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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长三角创新机制,打造中国的创新中心

时间:2022-11-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而在沿海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地区是最具条件首先成为中国的区域创新中心的。这不仅因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中国各地区的前列,而且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和城市化集聚的程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程度也是全国最高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是目前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为打造中国的创新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心。但增长中心不一定就是创新中心,要使中国经济发展走上自主创新的轨道,首先需要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打造成为创新中心。而在沿海三大经济圈中,长三角地区是最具条件首先成为中国的区域创新中心的。这不仅因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制度创新一直走在中国各地区的前列,而且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和城市化集聚的程度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程度也是全国最高的。这些都为区域创新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同时,长三角区域的多个城市都已经着手建设创新型城市,建立了区域创新的合作机制(如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等),设置了相关机构(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由此可见,无论就经济基础还是政策环境来看,将长三角地区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打造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相比于其他区域都更具优势。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进一步推进经济和要素的集聚,推进城市化,打造城市带

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城市化集聚两种,集聚的结果分别体现为产业集群和城市带。推动要素集聚,加快产业集群发展,推进城市化,将会大大促使创新的产生。

产业集聚过程中大量相关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使得近距离观察和面对面沟通的机会大大增加,与其他企业协调进行创新试验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都有利于形成创新的良好氛围,而集群内竞争的加剧也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创新。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上海已形成了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包括宝山区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嘉定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山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浦东、松江的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等;浙江则形成了以“小商品”为主的产业集群,嘉善木业、海宁皮革服装、萧绍平原的化纤纺织、慈溪家电、嵊州领带、余姚塑料和宁波服装等都是浙江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等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集群,其产业配套和集聚的范围已扩展到整个长三角区域。

虽然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长三角已形成的产业集群“低、小、散”现象突出〔48〕,这不利于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集群化水平,扩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提升产业集群档次,通过集群内的交流与合作促使更多的技术、市场和组织创新的出现。

城市带或都市圈的出现是要素不断在空间集聚的结果,这种集聚促进了多元化的知识和文化的交流,带动了不同类型人才的集中,从而构成区域创新的动力源泉,影响着一个国家或一定地域的经济发展进程。推动城市群建设,合理确定群内所含城市的功能分工,对城市群内生产要素和资源进行战略性重组以获得整体上的规模效应,有利于生产要素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从而促进创新的产生。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是目前我国发展相对成熟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为打造中国的创新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建设,以此带动区域创新,可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明确城市功能,促进专业化程度的提高;第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城市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推进国际化和多元化

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创新多发生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区域。国际化有利于国外文化技术的流入,国外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也将对国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促使更高程度的多元化,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影响着创新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长三角区域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长三角进出口贸易首次双双高于珠三角地区,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从外贸依存度来看,2004年长三角的外贸依存度(出口总额/GDP)为59.9%,而珠三角地区外贸依存度接近长三角的两倍,达到112.6%。可见,仅就对外贸易而言,长三角地区还有巨大的开放空间。在投资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向正从珠三角地区向长三角地区转移。2004年,长三角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高于珠三角地区(2000年和2004年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7.5%和34.6%,珠三角分别为27.7%和16.5%)。伴随着投资进入还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这些都包含了大量企业进行原始创新、集合创新所需要的元素,直接的对外技术贸易则可以促使企业走上引进、消化、吸收的再创新之路。

三、鼓励要素流动,加快推动一体化进程

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商品及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提供了更多种组合的可能性,从而促使创新的产生。实现长三角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市场,实施一体化的政策,将为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一体化促进了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扩大,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市场带来了需求的多元化,且催生了更具实力的大企业的出现(这些大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从而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激发了创新。一体化的大市场也刺激了小厂商创新的积极性,并通过积极寻求与其他厂商的合作来实现创新。此外,一体化意味着无障碍人才流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的相互协作建立了创新的人才基础,技术交易市场的一体化使得新技术扩散和进入应用过程更加迅速。

长三角一体化速度比较快,程度不断提高。但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入,很多问题都显现出来,构成进一步一体化的障碍,也成为长三角区域创新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城市发展规划及公共管理的非一体化,产业结构趋同,商品、要素及服务市场的非一体化等方面,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曹明园,2006)。总之,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更加自由的要素流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而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依靠制度创新来实现。

四、深化产业分工

由于发展条件、发展基础及发展机遇的相似,长三角存在严重的低水平产品同构与产业同构问题,这为长三角创新能力的培养带来障碍。产品同构与产业同构导致城市之间、地区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较弱,跨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难以展开,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出台造成区域市场的分割与破碎,这些都与创新所要求的一体化及多元化相悖。深化产业分工,合理确定长三角两省一市产业发展目标,实现错位发展,才能为长三角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好的环境。

注 释

〔1〕 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2〕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 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家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务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4〕 据当时在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任职,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有关长三角的特别报道)

〔5〕 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6〕 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也称为垂直解体(vertical disintegration),与垂直一体化是相反的过程。

〔7〕 引自李晓华《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与网络化》,《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一文中对垂直分工的概念界定。

〔8〕 Thomas J. Holmes.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and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April 1995.

〔9〕 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4》的行业数据,我们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工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通用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饮料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这18个行业的数据汇总,作为各地区的制造业数据。

〔10〕 其他的重要动力包括中央政府的倡导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组织协调。

〔11〕 《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12〕 陈建军:《论上海和浙江的区域产业经济关系》,《管理世界》2002年第5期。

〔13〕 2003年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有关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发言是一个标志。

〔14〕 这虽然不一定都具有正面意义,且也表现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某些制度缺陷。但是在吸引企业投资方面无疑是有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的。

〔15〕 陈建军:《浙江的比较优势是企业家资源的优势》,《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12月。

〔16〕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走出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专用名词,有人称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专有名词(《香港商报》,2004年8月25日)。其意思是指国内企业或经营者到境外投资开办企业,从事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和建立各种营销机构等,也指国内地方企业离开原驻地的跨区域发展行为。

〔18〕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如宁波红帮裁缝的创始人江良通早年从日本学艺回到上海,于1896年在上海南京西路开设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和昌号”。江良通过世后,由其弟弟代管店铺,10多年后,其子江辅臣从上海圣芳济教会学院毕业后,接管父亲的事业。他以熟练的英语和高等学历与英国总督交往并接纳了英租界工部局大批职业装业务,他本人也被同业公会推为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宁波晚报》2003年12月24日)

〔20〕 所谓“红帮”,即为“红毛洋人”制作西服的裁缝师。可参见《何谓“红帮”》(http://www.yfu.cn2006年2月10日中国服装款式网)。

〔21〕 一个可以比较的事例是温州模式和晋江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福建晋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势头也非常好,甚至在温州之上。当时被称为“晋江模式”。但是,由于浙江和上海之间的紧密联系,温州的发展方式在1985年由上海的《解放日报》首先加以报道,并定义为“温州发展模式”之后,温州模式就取得了这类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要发展动力的发展方式的话语权和代表权,在中国的体制背景和文化环境下,这对两地后来的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22〕 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理论与实证分析》,中华书局2002年版。

〔23〕 作这样的设定,是因为我们假定在本研究中作为分析对象的产业区域转移发生在中国转轨经济时期这一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体制的原因,产业区域转移有时并不能用可观察到的(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投资行为来表示。

〔24〕 交易成本的概念是科斯(Ronald Coase)教授在其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入并阐述的。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广义地理解,就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它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从狭义上说,它指的是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寻找相应价格的成本、确定成交条件、签约、履约及为避免对方违约而付出的成本等。

〔25〕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资是按照计划,由中央政府部门统一规定的,各地即便有差别,也不会很大。

〔26〕 对什么是竞争优势有多种说法,如波特的竞争优势论(综合因素竞争优势论)等,还有李嘉图的机会成本决定论(即比较优势论,认为比较优势就是竞争优势)、劳动生产率优势论和绝对成本优势论(新古典贸易论)等等。本书取绝对成本优势论,即认为区域优势产业或优势产品的标志是同质产品的价格最低及其占有市场的竞争力。

〔27〕 对产业的分类有多种方法,比如说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就超越了通常的产业分类,以至有人认为,所谓的“产业内贸易”只是一种统计现象,当贸易商品类别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划分到9位数时,产业内贸易就不存在了,产业内贸易的现象依旧可以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用H-O模型来说明。(S. Chipman,"Intra-Industry Trade, Factor Proportions and Aggregation", 转引自P. J. Lloyd,"Reflections on Intra-Industry Trade Theory and Factor Proportions", St. . Martin's Press, 1989.)(参见程选:《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版。)

〔28〕 1990年代初期,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学者几乎都是采用这种分析模式的,当时是把浦东作为发展极。

〔29〕 陈建军等:《上海和浙江的区域经济关系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5期。

〔30〕 两区域间的引力模型可写作:alt,式中,Tij为i、j两区域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量,altalt为两区域的经济能量(如国民收入等),alt为区域i和区域j之间的距离。G、a、b、c均为参数。参见于宗先主编《空间经济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31〕 陈建军:《浙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走出去”战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1期。

〔32〕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3〕 我们所指的企业家并不就是工厂领导、公司经理、企业的负责人等,而是熊比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具有创新精神的工商事业者。事实上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上海有知名的企业但没有知名的企业家。

〔34〕 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中华书局2002年版。

〔35〕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6〕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7〕 如198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提出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方针,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38〕 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的“外包”、“外加工”,各种异地、异体制的“分厂”设置,就是转型时期中国版的“OEM”。

〔39〕 陈建军:《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40〕 洪银兴等:《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 童燕:《加快一体化进程 长三角联动时代的浙沪双城记》,中新浙江网,2007年7月24日。

〔42〕 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中华书局2002年版。但是这种产业区域转移和经典意义上的产业区域转移还是有所不同,经典意义上的产业区域转移主要是指产业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

〔43〕 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中华书局2002年版。

〔44〕 朱敏炎等:《21世纪初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5〕 朱敏炎等:《21世纪初长三角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6〕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晓娟对本节的文献整理作出了贡献。

〔47〕 《2004—2005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分析报告》。

〔48〕 李清娟:《长三角产业同构向产业分工深化转变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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