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影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现象，作为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之总纲与政治合法性之理论依据，三民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实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竞逐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总理遗教”解释权的争夺，并最终如愿以偿。“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佩之意，但是，他更为倾信的是孙中山思想，特别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社会改良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8页。" class="calibre13">^[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即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规定之建设程序，开始准备训政。对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所应采取的各项政策，蒋介石说：

关于施行训政，我们总理著了很多书，留下来很多遗教，交给我们大家。本来在这个军事完了之后，训政时期中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总理已经统统预先告诉我们，实行的次序亦已安排定当，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讲得很明白；我们除了总理遗教遗书之外，没有旁的事情可以研究或会议。不过我们要遵照总理所著的书，所讲的话，所遗交给我们的几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现状之下，便要想方法或研究，怎么样来实现总理交给我们的遗教？在孙文学说中间，总理已经讲过知难行易的话，能知的人固然能行，不知的人也是能行。总理已经教给我们主义政策及其实行的方针，我们只要照着政策实行就是了！这些政策方针没有错误，我们当然不必多去研究，只须照着做就好了。^[5]

显然，蒋介石认为训政就是实行孙中山的遗教，国民政府只要照着孙中山早已设计好的主义政策与方针做就好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加紧抗战准备。1932年7月30日，蒋介石研究三年计划与国防实施计划及新兵工厂建设计划，并自记感想：“余拟撰《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一书，以建国大纲之政治建设，首在国防巩固，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先务，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苟我之国防建设完成，复何惧倭寇之强暴哉。”^[6]这段话表明孙中山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经济思想的影响非常之深，即使筹划抗战经济准备，亦从孙中山遗教寻找理论根据，以圆己说。民生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表明了在蒋介石经济政策思想中，抗战与建国之不可分立的相互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更视三民主义为救国不可或缺之良方，认为“我们国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民所以受到这样切身的痛苦，实在是因为大家从前没有研究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不懂三民主义，甚而至于违反三民主义；所以敌人敢来如此侵略我们，压迫我们。尝读‘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此时更感觉他意义之深切了。我们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重新来研究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虽觉有亡羊补牢之感，然及今实行，犹未为晚”^[7]。蒋介石将人民所受日本侵华之痛苦归咎于“不能实行三民主义”，虽有倒果为因之嫌，但亦可见他对推动实行三民主义的重视程度。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成果，亦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对中国经济现代 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8]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民生主义对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诸多设计。同时，蒋介石也善于根据抗战建国实践的需要，对民生主义加以发挥与运用。

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其“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原则规定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相关经济政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担任军事要职的蒋介石就主张遵照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实现民生主义。1927年2月9日，蒋介石在江西教育讲习所演讲，明确提出“将来革命成功的目的，即在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不能确切实行，我们的国民革命不算成功；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二大要义，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二者之中，尤以平均地权为基本要义。”^[9]关于平均地权，蒋介石说：“总理的三民主义，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总理平均地权的策略，也有其历史的渊源，现在欧洲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过了，大家知道平均地权的办法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收税或收买，以后土地涨价应收为公有。……总理这种入情入理的平均地权办法，在中国是再适当也没有了。……总理的意思，总想富者不太富，贫者也不太贫，而能达到均富的目的，民生主义之精义即在此。民生主义实现，即地权以平均，无太富者亦无太贫者，地权平均，国民生活才可以解决，然后得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能如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可以解决，国民经济问题就可解决。”^[10]因而，蒋介石得出结论：“中国现在实在无须乎共产主义，总理的民生主义，就是解决中国国计民生的最好策略，是切合时势的需求的。”关于节制资本，蒋介石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也采取保护与节制的办法，所谓节制资本，其目的在预防中国工业发展以后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弊害。”蒋介石并要求教员“剀切向学生们剖析中国民生凋敝的惨祸，以及实行民生主义的急不可缓。如果能够厉行民生主义，那才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的成功”^[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被逼下野。1932年年初复职后，面对日军不断挑衅，蒋介石竭力思考如何推进国家建设，作为对日作战之准备。6月，蒋介石连日苦心思索制定具体计划以推进实行民生主义。有人建议“剿匪”收复区土地问题的政策，“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蒋介石考虑“二者皆可兼用也”。日记》，1932年6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class="calibre13">^[12]对于以后“剿匪”方针，蒋介石决定“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3]因国民党“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政纲虽明白规定，但缺乏实施计划，而对于三民主义之施行计划，又无具体设计”，因此，蒋介石“急欲于此数点，有一明白宣示也”。^[14]蒋介石还认为，在抗战准备时期，“对于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之实施阶段与具体方案，应从速阐发以为中心理论”^[15]。25日上午，蒋介石与陈诚等人谈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为历史中心，故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如现在首重民族主义，亦应以实现民生为主。而着重民族不背反三民主义之理论也”，蒋并表示“甚欲制今日之三民主义一篇，并欲以国民革命的哲学基础与教育方针与制度，经济制度与组织，最后则制改造中国国民党，急欲以此问世也”^[16]。26日，蒋介石又提醒自己“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17]。以上密集思考表明，在抗战准备的早期，蒋介石确实“急欲”拟具具体方案，试图推进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由此亦可见，蒋介石解决土地与资本问题的政策思想来源，大抵不出孙中山之民生主义。

依据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原则，蒋介石继续思考土地与资本问题。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演讲“物质建设之要义”，特别提到孙中山民生主义讲演中关于物质建设所指示的根本政策与原则，就是“要以和平的手段采取：（一）平均地权，（二）节制私人资本，（三）发达国家资本三个途径，由国家通盘筹划，全体国民协力合作来完成经济建设，解决整个国计民生问题”^[18]。关于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蒋介石“根据民生主义中所讲的意思再参考本党政纲所规定的条文”，归纳为以下四点：“1．允许并保护私人企业；2．限制私人资本以预防其操纵国民生计；3．凡企业之有独占性者，由国家经营；4．私人能力不能举办者，由国家经营。”^[19]在蒋介石推动下，为促进土地政策实施，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土地测量与陈报。1936年5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10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并发表演讲，指示“无论办理测量，或土地陈报，各省均应视为目前最要之政务，切实举办，尤须明了吾人之目的不在于增加税收，而实在于以整理土地与改良土地以为实行平均地权之张本。盖必先完成整理土地与改良之工作，确知土地之实况，而后可谈到土地之处分，所以现阶段之整理土地的工作，各省必须排除万难，加紧完成”^[20]。以整理土地与改良土地为实行平均地权之张本，可见蒋介石的土地政策明显受到民生主义的制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演讲《建国运动》，“根据总理民生主义与建国大纲所指示，和目前国家事实之需要”，提出要解决民生方法必先实行下列几件事：

（一）实行平均地权：我们要测量土地，厘定经界，实施土地法规，实行报价征税。土地问题是民生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土地问题有适当解决，社会阶级中便没有兼并侵削的不平均现象，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二）防止资本操纵，实施累进税率：总理节制资本的主张是一方面允许私人的企业，而同时要限制私人资本，不许其操纵国民生计。我们为防止私人资本的过分膨胀，最有效的方法莫如施行累进税率，不但遗产税所得税应累进，其他足以增殖资本的税源，也应采取累进的税率。但日常生活需用品，则应在例外，然亦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三）促进劳资合作，实施劳资仲裁：在中国生产落后的状况之下，万不能允许劳资冲突来妨碍生产，我们一方面要使资本劳动双方面均在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之下密切合作，来加紧生产，同时对于劳资纠纷还要实施强制仲裁，使不致影响到生产的低落。

（四）发达国家资本，保障私人企业：我们为救济贫弱，必须积极生产，所以一方面要发达国家资本，使凡有独占性或私人能力不能举办，以及与国计有关事业，都由国家来经营，同时一方面还要保障私人的企业，以扶持国家整个产业之发达。

（五）政府人民协力解决生产与分配问题：这是目前最切的需要，不但建国大纲中所示衣食住行四项的事业而已。^[21]

显而易见，结合孙中山民生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蒋介石提出的“解决民生方法必先实行”的政策措施皆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原则。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蒋介石提出建国运动之政策措施，足见他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全面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蒋介石仍不忘把握时机，以民生主义为指导，推动实施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扩大总理纪念周，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当此粮价高涨，政府正在实施粮食管理，改良土地税收的时候，我们正好乘此时机更进一步来实现我们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我相信这件事各地如果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法，按照预定的步骤，逐渐实施，则我们中国土地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本党的土地政策可以彻底的实现”^[22]。6月22日，蒋介石主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扩大国父纪念周，阐释孙中山遗教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旨，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中心：“我们现在要建设国家财政与经济，除实行土地与粮食政策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广土众民的农业国家，肥美的土地和丰富的粮食，都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依照总理遗教和既定政策，能够准备周到，组织完妥，就很容易获得成效！而且我们的土地与粮食问题，如能圆满解决，则其他政治、军事与财政、经济及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粮食还是出之于土地，所以土地问题，实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必须土地政策能够推行，土地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然后我们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才能全部贯彻，而目前抗战建国的大业，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因之对于土地问题，大家应有一个彻底的认识，而对于土地政策之实施，更要抱定决心，作一致之努力。”^[23]12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体认总理主张的经济政策：（一）钱币革命，（二）粮食管理，与（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真是觉得他眼光远大，规画宏深。这三件事我们只做了一件，就有很大的效果，即如钱币革命一件事，我们在廿四年已经实行了，抗战以来，大家都知道其收获之伟大；至于粮食管理，今年才开始实行，现在甫经完成一部分，我们的军粮民食，亦已有了相当的办法。因此对于土地政策现在必须积极推进；我想实行以后，也一定可以发生很大的效果”^[24]。在蒋介石的主持与推动下，12月22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修正通过蒋介石交议之《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案》，规定“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税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其土地之自然增价应即征收土地增值税，暂依累进制征收之”^[25]。但蒋介石后来考虑到如果突然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重大变革，在推行之初，可能对全国粮食生产发生不利影响，影响对日持久抗战，遂搁置了这一方案的实施。^[26]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未停止对土地问题的思考，1942年4月23日，他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经过多年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27]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国经济学说》，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要从平地价着手，就是不许商业资本流向土地方面来，亦就是要使土地买卖不复成为投资的对象。有钱的人对于土地买卖既不能或不愿投资，则不平均的地权可以平均，而已平均的地权不会再趋不平。在这个政策施行之同时，国家更实行各种方法，周转农业资本，调剂农产价格，改良农业技术，增进农民生活，土地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28]虽然蒋介石一再提出要实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但往往停留在政策层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核定地价、增价归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此项措施，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土地国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但是，一再标榜按孙中山“遗教”办事的国民党人，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背离了孙中山的“遗教”，终其训政时期，国民党都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主张。^[29]

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蒋介石又号召在战后复兴之际要彻底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1945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

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谋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在决定实施宪政之同时，必须彻底实行民生主义，增进全体人民的生活。我们要防制资本垄断的发生，要消除阶级斗争的原因，要确立社会普遍的安全，要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要全体同胞都能满足其生活。一方面必须厉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消灭一切兼并剥削的现象；同时又必须遵照总理实业计划，进行我们的物质建设与经济建设，务使此种建设，在战时能确立基础，在战后乃可加速推进。而此种经济建设所得的结果，应使其为全体人民所享有，以符合民生主义的本旨。这一点意义十分重要；我们要知道人民所真正需要的是实际上能满足其生活的需求，而不是任何空洞的理论与口号。我们要知道战争进行之时，尤其是战后兴复之际，一切破坏均待重建，正是我们彻底实行民生主义最良好的机会。^[30]

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受民生主义的制约与影响，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共享，具有浓厚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大体上没有超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范围。^[31]但由于受战时环境的制约与国民党自身因素的限制，“就民生主义言之，自临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政府虽尚能依据实施，但言绩效，则与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相悬尚远。溯自北伐完成，本党执政已十七年于兹，而民生主义所诏示之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两基本原则，迄未完全实现；尤以抗战以来，政府关于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之政策，既不能相互配合，更未能贯彻发展国家资本及限制私人资本之主张，将令社会财富日趋于畸形之集中”^[32]。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在战时沦为“空洞的理论与口号”，未能有效实行，对国民党战后的历史命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