横捭阖、波诡云谲的紧要迹象，和今后的趋势，尤其是我们所应当注意之点，扼要地提出来，请委员长注意，每次只要解说半点钟就行了。外交情势一项如此，其他关于经济的设施，文化的改进，以及一切关于政治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是一样。我已经规定以后除星期日以外，每天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各委员可以轮流推定一个或几个人来和我见面，将他调查所得的事情，或自己想到的意见，向我报告，我也可藉此集合各人的意见，来作判断的重要数据。”^[10]蒋介石对国外“经济的设施”及时掌握，“来作判断的重要数据”，无疑对其经济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后，随着蒋介石幕僚机构的变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参事室等机关在蒋介石战时国际经济信息与情报的获得与认知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1938年11月26日，日本经济学家高垣寅次郎发表《法币对策之批判》，对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政策进行详细分析，并提出日本政府应该采取相应对策，以使中国“法币崩坏”，“财政经济工作绝路，而民心乖离，导战争于终结”。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认为该文具有重大参考价值，遂“将全文译成中文并摘要于篇首”，呈报蒋介石“钧鉴”。^[11]类似的国际经济情报与信息自然会对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

运用国际局势是蒋介石对日抗战的重要战略之一。他认为“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志，取得最后胜利；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是也”蒋中正日记》复印本，1938年11月10日。转引自邵铭煌：《战端一起绝不妥协：蒋中正委员长之和战立场》，《近代中国》第163期，第19页。" class="calibre13">^[12]。显然，蒋介石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与判断，对其经济政策有着重大的影响。驻外大使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与分析，是蒋介石国际认知的重要来源之一。美国舆论对国际局势演变至关重要，是蒋介石重点关注的对象。1939年6月9日，驻美大使胡适致电蒋介石，报告美国局势及美对欧战的反应，“综合观之，其大势及其在美国之反响，仍与吾人所期待者，无大差异”；“我国抗战三年，国际局势，果已大变。眼前虽尚未完全于我有利，然世人因此已能了解我国抗战之重要性。论者见欧洲诸小国灭亡之速，然后知介公处断以空间换时间之真义，见英法两大强国招架之难，然后知我国支持三年之不易，……惟究因最近变化太骤太大，助我之诸友邦，自身皆困于应付，故眼前远东形势，仍含有重大危险性，如敌之并力进窥鄂北鄂西，如敌之增兵占琼崖以威吓安南，皆最恶毒。此间各友人，谆谆嘱致意介公，务请镇静备御，尤宜注意西南安南方面之联防，以备不虞，总须造成一个使闪电袭击决不易成功之局势，然后可使敌人不敢轻于尝试。必须我自身有备无患，然后能有机会充分运用国际动态以竞我抗战之全功”^[13]。胡适电报对蒋介石的军事、经济应对措施，特别是加强西南地区交通建设显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941年8月22日，驻苏大使邵力子致电蒋介石，报告“我国对美贷款所允分年交付之锡钨等品，似可向美洽商延长期限，先以移济苏联急需，照目前情势，美当不致拒绝，此可增我与美、苏间之联系，非单纯援苏而已，钧座不以为谬，敬恳电令子文、适之向美国政府婉商。子文如能偕美代表一同来莫一行，当更有益”中苏关系》，《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第52页。" class="calibre13">^[14]。邵力子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政策建议，自然会影响到蒋介石的对苏、对美经济政策。

全面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国际形势更为关注。他甚至手令外交部，要求“驻英美各使领馆应搜集英美政界、社会舆论关于战后社会问题之观念，国际组织之意见及对华之心理与批评等，每月由部摘要呈报”。外交部遂“分别电饬驻英美大使馆及澳加公使馆切实搜集驻在国政界及社会舆论对于战后国际组织及社会问题之意见以及对华心理及批评随时报部。当经就驻英美使馆报告中有关上项资料部分分类汇编按月呈送主席鉴核”^[15]。国际形势与舆论的发展演变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蒋介石的经济政策与人事安排，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例就是多年掌管财政的孔祥熙宣布辞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迫于美国政府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二）蒋介石外国顾问的政策建议

聘请外国专家充当顾问以备咨询甚至出谋划策是近代中国国际化进程的体现，民国初年以来，此种现象愈演愈烈，怀抱各种目的在中国中央或地方政府开拓其事业的外国顾问越来越多。外国顾问以政策建议甚至担任官职的方式深度介入中国内政、外交，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有感于中国的落后，蒋介石十分愿意倾听外国专家、顾问的意见与建议。蒋介石经济政策国际认知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外国顾问的政策建议。

由于蒋介石对在短期内就实现国家复兴的德国、意大利赞赏有加，局部抗战时期，蒋介石信任的主要是以私人名义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具有法西斯主义背景的德国人与意大利人。德国模式是南京政府“黄金十年”时期效仿的主要对象，蒋在这一时期聘请了大量以私人名义来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人数最多时达到70余人。从1928年至1938年，共有四届德国总顾问为蒋介石服务，他们的政策建议为促进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鲍尔是第一届总顾问，“他是在工业事务方面具有广泛经验的杰出军事人才，同时又是一位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对西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独到批评，与蒋介石的看法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6]。鲍尔认为，要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首先必须具有良好的工业与经济基础。他在给蒋介石的“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中，申明中国“必先有完整的军火工业、交通、电讯、邮政，甚至市政与卫生设施。缺乏任何一方，欲建现代化之国军均将受其阻碍”^[17]。蒋介石也“相当赞赏鲍尔的效劳”，并深信“没有一个现代的工业基础就不会有现代化的军队，基础性的、与军事相关的工业将作为国家工业生产能力发展的第一步”。^[18]第三届总顾问塞克特于1934年提出了一份军工建设的详细规划，包括建立数家兵工厂、一座钢铁联合企业、一家机器制造厂、一个汽车和卡车制造厂。蒋介石对他的建议极为赞成。^[19]德国商人克兰于1935年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建设实力中心点之组织建议”，就发展工矿、交通、金融、农林、外贸等提出一整套的政策建议，他特别指出“军备工业及其关键所在之工业，成为国防经济之一部分，并不能仅以国防为观点，且须成为中国全国经济基本问题之一部分”^[20]。德国顾问列蒲山向蒋介石提出《国防经济及其使命》，依据德国经验系统规划了中国的国防经济建设，强调“国防军之新兴建设既刻不容缓，而国防经济之树立亦为目前当务之急，良以二者皆为国防基本条件，今日中国国防经济之新兴建设至少与国民经济建设有同等必要”^[21]。德国顾问们的政策建议既拓展了蒋介石的国际视野，同时又迎合了蒋的需要，因而促进了抗战准备时期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化。

1937年3月29日，蒋百里推荐意大利前财长斯坦法尼为国民政府高等财政顾问。对于斯坦法尼的建议，蒋介石十分赞赏，4月24日，蒋介石致电蒋百里，指示“史丹法尼（即斯坦法尼——引者注）对整理财政及战时经济动员之建议可行，请即准此规划”^[22]。6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与斯坦法尼谈话，话题为“财政改革”，斯坦法尼建议“关于田赋、地政、土地清丈等事，皆有全国一致之性质，应由中央统筹办理，虽实施不妨分区，但定计决策指挥监督，应求统一，不应任各地方各自为政，以致支离破碎，事倍而功常不半！凡此意见，余在南京时，曾和财政部几位高级职员交换研究，所见相同。佥认此为中国目前急待改进之事。然欲速图改进，以适应革命建设之非常需要，又非仅由中央拟定计划，通令各地方政府办理所能收效，即由中央各部主持办理，亦嫌力量不够，此种革命建设之非常事业，必赖有不受他方节制之独立机构，罗致中央与地方多数精明强干，而又有着实沉毅富有革命热忱之人才，授以权宜，宽裕时限，担任其事，然又非在委员长直接指挥监督提挈之下并力以赴不为功”^[23]。斯坦法尼的建议有助于蒋介石加强对财政经济的控制与集权，蒋自觉获益良多，并自记“是项谈话甚有意义，树立中央在各省之健全机关一节，则尤为整理财政之要道也”^[24]。斯坦法尼的建议无疑对此后蒋介石推进财政统一与集权的战时财政改革政策产生了促进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能对蒋介石发生较大影响的外国顾问主要是苏联人与美国人。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蒋介石对美国顾问拉铁摩尔、陈纳德、史迪威、纳尔逊等人的政策建议更为重视，其中，曾任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的纳尔逊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国际认知发生了较大影响。1944年9月19日上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与纳尔逊会谈战时及战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关于私营企业，宾主双方有如下谈话：

纳尔逊：余现再提一事，此与中国之前途及中美合作均有关系，即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之态度问题。

在战争期间，政府对于经营奢侈品及非战时需要物品之商人，当然不予以援助。惟对于愿意协助生产战时需要物品之商人，则应予以支持。但现时中国商人，似对政府深怀畏惧之心。

中国商人，似觉政府未予以深切注意，由于通货膨胀，商人之产品，每因政府限定价格，使其血本不得保障，商人损失血本，其最严重性实如国家损失其军队。

余对物价问题暂置不谈。但如商人经营正当商业，并且效率甚好，则政府有责任保障其血本，使在战时生产军用及民用必需品，并培养元气，留为战后发展之力量。

余知此问题甚难。余现并无解决办法。下次来时，如阁下愿意，当再加研究。在美国对于正当商人援助办法有数种，例如给予补助费，或高价购买其产品，或在技术上予以援助，或竟由政府派人代为办理。因此之故，美国物价只较战前高出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四十。反之，中国物价则比战前高过五百倍也。

美国自胡佛总统时代起，即有一建设财政公司，余亦为董事之一，其目的在减低物价。例如钢厂之中，有机件太旧因而成本太高者，政府因需要钢之产量增加，即高价承购其产品。以钢而言，较大之工厂出品为五十四元一吨，小厂则需七十元一吨始能维持。建设财政公司则以七十元一吨之价格，向此类小厂购进，但仍以五十四元一吨售与军火公司。

余回时当再研究此问题。余愿建议阁下，对于正当私营商业予以注意，视之如公营企业然，务使其能尽量生产，此于抗战建设大有关系。

主席：此是一定的。从前中国政府政策即是如此，但未切实施行。最近数月即照此政策办理，惟中国商业会计太差，其蚀本与否，有时甚难判明。若实在蚀本，必予以保障。阁下不必疑虑，余必如此做。

纳尔逊：此于中国前途关系极大。美国官僚与中国官僚一样，但中国官僚之经验似多一点。

主席：（笑）中国官僚亦有好的。 ^[25]

纳尔逊以美国经验建议蒋介石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扶持力度，而蒋介石也似乎十分认同这一建议，这必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国民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外国顾问的国际经济管理知识与经验，是蒋介石扩展国际经济认知的重要途径。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对中国财政经济政策有着自己的独立判断，他虽然十分重视外国顾问与专家的国际经验，但并不盲从。1937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对美国财政专家罗杰士的政策建议表示异议：“翁秘书长来电称：劳杰士向彼表示，对于修改中央银行组织，认为减低准备金高借款，将使世界同情者失望。拟见我兄切实说明，等语。彼年轻而又不明我国情形，弟意对于修改该法、公布地点，不妨酌采专家意见，予以考虑审酌。唯辅币数量必须由政府发行，庶几政府对各种建设资金稍有挹注运用方法，且辅币原定发行有确定之比率，亦有确定准备，故决不虞有流弊，此节必须坚固，千万不可放松。如将来实行之后，觉有改归中央银行发行之必要，则届时仍可修改办法，并无不便也。请兄照此办理为荷。”^[26]1941年1月23日，蒋介石又致电宋子文：“罗杰士言行不正，希加注意。金融及外汇权必须操之在我，不可信赖外人也。”^[27]由上可见，蒋介石对外国顾问或专家的意见并非照单全收，只有他们的政策建议在蒋看来符合中国国情与需要，且不损害中国经济主权，才有可能得到蒋的赞同。

蒋介石对国际经济知识、国际经济形势与国际经济管理经验的认知与习得，对其经济政策思想的国际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权力核心，其经济政策思想的国际化是战时中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