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浙间产业转移的原因和路径

一、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

沪浙间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一）要素结构的变化

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虽然中国要素禀赋的特点是劳动力要素资源充沛，以及由此而来的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但是，从中国国内区域比较的视角来说，上海并不具有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前，甚至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主要产业还是集中于纺织、服装以及文教用品、普通机械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1）中国处于计划经济的状态，资源配置不是根据其稀缺程度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计划安排决定，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要素资源的稀缺性；（2）中国，包括长三角地区从整体上讲，仍处在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阶段，即工业化发展的初期或中期的发展阶段，工业发展受资本和技术资源稀缺性的约束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普通机械等，相比农业和手工业，也是如此。再加上，即便同为纺织、服装、普通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产品的档次不同，受资本和技术资源的约束条件也不同。^〔27〕从中国国内来说，改革开放前，乃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时期，尽管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有主导地位，但比较中国国内其他地区，包括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上海在产业的升级链上依旧是居于前列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上海周边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农村工业化进展很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转移到制造业领域，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制造业，特别是一些不太需要大量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也就是受技术和资本资源约束程度较低的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进而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而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和行政区壁垒，使得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的上海企业不能通过自由地使用周边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于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开始向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转移。

（二）市场体制的改革

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市场改革，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区域转移还是不可能发生。但是随着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特别是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价格逐渐放开，以及市场的逐步形成，由产品的市场价格所反映出来的区域要素禀赋的结构差异，以及反映这种差异的区域比较优势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

不仅如此，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由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异，以及市场化改革的产业差异而引起的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发展的制度成本的差异，对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特别对上海和江苏、浙江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开端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而来的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使得上海周边地区的江苏和浙江在相当长一个期间内，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快于上海。另一方面，中国以放开价格为代表的对产业管制的撤除，或者说，分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基本上也是按照农业、轻纺工业（主要指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重化工业这样的顺序展开的。这就出现了如下的情况：浙江、江苏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已经开始按照市场化的要求运行了，而上海的国有企业依旧难以从计划经济的体制束缚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于面临的市场的同一性，即无论江苏、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且这个市场（以轻工、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市场）已经较早地市场化了，这样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就面临着不断加大的制度摩擦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成本的提升。比如说，在江苏和浙江地区，随着产品市场的形成，要素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乡镇企业在劳动力的雇佣方面也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但是，在上海几乎所有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即便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市场化的国内市场，其所在地上海区域性的要素市场迟迟不能形成，当然也不能从邻近区域雇佣更为低成本的劳动力，国有企业在企业用工方面、在工资决定方面都还是计划经济的模式。再加上，上海的国有企业在企业体制及其内部管理体制上，都还没有脱离计划体制的束缚，由此带来的对外部市场环境的不适应和制度摩擦，形成了上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高昂的制度成本。这种制度成本使得上海企业的竞争优势受到了进一步削弱。

（三）资源互补型的区域经济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开始从上海转移到了江苏和浙江。然而从竞争优势的转移到产业转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江苏、浙江转移？

我们首先从上海和江苏、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分析入手。在分析上海和江苏、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时，一种说法认为这两者是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或者说，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增长极，这种说法在20世纪90年代是很“流行”的。^〔28〕但现在看来，中心—外围说，或增长极理论已经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实际上，上海和江浙地区从要素流动的角度讲是一种“邻域互补”型或“邻域渗透”型的区域经济关系^〔29〕，而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则存在着一种前后继起的“雁形形态”。

构成上海和周边地区（江苏、浙江）的邻域互补型区域经济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外部环境的连续性（非二元性）和内生要素资源的互补性。

1．空间距离上的连续性

浙江、江苏和上海在地域上的互为邻域，空间距离的接近，使得两地间的要素和商品流动的边际成本走低。区域经济学和区际贸易理论中的引力模型清楚地表明了区域之间的贸易量和要素流动量，可以用一种类似万有引力定理的模型来说明，即这种流动量大小是和两区域的距离成反比，和它们之间的经济能量成正比的。^〔30〕

2．传统社会文化上的连续性

上海和其周边的江浙地区，不仅在经济地理上同属一个区域，即同处长三角地区，具有共同的区位地理特征，而且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由此形成了无所不在的高密集度的民间社会联系网络。这种主要由各种民间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联系内生出来的要素流动网络，构成了转型经济时期上海和包括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之间要素互动交流的主要通道。

3．发展水平上的连续性

浙江和上海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日趋接近也为两地间要素流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表明，人均收入水平类似，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往往更密切，也更容易走向市场一体化。

4．经济发展内生资源上的互补性

浙江的资源优势在于具有相对丰富的企业家资源以及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对于后两种要素资源的优势，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31〕浙江在企业家资源方面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传统文化因素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其中也和临近上海的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在20世纪初，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出生于浙江的企业家就是上海工商、金融界最活跃和最有实力的群体。^〔32〕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内在的必然性，这种情景可能会在这个世纪继续演绎下去。浙江企业在上海的投资的活泼展开正是反映了浙江的这种资源优势。与此相对应，浙江人曾经盼望的上海对浙江的投资之所以没有出现，也不是因为上海比浙江更穷、更缺乏资本，而是上海缺乏企业家资源，或者说上海的企业家成长状况相对浙江更为落后。^〔33〕因为用于创办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其本质是经营资源的移动和企业家资源的“溢出”，没有丰富的经营资源、没有充足的企业家资源就不会有对外投资活动。

上海的优势是其拥有浙江难以赶超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条件，包括市场环境、国际影响和国际号召力、地名品牌、中央支持程度、市民素质、基础设施以及综合的人力资源完备程度，特别是各种专业人才的完备程度，还有法制环境等等。

图9-9　浙沪区域经济关系——邻域互补型

二、产业转移的路径

（一）江浙地区和上海的产业同构

上海和周边地区（江浙地区）的这种连续性和同一性决定了上海的产业转移的必然方向。

国际产业转移的现实表明：产业转移一般很难发生在“一方全有，一方全无”的两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而是更多地发生在具有“产业同构”特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就是说，A国的L产业向B国转移，是因为B国也有L产业，即L产业是A、B两国具有“同构”属性的产业，如果B国没有L产业，A、B两国之间的产业转移就不会或很难发生。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说明。

小岛清认为，边际产业扩张是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转移的外部形式）的原则和理想模式，如果L产业是投资国（即产业转移国）的边际产业，即投资国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L产业又是投资对象国（产业转移国）具有或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如果投资国企业将自己的经营资源从本国的L产业（即所谓的边际产业）中撤出来，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L产业中去，对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都是一种福利最大化的选择。这就是小岛清的顺贸易模式^〔34〕。显然，该模式的前提也很明确，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都有L产业，这就是“产业同构”是产业转移的基础条件论的理论根据。

上海和江浙地区都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上海向江浙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必要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谈到的“产业同构”。上海和江苏、浙江的产业相似性一直很高，特别是上海和苏南以及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之间的产业相关系数高达80％～90％以上。^〔35〕

江浙地区和上海产业同构的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1）要素资源结构的类似，包括地理条件、技术积累、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的整备等等。当然从总体上来说，上海的人力资源、技术积累、工业化发展水平都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高一个档次，但是周边地区可以利用紧邻上海的条件，通过和上海企业技术合作，包括各种民间渠道的技术合作来弥补这些差距，从而发展起和上海类似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各个制造业产业。

（2）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分权运动，给予地方政府以充分的发展经济的自主决策权，从而使得周边地区可以利用地方行政的力量来排除外地产品，其中很多是来自上海产品的有力竞争，筑起类似国际贸易中非关税壁垒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发展起自己本地的“进口替代”产业。

总之，上海周边地区是从两方面入手发展起自己的产业的：从微观层面上，利用各种民间渠道，获取上海的技术转移；在区域层面，则筑起“非关税壁垒”阻击上海产品对本地市场的占领，由此发展起自己和上海产业、特别是和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类似的“进口替代”产业。

既然有相同的产业，就会有竞争。由于产业转移方是失去了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产业转移对象方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产业转移方和产业转移对象方之间又存在着广泛而绵密的要素流动渠道，竞争的结果导致产业转移的发生就是必然的。

（二）产业转移的方式及路径特点

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首先来自竞争和合作。

笔者在分析改革开放前后上海和江苏、浙江地区之间的产业经济关系的变迁时曾认为：改革开放前，江苏、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计划体制下的垂直分工关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曾经是上海工业制品重要市场的江苏、浙江成为上海有力的对手。^〔36〕

竞争的结果是上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的转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上海和江苏、浙江之间的产业转移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但仅仅有竞争，只是产业区域转移发生的必要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如果只有竞争，没有合作，就不会有要素的流动；没有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也就不会发生。

产业区域转移中的竞争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微观经济现象，即通过转移区域和转移对象区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进行的。

传统的产业区域转移常常表现为，产业转移地区（国家）的企业（或跨国公司），通过向产业转移对象地区的直接投资，以及经济技术合作，将自己在产业转移地区（国家）的生产能力转移到产业对象地区，从而获取更大要素的边际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产业转移对象地区的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发生于长三角区域内部次区域间的产业区域还带有传统的区域产业转移所不曾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反映在产业区域转移的路径上。

上海向周边地区，如对江苏、浙江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是在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载体是直接投资，就像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亚洲NIES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产业转移，主要是通过大量的直接投资进行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上海对上海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主要的不是通过直接投资，而是主要通过企业之间的技术经济合作进行的。这种技术经济合作导致技术的转移，进而导致产业转移。

采取这种主要以经济技术合作为主的产业转移方式的原因在于：

（1）上海周边地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瓶颈是技术的短缺，包括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等。这是因为由于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和中期阶段，主导区域发展的主要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发展这些产业，资本的需求不会很大，且无论江苏还是浙江，由于地方政府或者民间主导的资本积累系统的有效运行，资本的短缺并没有构成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另外，比较上海来说，周边地区在改革开放的初、中期市场化改革进展相对较快，企业家资源的短缺也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企业家的大量产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创业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环境。而这方面，上海并不对周边地区拥有优势，由于缺乏企业家资源，所以上海也不可能采取对外投资的方式进行产业转移。但是上海拥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资源和经营管理资源，包括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品牌优势、销售渠道等，这是周边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迫切需要的资源。

（2）由于具有共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上海和周边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包括家族层次的、民间层次的、社会关系层次的，社会团体层次的、企业层次的，地方政府层次的各种联系非常密切，形成了绵密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常常成为经济技术合作的渠道，为上海和周边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周边地区的各种非国有企业常常通过这种关系渠道，和上海的国有企业建立各种各样的经济技术协作关系，甚至绕过上海的企业，直接和拥有技术、管理或经营资源的人力资本拥有者建立合作关系来获得技术等要素资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量存在于上海和上海周边地区的“星期天工程师”。

（3）计划经济时期和转型时期的某些制度安排，也为以技术经济合作为主要载体的产业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如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央政府提倡进行区域技术经济合作，对推进当时上海和周边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的技术经济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37〕，虽然这些区域经济合作一些正式的组织结构，如当时设立的“上海经济区”由于各地方政府的消极，而趋于瓦解，但微观层次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由此而来的技术转移却依旧活泼地进行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从计划经济体制中产生出来的国有企业并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概念，当然也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因此技术转移的制度壁垒几乎不存在，甚至通常的会计成本意义上的财务壁垒也很低。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国有企业出于对企业短期利益的考虑，常常采取类似现在国际上流行的“OEM”的方式，扶持周边地区的非国有企业，通过积极地向周边地区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来分享周边地区因低成本劳动力、低环境保护费用等资源优势所带来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短期收益。^〔38〕这些技术转移，由于没有一整套保护知识产权，提高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制度设计，技术转移方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虽然短期内获利，但是这些利益常常被用于企业内部人的生活福利，对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并无太大的作用。相反，“OEM”加快了技术转移的步伐，提高了周边地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终使得上海的国有企业加速陷入困境。

这些微观经济现象的集合，就是上海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向周边地区的转移。

由此可见，上海向周边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的主要途径和载体是经济技术合作，是技术转移。由技术转移，再到产业转移，这对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一种有准备的企业发展战略行为，甚至对产业转移发生地区域来说，也不是一种有准备的产业结构调整行为，而常常表现为一种由于一系列企业短期行为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如上海的国有企业为了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而将一些生产工序转移给与其“联营”的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由此获取的“超额利润”，则被用来发放“奖金”，即作为企业内部人的福利增量。还有直接用技术转移（经济技术合作）即用帮助周边农村地区创办乡镇工业的方式换取对方农副业产品的案例（陈建军，2000）。^〔39〕之所以要选择这样的做法，是因为可以回避国家规定的国有企业的财务程序（如果国有企业之间进行这样的交易就不能回避），通过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交易，将属于国有的资源（如技术）转化为属于企业内部人（包括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可以控制，可以自行处理的企业剩余。由此可见，这种由技术转移而来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是上海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副产品。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的特性开始受到侵蚀，国有企业事实上已经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对上海的国有企业来说，通过与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协作和技术转移，能够获得国有企业之间的技术协作所不能得到的利益，这种利益驱动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技术转移得以兴旺的重要原因。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有50％的国有企业与周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建立了各种联营和合作关系（洪银兴，2003）。^〔40〕

上海的国有企业为了自己的（短期）利益选择了和周边江苏、浙江民营企业（包括各类乡镇企业和个体私有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导致了技术转移。这种技术转移的结果之一是培育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些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下，上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陷入困境，被迫处于守势，而周边地区的相关产业则逐渐壮大起来。由此，导致了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心的迁移。这就是上海和周边地区产业转移路径和机理（见图9-10）。

图9-10　上海和浙江、江苏地区的产业区域转移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