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经济政策的绩效分析

结语

虽然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或衰退可以用一系列统计数字来加以说明，但很难简单地对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转型的绩效及其限度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然而，宏观的定性分析却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本书论述基点是“蒋介石与战时经济”，主要探讨蒋介石在战时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笔者认为，如同蒋介石在战时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蒋在经济方面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本书对蒋介石战时经济思想、经济政策与经济行为作了并非全面的实证研究，但已为评析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转型的成败得失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

“抗战”与“建国”并举，是蒋介石的重要理念。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一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总会作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与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是蒋介石面对“抗战”与“建国”的双重任务所作出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无可置疑的绩效。受特殊的战争环境与传统政治文化等因素制约，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内容与执行同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有限性”。

就经济管理而言，绩效是指社会经济管理活动的结果和成效。我们无法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个人绩效进行量化统计，但可以从组织绩效的角度对蒋介石经济政策进行定性分析。蒋介石经济政策的缺陷与失误致使其在战时和战后都受到大量非议与指责，但“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刘少奇与斯大林谈话记录》（1949年7月27日），转引自张飞虹：《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23页。" class="calibre13">^[1]斯大林此话虽然是对打败了国民党而取得内战胜利的共产党而言，从某种角度而言，对坚持抗战并苦撑到胜利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也同样适用。“存在即合理”，抗战胜利的历史实践证明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必然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与绩效。

（一）制度变迁视角下的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

就经济史而言，“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内容”^[2]，制度变迁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方面，甚至比技术变迁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3]在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特别是工业化发展进程之中，制度变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的14年期间，由于多种因素的历史合力，中国经济制度经历了从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对“抗战建国”的过程与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为权力核心，蒋介石在战时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首先，作为“党国”权力核心，蒋介石十分重视制度的作用，为推动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发挥了应有的重大作用，满足了战时经济制度需求。

一般来说，国家的职能主要有：保护国家免受暴力危害和外敌入侵；保护国家的公民免受其他人的侵害；建立和保持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同时，“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4]，政府作为制度创新方面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在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因而决定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模式方面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class="calibre13">^[5]因此，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国民政府必须发挥决定性作用。由于训政之下的“党国”体制与个人集权，蒋介石作为权力核心，对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自由经济向统制经济的转变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事实表明，蒋介石似乎也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使命与挑战。局部抗战伊始，蒋介石就表示“计划国防之实施，准备抗战之持久，事机万端，从此发轫，此等艰巨，舍我其谁”^[6]。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自感“虽在倭寇压迫加重之中，此心泰然，建国工作之进行不变，倭寇有形无形之恫吓，固无所不用其极，以我视之，实不在意中也”^[7]。蒋介石深知制度创新对抗战与建国的重大意义，1943年1月27日，他特意手令中央各部负责当局必须同心协力不断地建立新制度：

凡经决定国策举办之事业，我中央各部负责当局必须同心协力，相济相成，决不可以非我所办，遂认为无关痛痒，更不可因事属草创，偶显病态，□持为口实，动生訾议（原文此处为□)。一有此种情形，不惟显露中央当局精神之散漫，尤足影响国策与事业之贯彻。近年以来，举凡经济建设物价管制及新县制等等设施进展迟缓，皆坐此弊所致。须知我国基层条件诚欠健全，任何新创制度在施行之初均难免绝无流弊。全赖我负责当局一心一徳，互助合作，矢以百折不挠之毅力，去其弊而求其效。尤须认定凡一制度，行之有弊，成绩不彰，正由我中央各部首长合作不够，力量不强，皆宜引为耻辱，若竟从而指摘制度，怀疑国策，实属自忘立场，倒因为果。宋代元祐在朝诸贤反对新法，卒致误国，可为殷鉴。中最近深感革命成功首在建设，建设不成即为革命之根本失败。而建设之要则自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各部门之事业均须在统一国策整个计划之下不断建立新的制度，努力迈进。凡我中央同志，必须发挥革命勇气与亲爱精诚，一切建设事业始免期其有成。此实吾人今后自立自强自爱自重之要道。抗战之胜利在是建国之成功，亦在是所望本院各部自主官以至全体同志均深省而加勉之。财政部密训令（渝秘字第三六九六六号）》（1943年2月24日），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目录号1，案卷号3359。" class="calibre13">^[8]

显而易见，战时统制经济制度需求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抗战”的制度需求，这是抵抗日本侵略而进行战争动员的必然要求，而战争时期实施经济统制亦是国际惯例；第二，“建国”的制度需求，这主要来自于孙中山经济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孙中山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的建国理论设计要求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运用国家力量主导推动经济建设的必然要求。如第一章所述，蒋介石对这两方面的制度需求有着十分明确的主观认知，并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在逐步确立战时统制经济制度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蒋介石也发挥了应有的核心作用。蒋介石对资源委员会、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整合、战时物价与粮食管制的推动与指导即是明显的例证。

其次，在推动战时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蒋介石非常重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

意识形态提供一种价值和信念，它是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或凝聚某些团结的功能，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黏合剂”^[9]。蒋介石对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对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甚至亲自撰述与讲解《总理遗教概要》、《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而“党化教育”则是国民党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制度性手段。意识形态可以提高现存体制的合法性，减少维持现存体制秩序的成本。蒋介石甚至如此评价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我们现在要抗倭，并不在物质，而完全要靠我们的精神。我们如果有了革命的精神，无论物质如何缺乏，也一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这种精神从何而来呢？最大的一个渊源，就是要由于笃信革命的三民主义而来。所以我们一般军人，绝对不能轻视这个主义，以为主义是空口讲讲的，没有什么用。要知道今后我们要想发挥军队的力量，来抵御外侮复兴民族，就是完全要靠这个主义，如果没有这个主义，没有民族精神，那是一切都不会成功，最后不仅亡国而且还要灭种。所以我们一定要十分注重主义，信仰主义，力行主义。”^[10]

蒋介石对非正式制度推动正式制度变迁的高度重视，主要表现在他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四维八德”等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其功能就是要“使社会上以往一切颓风恶习扫除净尽，将人民新的心理新的风习建设起来，我们革命，才有坚稳健全的基础，国家民族，才有复兴的把握”。怎样来建设人民新的心理与新的风习呢？蒋介石认为“唯一的要道，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道德。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反之，只要我们能复张四维，国家的危亡，必可挽救！因此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新生活运动，可说就是要复张四维的运动”根据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116—118页。" class="calibre13">^[11]。他解释之所以发动新生活运动，是因为“政治上各种制度之推行，与社会风俗习惯之关系，至为密切；每当旧制度崩溃，新制度代兴之时，苟不知提倡与其新制度相适应之风气，以为推行之助，则新制度每为之纡回颠踬，末由展其效能，必须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而后其政始得为之治也”^[12]。蒋介石亲自拟定新生活标语17则，其中12则为以传统伦理道德为主的“总理遗教”，1则为“新生活运动我已实行了吗”，另4则为号召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论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关系，本书第三章已有详述。蒋介石显然对新生活运动的经济功能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对国民宣传灌输经济建设运动目标与要项，统一国民的思想，使他们对其贯彻实行并发生保证和推动作用，促使交易成本下降，相关经济制度安排取得成功，国民经济得到发展。由此可见，蒋介石非常重视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作用，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新生活运动在抗战时期的开展也取得一定成效。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class="calibre13">^[13]

（二）现代化视角下的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视角是理解与诠释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之一。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4]蒋介石早就认识到“吾人最大之目的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今后一切政治设施，均应切合于此要求，方足以达到复兴民族之使命”^[15]，“所谓现代国家，就是经济自立的国家，就是有现代生产武装的国家”^[16]。抗战时期，蒋介石经济政策的现代化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工业建设，并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工业发展。蒋介石积极发展工业的思想动力，主要来源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对日抗战的现实需要，国际经验对蒋介石战时工业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发展道路，即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进行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以工立国派”认为，发展工业是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先决条件，只有振兴都市工业才能救济农村。以工立国对于改变中国落后的局面，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17]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蒋介石在抗战准备时期就对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现在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能与各国并驾齐驱，获得自由平等的地位，第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工业发达。所以我们中国要能和人家讲平等，争自由，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我们中国能由农业国家进为工业国家！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无论怎样和人家讲平等，争自由，都无益处！”^[18]“工业如不发展，物质文明便不能进步，经济生活，便不能美满。所以除极力促进农林矿业之外，最要紧的，更须极力谋工业的发达。”^[19]如本文第三章所述，蒋介石在战时工业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资源委员会作为战时重工业建设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其成功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即依靠蒋介石的支持与指导。蒋介石亲自对战时工业发展的区域布局与产业重点进行指导，对工业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等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资源委员会开展的各项业务，大都是秉承蒋介石的意旨而进行的。蒋介石亦通过直接掌控资源委员会增强了经济权力，使得自己的经济政策设计得以贯彻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对战时工业建设与经济转型的影响力。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成就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蒋介石推动战时工业建设的肯定。

第二，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战时交通建设。秉承孙中山实业计划“交通为实业之母”的政策设计与遗训，蒋介石对战时交通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蒋介石认识到“在从前海禁未开闭关自守一切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时代，还看不出交通的重要；近世以来，世界交通，日益发达，五洲各国，俨若比邻。一个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之能否进步，以及整个国家的强弱，差不多完全决于交通之是否便利”^[20]。“道路是交通的要件。与经济的荣枯，文明的闭塞，社会的兴衰，国家的强弱，皆有莫大之关系；所以修筑道路，发展交通，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前提。”^[21]抗战准备时期，中国的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与邮电等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由于中国交通发展相对滞后，限于国情与国力，耗资较少的公路建设一直是交通建设的主体。蒋介石非常重视战时交通建设，并大力推动抗战准备时期国内公路建设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国际公路建设。蒋介石亲自对国内公路建设拟筑线路及兴筑次序进行规定与指导，指示筹集筑路资金与拨助筑路经费。此外，蒋介石还亲自指导对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的修建与管理。可以说，战时交通建设的成败得失，均可在某种程度上归之于最高领导者蒋介石。在蒋介石大力推动下，战时卓有成效的交通建设为促进交通现代化与坚持长期抗战产生了重大作用。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与实践对交通建设的重视与推进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代化意义。

第三，非常重视科学管理与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科学管理是提高现代经济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蒋介石认为，“在西洋有科学管理的专门学问，我们中国因为没有这种的素养，一般不知管理的重要，所以一切不能确实，一切不能严密，一切不能作合理支配和运用，所以一切无谓的浪费消耗，不知国家一年要花费了多少的财物与土地等等。我们要培养国民能力，就要实施管理的训练，使从各种实际事项或实际工作中，领略管理的重要，具备管理的能力”^[22]。技术变迁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蒋介石对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有十分明确的认识。针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的现状，蒋介石战时国民经济建设要政明确提出“要研究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品质”，他提出“生产和科学不能分开，我们今后必须将生产和科学教育打成一片，达到建教合一的目的，过去我们科学不切实际，生产不讲技术，以致生产和科学都不发达，例如，今天我们有许多机器，固然全靠输入，还有许多原料，自己不能制造，一旦许多原料欠缺，生产就受影响，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及科学家，切实合作，共同研究，发挥我们先民的创造精神，研究代用品，研究由固有原料，制造新原料的方法。并且改良生产品的品质，树立国产信誉”。^[23]由于蒋介石高度重视科学管理与科学技术，所以他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任用了大量专家学者与外国顾问，从事管理与科研工作。科学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建设，如第三章所述，蒋介石在对资源委员会的政策指示中，就有大量涉及科学技术与科技人才。

尽管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推动下，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特别是重工业化取得一定的成就，但也必须认识到日本侵华“对中国的打击最为严重，使中国的现代化倒退了许多。物质上的毁坏，人员的牺牲，以及社会搬迁，使现代化的倒退更加严重，并摧毁了很有才干的新式领导人的权力基础”^[24]。因此，在对日抗战的施政环境之下，战时中国经济现代化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一种制度，中国经济甚至到了20世纪中叶仍停留在‘现代前’时期。只是到1949年以后才告结束，而且是作为胜利的共产党明确的政治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主要地作为致命的经济矛盾的结果。”^[25]

注释

[1]《刘少奇与斯大林谈话记录》（1949年7月27日），转引自张飞虹：《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与中苏结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23页。

[2][美]熊皮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页。

[3]请参阅[美]道格拉斯·诺思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

[4][美]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页。

[5]王玉茹、刘佛丁、张东刚：《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以政府的行为分析为中心》，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186页。

[7]《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76—77页。

[8]《财政部密训令（渝秘字第三六九六六号）》（1943年2月24日），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三，目录号1，案卷号3359。

[9][美]道格拉斯·诺思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第48页。

[10]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2卷，第344页。

[11]蒋介石：《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116—118页。

[12]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纲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6—157页。

[13]请参阅关志钢：《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第17页。

[15]蒋介石：《建国的行政》，《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307—308页。

[16]蒋介石：《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2页。

[17]庄俊举：《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20世纪20—40年代关于农村建设的争论》，《红旗文稿》2006年第16期，第34页。

[18]蒋介石：《建设新云南与复兴民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182—183页。

[19]蒋介石：《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97页。

[20]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74页。

[21]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31页。

[22]蒋介石：《建国运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93页。

[23]蒋介石：《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4—25页。

[2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6页。

[25][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