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研究

三、产业转移的动因和影响因素研究

(一)产业转移的动因

关于产业转移的动因解释比较多，包括了比较优势动因、产业集聚动因、经济发展阶段动因^[6]等。其中，基于产业分工视角的比较优势动因和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是目前解释产业转移最基本的动因。

1.基于产业分工视角比较优势的动因

国内外产业转移问题的最初研究是以国际产业转移为对象，以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背景，普遍认为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产业比较优势发生变化。

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比较优势动因论研究包括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论等。赤松要(1937)提出“雁行模式”，认为发达国家随着要素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相关产业将转移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小岛清(1973)根据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产业转移是为了回避产业比较劣势，发挥潜在比较优势而实施空间移动。小岛清认为，在本国的那些已经失去或者将要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将转移到具有或者潜在具有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国家。“边际产业的概念可以扩大，更一般地称为边际性生产，包括边际性产业、边际性企业、边际性部门”^[7]。弗农(1966)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前提，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产品属性的变化来解释产业转移现象。企业为顺应产品从新产品阶段到成熟阶段再到标准化阶段的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在要素丰裕程度不一的地区之间转移产业，以规避生产上的比较劣势。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动，产品的要素密集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即从最初的技术密集型变为资本密集型再变为劳动密集型，这样产品就会分别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不同的国家里进行生产。刘易斯(1977)认为，引起20世纪60年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人口的增长几乎为零，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又前所未有，引致了非熟练劳动力的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遗憾的是他只解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对其他如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问题没有作出解释。

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完善产业转移的比较优势变化动因。关满博(1993)从各国技术结构的差异性为切入点，由技术差异导致了产业分工，又由产业分工导致了产业转移。这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比较优势的动因，只不过比较优势的因素由劳动力成本差异向技术差异转变，这是一种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动因。而且，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广义产业转移的动因诠释，也可以解释落后地区和国家产业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的问题。威尔斯(1983)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1990)从局部创新的角度解释产业的转移现象，这些理论都属于动态比较优势变化的范畴，而且这些理论对解释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内产业的国际再转移现象有一定的说服力。

国内研究者在分析国内产业跨区域转移时，承袭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观点，普遍认为区域间的比较优势变化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近年来，有学者重视具体产业的跨区域转移动因研究，如李颖等(2012)研究了中国纺织业区域转移的动力机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是技术进步的表现。李颖等解释产业转移的动因观点比传统的比较优势动因有所进步，是一种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传统比较优势是一种静态的比较优势，假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禀赋不变，将技术排斥在外，但在实际中产业发展的技术作用日益重要，而且生产要素加入技术后将出现动态化，动态比较优势比静态比较优势更能解释现实问题。但关于具体行业的动因解释文献还比较少，而且也是以传统的静态比较优势作为动因解释^[8]。

2.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

产业转移问题不仅是一个产业经济学的范畴，也是一个地理经济学范畴。传统的以企业区位选择为中心的区位理论可以说是关于产业区域转移研究的理论发端。韦伯(1909)认为，工业区位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成本费用的大小。而影响生产成本费用的主要因素是:原料与燃料、劳动力费用、运输费、集聚、地租、固定资产的维修和折旧、借贷利息等，但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运费、劳动力费用和集聚3个因素。

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产业跨区域转移解释。克鲁格曼(2000)引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构建地理集聚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structure，CP)来分析产业转移问题。CP模型认为制造业集聚在某一区位，是由“向心力”和“离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运输成本、制造业部门的规模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是3个关键的影响其均衡的因素;运输成本的下降导致有前向和后向联系的制造业的集聚;理论预期是不断增加的专业化、制造业集聚和锁定效应。产业集聚的形成伴随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成熟的产业集聚平台因其具有强大的向心力而吸引更多的产业转移到该地(Klmienko，2003)。

丁建军(2011)还从新地理经济学角度归纳了产业转移的规律: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外围地区转移时，一般是依次转移的，也就是说，产业会优先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关联度最弱的产业最先发生转移，但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过程中甚至出现交叉反复现象;关联度最强的产业虽然转移时间较晚，但由于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其转移的速度也最快。具体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转移，因为密集使用劳动，所以此类产业对工资差距较敏感，因而最先从核心地区转移出去。而且，后转移产业的转移速度比先转移的产业快，并且转移可能存在不连续性，原因在于首批转移的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有助于其他产业的进入。消费指向的产业首先从集聚体转移。由于消费指向产业绝大部分需求来自最终需求，而非厂商的中间需求，因而这类产业与最终需求市场，即人口相关，而与产业集聚地的关系不大。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首先转移。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很少依赖其他厂商的供给，这些产业的区位选择对工资差距更敏感，没有太大必要选址于产业集聚区，因而，它能较早地转移。

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产业集聚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张鑫(2009)认为，产业转出地的产业集聚可能出现不经济是推动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产业转出地的集聚经济效应又使产业转移呈现黏性，产业集聚区的经济竞争力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的企业向产业集聚条件好、规模大、水平高的新集聚地区转移。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产业的区域转移。申洪源(2011)研究中国制造业部分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即在一个较大规模市场上市场需求份额增加将导致一个更大比例的产出份额增加，结果是众多产业在该地区集聚起来。对于那些发现强烈的“本地市场效应”的部门，把产业从高需求区向低需求区转移是很困难的，成本也很高。陈耀等(2008)根据本地关联性和外贸依存度(或外向度)两个标准的不同组合，将中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群划分为三种类型:“高关联、高外向度”集群，“低关联、高外向度”集群和“低关联、低外向度”集群，并分析三类集群的特征、迁移性和迁移方向存在差异。张存菊和苗建军(2010)以江苏省为例，对28个制造业的科技进步、产业集群、区域人力资本积累、沉没成本和资产专用性、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制度创新、政府阻力等因素对产业转移黏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业转移的黏性主要受沉没成本和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影响，进一步地看，最主要的是沉没成本而不是劳动力跨区域转移，而且实证检验表明产业集群对产业转移的作用不明显。

基于新地理经济学的产业集聚动因，其实质还是因为产业集聚能够形成集聚效应，达到节约成本(属于广义上的交易成本)的效果，从而吸引外部产业转移，或者阻碍产业转移出去(但是，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或出现产业集聚的不经济，从而迫使产业转移到新的集聚区)。因此，产业集聚动因和比较优势动因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产业为了节约发展成本而出现的转移活动。而且，产业集聚动因更多的是解释一个国家的区域产业转移。

(二)产业转移(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

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从微观层面看，就是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企业是逐利的，区位的选择要对各区域包括企业自身状况、劳动力、原材料、自然资源、制度、环境等在内的综合要素成本进行比较才能做出。

微观角度的企业迁移转移研究中，最著名的是邓宁(1988)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和国际生产综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三优势模式”，即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位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三优势”是决定企业对外投资、向哪个国家或地区投资的主要因素。Pellenbarg(1977)、Ristiansen(1978)等研究认为，企业迁移主要受发展空间、交通问题及劳动市场等因素影响。前两个因素主要引起企业在城市核心区域周围的近距离迁移，而劳动力短缺则是导致企业向其他边缘区域迁移的主要动机。Molle(1979)对1970年离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106家迁移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其中60%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而迁移，14%则认为交通拥挤是迁移的另一个主要动机。Brouwer等(2004)通过对21个国家企业迁移行为的研究，指出迁移动机随着企业的规模而减弱，也可能随着企业成长寿命而减弱。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沉没成本，而寿命较长的企业则更深地根植于当地的空间环境。企业迁移在各经济部门之间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从事农业、零售和大众服务、旅店与餐饮等行业的企业具有区位黏性，而从事企业服务、建筑、交通和批发活动的企业迁移的动机更强烈(Van Steen，2005)。小岛清(1966)针对不同要素的作用差异，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分为:①自然资源导向型;②劳动力导向型;③市场导向型。张文忠等(2000)认为，跨国企业投资的区位行为主要有:劳动力成本指向性、市场指向性、劳动力指向性、资源指向性和污染产业转移性投资。

中国学者认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促进产业转移的区域选择。张弢(2008)假设发达地区A地的某产业向欠发达地区B地转移，依据唐纳德·博格等人提出的人口“推拉”理论，产业区域转移也存在两种力作用，一种是推力，另一种是拉力。拉力与推力可分解为四种力，而每个力量又都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合力。发达地区产业的推力由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集聚不经济、生产要素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政策等因素构成的;欠发达地区的拉力是由生产成本低廉、产业集聚与政府改造投资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发达地区对产业区域转移的阻力是由产业集聚的“黏性力”、制度创新、政策支持、劳动力流动等因素构成的;欠发达地区的斥力是由产业发展基础相对落后、观念更新慢、要素市场不太健全、区域间无序竞争等因素构成的。推力和拉力的共同影响形成转移的区位选择。

研究者还发现，不同因素在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中的权重存在差异。周文良等(2008)基于米得法特—维纳克、欧曼、若丁和维纳布尔斯制造业区位决定模型，利用广东省2000年和2003年的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对广东省制造业区域转移决定因素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临近市场和经济规模是决定广东省制造业区域转移最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工资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

有研究者还发现，对于不同产业而言，影响区位选择因素也存在差异。多淑杰(2010)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地理(区位)差异或优势会吸引相应的产业转移，对纺织服装制造业来说，产业间关联和部门内关联影响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均具有重要的显著影响;对汽车制造业来说，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影响比较大;对电子设备制造业来说，部门内产业关联及外部性对其产业区位选择影响比较大。

国内学者研究了导致中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缓慢的因素。朱宜林(2005)、王花荣(2007)认为导致中国地区间产业转移微弱缓慢的因素包括:要素流动性的影响、劳动效率差别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极化效应、制度差异的影响。白小明(2007)认为，产业区域转移缓慢是由劳动力成本、行政、产业集群效应、文化、技术与体制等因素形成。李占国和孙久文(2011)用产业集群效应解释中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原因。贺胜兵等(2012)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探索了沿海产业难以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原因，认为地区劳动力成本差异并不能成为中西部地区吸引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优势，依靠劳动力成本差异驱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尚难以实现。

还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企业迁移的区位影响因素。周正柱(2011)认为企业迁移区位选择受到企业性质、产业类型、区位特征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地讲，不同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其迁移所考虑的因素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迁移决策所考虑的因素往往是不同的;处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如总部、研发、设计、制造、营销等，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会有所差异;处于不同区域的企业，其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也不同。因此，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主要包括内部因素、区位因素和其他因素三个方面。刘力和张健(2008)基于珠三角地区企业迁移进行调研分析，成本等相关因素是企业迁移考量的第一因素，重要性超过1/3，而各种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政策因素合计占到2/3。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大多数是从定性角度分析不同因素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差异性，而且考虑的因素还不全面，对于影响不同行业的具体因素差异性缺乏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