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计划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关于分配的政策设计与理论原则，而实业计划则是关于生产的宏伟蓝图与发展规划。作为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生主义是振兴实业的方向和道路，振兴实业则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蒋介石认为，孙中山关于物质建设的重要遗著，“应以三民主义为建设之最高原理，而以实业计划为建设之具体方针”^[33]。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就受到孙中山实业计划很大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遵照孙中山实业计划规划经济建设。蒋介石宣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34]。1928年，国民政府就提出了10年内建设10万英里铁路的交通建设计划。1930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投资2亿元建设发电、钢铁、化工和其他工厂的五年计划。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于1932年则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投资16亿元在4年内建立钢铁冶炼，煤、铁、石油和其他矿产开采，机械、电器及汽车制造等多种工矿企业。此外，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农林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上，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4月号（总第82期），第90页。" class="calibre13">^[35]

为推进抗战准备，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时期多次强调要按照孙中山实业计划加紧物质建设。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演讲“物质建设之要义”，指出“我们要明白物质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必须先研究总理的实业计划”。在简要阐述了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后，蒋介石说：

　

这些计划虽然都是专门的东西，但都是我们普通国民，尤其是治民和带兵的人，所应具备的常识。如果普通一般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而我们一般干部还莫明其妙，那就不配做人家的上官，不能治理人家，教导人家；……总理的实业计划这部书所定出来的东西，都是发展国计民生最切要的根本企图，明白指示了我们达成这个目的的方针和具体方法，而且就开港筑路以及设置食、衣、住、行物料的各种工厂的内容看起来，实在又是一部极精密的国防计划。我们要革命，就一定要精研总理的遗教来身体力行。^[36]

　

蒋介石认为实业计划应该是普通国民应该具备的常识，他不但将实业计划看作建设新中国的经济计划，而且认为是一部极精密的国防计划，一定要“身体力行”。实际上，自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以来，历届政府均未遵照实行。因此，蒋介石号召“好的机会虽已过去，然而我们革命党的革命精神，是决不灰心馁志，自暴自弃。一方面必须继续努力，利用国际投资，一方面尤其要以自力来谋建设，以求实现总理这种经济建设的伟大计划”^[37]。为了实践实业计划，蒋介石于1935年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提出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完全以实业计划为指导，对此，蒋介石解释说：“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唯一的宝典。”^[38]由此可见，蒋介石经济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抗战建国的方略。在蒋介石主持下，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3日，蒋介石在武汉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要建设物质，发展经济，尤须以总理实业计划一书为根据。本党同志要能负起革命建国的责任，必须精研此书，并须尽力宣导人民；合国家人民的力量以极度的勤劳和刻苦来实行这个计划，以奠定物质建设的基础”^[33]。关于武力建设，蒋介石说：

　

在总理遗教中为武力建设所必须遵循实行的，要以军人精神教育和实业计划这两部书为主。实业计划一书，如从军事的意识言之，就是总理所订的一部最精密的国防计划。大家不要以为书中内容是专讲发展实业，只是从事经济事业的人应该参考研究的书籍，与我们武力建设无关，这是错误的见解。要知道，我们国家不讲国防则已，如果要建设真正的国防，必须依照实业计划所规定的五大计划，将全国的铁路、河道、海港，建设完成；各种矿产尽量开发，以军需为中心的各种重工业，尽力发展；以及粮食被服装具等基本工业，竭力建设，否则，便根本说不上武力建设。^[40]

　

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蒋介石仍提出要依照实业计划规定的五大计划，完成交通、工矿、粮食等的建设，以为武力建设之张本，可见孙中山实业计划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影响之大。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仍多次指出实业计划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政策，必须努力实行。蒋介石对引进国际资本助推中国经济建设非常重视，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全国生产会议发表演讲，指出“总理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国家。这也是本党革命的目的。总理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一个实业计划，这伟大方案，还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之根本政策。当时总理想利用欧战后的国际资力开发中国实业，今天虽然时过境迁，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一时也许不易，但仍要继续努力，一面尽可能地招请外资，一面尽最大努力来自力建设”^[41]。同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训示：“经济建设当然应以总理实业计划为全国经济建设的纲领。但在基层工作上，应根据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之遗教，以查户口、量土地、兴水利、开荒地、造森林、辟交通、教工艺、推行合作、管理粮食与实施积谷制度，为地方经济建设之初步；而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目的。”^[42]这说明蒋介石对经济政策的层次区分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且十分注意地方政策对孙中山遗教的遵从。

1941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指出抗战与建国是一件事，要在抗战中积极建国：“什么是建国的意义呢？国父立志革命，首先举出‘建立民国’四个字作目标。当民国初年交卸政权之时，他就竭力提倡建设，要把中国造成为近代国家；所以建国的建字就是建设，就是要完成国家一切的建设。各种建设之中，当然以国防经济建设最为重要。国父在二十三年以前所起草的实业计划，是极完美的一部经济建设方案，同时也是一部极精实的中国国防建设的计划。”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第241—242页。" class="calibre13">^[43]为加强对战时基本经济政策的掌控，蒋介石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立中央设计局，专门从事政策设计。2月22日，蒋介石出席中央设计局第一次会议，对设计工作进行指示，要求设计工作一定要以“总理遗教”为根据：

　

我们今后设计工作一定要以总理遗教作为根据，才能建立一个完整而切合中国国情的计划。因此，本局各位设计委员和工作人员，对于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如实业计划等）和十年国防计划，要特别注意，切实研究，尤其是总理十年国防计划是一部博大的建国要则，原著虽在总理广州蒙难时毁于兵火，于今仅存目录，但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目录，就可以知道，总理对于中国建国工作眼光何等敏锐，规模何等远大。在总理的心目之中，早有一幅世界和平危机的展望，与我们中国独立生存的图案，要为我们国家民族策永久的安全，并且指示了努力的途径，我们现在设计中国建国的方案，实在不能不以总理这几种重大遗教为基础，然后才有中心思想，才不致漫无标的。^[44]

　

建国方案的设计只有以“总理遗教”为基础，才能有中心思想，而不致漫无标的，可见蒋介石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所受孙中山影响之深。但蒋介石并不主张照抄照搬孙中山实业计划，他也强调设计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与需要，“现在的环境与总理订定实业计划时已有不同，而且我们在此二十余年之中，也增加很多实际的经验，但我们尽可斟酌环境的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总理所订的原则之下，加以充实发挥，就可以订定一部‘实业计划’的实施方案，来贡献于国家，贡献于世界”^[45]。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主要构想，就是以世界大战后国际剩余资本来开发中国经济。因此，蒋介石对实业计划的“世界意义”也十分重视。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议，蒋介石出席并说明战时经济政策主张，提出实现实业计划，是世界与东亚和平的基础：“国父在第一次欧战结束时所提出之实业计划，不特为推行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而旷观大势，更非完全实现此一计划不可。因为此次大战的规模，远过于上次的欧战，将来大战结束后的机器技术，如能输入中国发展中国经济，不独可以解决世界上因经济失调而造成恐慌与争夺的祸患，亦可奠定东亚和平百世之基础。不过，这必须我国能在战时树立国防经济基础，且能共同一致坚苦忍痛，以完成战时建设基本事业为前提，不自努力的国家，决无资格希望国外资本技术的援助与合作，即使有之，亦不是平等互惠的合作，这是我们应该深切明白的。此外无论在教育文化方面，国民生活方面，无论政府和国民，均必须根据这一方针作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发扬民族道德，促进科学知能，普及国民教育，奖励劳动服务，使国民均能尽其建设国防之天责；必须抚恤伤亡，救济灾难，优待抗属，保护妇孺，并推进卫生教育，以谋人口之安全与健全。”^[46]为战后获得国外资本与技术的援助与合作，在战时就必须根据实业计划采取各种政策，完成战时基本建设事业。由此可见，实业计划对战时蒋介石基本经济政策设计有着严格约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但国际形势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更为重视实业计划之实施。1942年11月21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工作总检讨会，指出“本党当前最大之使命，厥为实行总理实业计划，建设三民主义之新国家。因此，建国大纲与总理实业计划之实施，即为本党今后一切党务与政治工作之总对象”^[47]。23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总理纪念周，再次强调“今后的努力，就要以实行总理实业计划与建国大纲为总对象”^[48]。

为实施实业计划，蒋介石决定加强人才培养。1943年1月10日，蒋介石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及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开学典礼，指出：

　

政府就是为了要实行总理的实业计划，因而创设党政高级班和国防研究院来准备人才和技术，以为将来实行的基础。今天各位入学受训，就是来担负这个任务，将来实业计划能否实行，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这一点，各位文武同志必须一致认识！要知道：我们国防的建设，决非单独的军事可以成功，必须整个实业计划成功，国防才有巩固的基础，而同时我们党务政治社会各种业务，亦莫不可归纳为实业计划之一部分，党务政治社会建设之有无成绩，全视实业计划能否实行以为断。总之，总理的实业计划如能完成，就是我们建国的成功，亦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实现。^[49]

　

将实业计划能否实行视为国防建设，乃至党务政治社会建设等的关键，并将实业计划的完成等同于建国成功与实现三民主义，显然与蒋介石对此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息息相关。同时，这也表明蒋介石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与蓝图。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国经济学说》，对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总政策进行阐述。关于实业计划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蒋介石指出：“民生本位，计划经济，民生与国防之合一，这三点是我们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详细地说，我们国父取西洋工业社会经济学说的精义，纠正他们的弊病和缺点，而以中国的经济的原理为本位，贯通起来，创造民生主义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构成伟大周密的实业计划。我们国父的实业计划即是国防经济计划的基础。”^[50]4月4日，蒋介石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理纪念周，指示要实现三民主义，就“要依照总理实业计划的指示，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中国”^[51]。要实现建立现代工业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目标，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可见实业计划在蒋介石经济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日渐明朗，蒋介石确信中国抗战不久将取得胜利，因而，他开始思考与筹划战后经济建设政策。1943年4月20日，蒋介石出席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并发表演讲，指示工业建设方针政策：“今后工业建设，应由国家经营，抑国营与民营并重？此一问题，目前一般社会尤其企业界极为重视。根据总理实业计划之指示与民生主义节制资本之主张，则一切大规模之工业建设，皆应由国家经营。然此一原则之实行，仍须斟酌建设时间、国防环境与国家经济条件如何而定。以我国目前所处之环境及现有之经济条件与社会情形而言，本席以为抗战结束后之最初十年间，我国重要工业建设，尚不能全部国营，必须采取国营与民营并行之方式，且有若干工业，民营较之国营尤为便利者。”^[52]蒋介石对工业建设政策的指示说明他对实业计划必须适合现实国情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当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政策原则与现实政策环境发生冲突时，蒋更愿意迁就后者，而不是拘泥于“总理遗教”的条条框框。9月6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再次指出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外资与技术：“我们讲到经济，决不能只看到战时经济，只注意如何维持现状，渡过难关。我们此时就要准备战后经济的建设，实行总理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这就要确定两个主要的目标：（一）要促成中国工业化；（二）要提高人民生活。为实现这两大目标，我们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刻苦努力，同时一方面也要与国际经济相配合，与世界友邦密切合作，这就是要利用外资与技术，来完成我们的建设。所以此次全会对于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以及对外贸易等各种方针，也要有一个妥善的决定。”^[53]在蒋介石推动下，9月11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案》。9月18日，蒋介石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指出“战后经济建设的开展，应该在战时即有充分的准备，我们要完成建国大业，必须实行国父的实业计划，使我们中国得以工业化，同时使我们国民生活得以提高。……而且在这次抗战六年之中，我们过去产业分布偏枯畸形的趋势，已有改正，西北西南，日就繁荣，轻重工业，平衡发达，国营民营，各有成就。因此这一次十一中全会决定了‘工业建设纲领案’和奖励外资的方针，政府认为我们战后的经济建设，应该以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同时并进，而一切规模，必须及早奠立。这件事关系重大，经纬万端，也希望参政会同人，注意研讨，供献意见，并鼓励全国同胞与有志青年，共向建设的大道而努力迈进”^[54]。实现工业化，并且以区域开发、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为手段，这是蒋介石对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的再次确认。在抗战即将结束之际，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宣示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5年，抗战进入最后阶段，面对即将来临的胜利，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展望实业计划的前景：“我们加盟国的密切互助以及向盟友接触学习机会的加增，使我们国父以国际合作，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实业计划有了实现的保证。我们一旦打倒了敌寇，不但民族民权主义可全部完成，而且民生主义也可以整个实现，来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补偿战时所受的残破牺牲。”^[55]这一书告暗示，虽然在遭受“残破牺牲”的抗战时期没有全面实现实业计划的可能，但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善却提供了国际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实业的机会与保证。这也显示了蒋介石以对外开放来推进实现民生主义的坚定决心与基本政策。

在抗战准备与持久抗战的政策环境之下，蒋介石坚持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抗战力量的源泉，也符合这一次大战中反侵略盟邦作战的理想和目标。所以我们党员以及国民最大的责任，无过于实行三民主义”^[56]。这一认知促使蒋介石提出在抗战中建国的战略构想。就战时经济政策而言，蒋介石确实力图贯彻孙中山经济思想之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所制定或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大都可以从“国父遗教”中找到思想来源。意识形态对战时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受到战时政策环境与国民党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设计与政策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其经济思想又具有多变性，有时甚且前后矛盾。^[57]可以说，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的实际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抗战环境与革命建国目标的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注释

[1]蒋纬国主编，李复甸、朱言明著：《蒋中正先生与中国之现代化·总序》，（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3页。

[2]关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研究，请参阅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黄明同、卢昌健：《孙中山经济思想：中国建设前瞻者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殷作桢：《蒋委员长的思想体系》，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第71页。

[4]杨天石：《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8页。

[5]蒋介石：《内政会议的使命》，贝华主编：《蒋介石全集》（上册），文化编译馆1937年版，第295页。

[6]《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2卷，第214页。

[7]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136页。

[8]关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研究，请参阅韦杰廷：《孙中山民生主义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洪墩谟、谢元坤：《民生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台北）正中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

[9]蒋介石：《三民主义要旨与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253—254页。

[10]蒋介石：《三民主义要旨与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254—255页。

[11]蒋介石：《三民主义要旨与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255页。

[12]《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13]《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8日。

[14]《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3日。

[15]《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6日。

[16]《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5日。

[17]《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26日。

[18]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96页。

[19]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98页。

[20]蒋介石：《地方行政人员应努力之途径与方法》，《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274—275页。

[21]蒋介石：《建国运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589—590页。

[22]蒋介石：《五届八中全会应有之检讨与努力》，《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94—95页。

[23]蒋介石：《本届财政会议之任务与实施土地政策之必要》（1941年6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82—83页。

[24]蒋介石：《五届九中全会之要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456—457页。

[25]《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53页。

[26]杨天石：《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15页。

[27]杨天石：《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9页。

[28]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30页。

[29]郑大华：《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53页。

[30]蒋介石：《贯彻本党革命救国方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97—98页。

[31]杨天石：《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8—9页。

[3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16页。

[3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199页。

[34]周开庆：《经济问题资料汇编》，（台北）华文书局1967年版，第52页。

[35]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4月号（总第82期），第90页。

[36]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84—85页。

[37]蒋介石：《国父遗教概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85页。

[38]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4卷，第88页。

[39]《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199页。

[4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4卷（上），第200—201页。

[41]蒋介石：《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1939年5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编战时建设（3），第23页。

[42]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卷，第154页。

[43]蒋介石：《中华民国三十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1卷，第241—242页。

[44]蒋介石：《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51页。

[45]蒋介石：《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其工作要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53页。

[46]蒋介石：《抗战的新形势与全国努力的方向》，《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8卷，第67—68页。

[47]蒋介石：《对于党政工作总检讨之指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376页。

[48]蒋介石：《改进党务政治之途径与方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9卷，第388页。

[49]蒋介石：《党政高级班与国防研究院创办的目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4—5页。

[50]蒋介石：《中国经济学说》，《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5卷，第31页。

[51]蒋介石：《青年团之职责与当前急务》，《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99页。

[52]蒋介石：《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开幕致词》，《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144—145页。

[53]蒋介石：《全党同志应研讨建国问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263页。

[54]蒋介石：《说明抗战建国最重要的问题》，《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0卷，第272—273页。

[55]蒋介石：《抗战建国八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2卷，第119页。

[56]蒋介石：《贯彻本党革命救国方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97页。

[57]请参阅赵兴胜：《论国民政府国营与民营经济范围之划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