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沪苏投资环境比较

4.2.1　浙沪苏投资环境比较

据1650份有效抽样调查问卷显示⁽⁹⁾，认为创业最理想的省份中，选择上海、江苏的有871家，占52.8%；选择浙江的322家，占19. 5%；选择西部各省的240家，占14. 5%；选择广东的129家，占7. 8%；选择北京的88家，占5. 4%。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浙江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不足。分析其中内在原因，突出表现于四个方面：

1.浙江民企的商务成本明显高于沪苏

一是地价昂贵。浙江地域面积狭小，用地矛盾历来突出。稀缺的土地资源与日益扩张的工业用地需求、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格外尖锐，虽然各级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用地难问题，但进入工业园区门槛高，周期长，不能成为一个普惠制的政策，大量民营企业生产用地无门，不得不望而止步，另辟新径。这是造成大量企业外迁的直接原因。抽样调查显示，有668家企业认为浙江企业用地价格过高，占总数的40. 5%，认为难以得到用地指标的有968家，占58. 7%。在温州市工业园，其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在地价方面，上海、江苏占有明显优势，上海市青浦区的土地出让价格每亩仅2万元，浦东、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均在8万元/亩。江西省的有些县，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土地可以免费。造成浙江民营企业用地价格昂贵的原因主要有，其一是土地指标紧缺。据瑞安市反映，该市2002年的用地指标为1200亩，实际需要用地17000亩。再如，宁波市北仑区2002年计划用地指标2万亩，实际需求量高达7万亩，漏夜排队买土地现象屡见不鲜。还有不少企业反映，由于指标紧缺，土地指标价格逐年抬高，目前基本在2万元/亩以上，这也增加了企业商务成本。二是征地困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征地补偿与出让价格反差悬殊，致使农民对政府的征地政策不满。据台州市路桥区反映，该区征用农民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每亩为4～4. 5万元，但出让价格却高得多，如工业用地是每亩12～20万元，土地差价太大，农民不愿意低价被征。三是批地困难。浙江目前的土地审批手续仍然比较烦琐。苏州市尼泊林木业有限公司系湖州市南浔区一家整体外迁吴江市的企业，在南浔为征地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却一直未果。而企业外迁后，在征地方面吴江市就十分积极，当地政府指派专人为其代办相关手续。

二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从1999年到2002年，杭州、宁波等地房价一直处于全国的前列，一些企业为了寻找发展空间，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向外地迁移，尤其是一些以制造、加工、仓储为主的企业，先后易地迁移。据宁波市调查，该市海曙区中心地段商业用房的租金已经高达5000～10000元/平方米。据统计，从1996～2002年的7年间，全区就有500家企业外迁。三是劳动力成本高。浙江经济发达，民间资本充裕，百姓生活富裕，而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劳动力成本较高。兰溪市灵洞乡的水泥生产行业在当地颇有知名度，1999年以后，少数水泥企业开始不断外迁，如今灵洞人已在江西、贵州等省创办了130多家水泥厂，比目前灵洞乡水泥企业总数还要多。究其原因，首先是外地劳动力价格便宜。如江西一些地方，一个成年劳动力日工资水平15～20元，而在兰溪当地为25～30元。

2.浙江民企行业生长空间明显比沪苏挤

区域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经济的活力所在。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高速增长，这种块状经济中各个企业分工协作、互为服务的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的目光。新的块状经济，新的制造中心在浙江异军突起。目前，海尔、澳柯玛、科龙等企业纷纷把油烟机生产基地转到有270多家民营厨具企业的嵊州，诺基亚在杭州建立基地和研发中心，世界500强企业荷兰的诺贝尔—阿克苏公司也到嘉善木业基地入户，与此同时，浙江块状经济原本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激烈的矛盾更加凸现出来。调查中，一家外迁企业主的话语十分形象，他说：“企业的生长空间如同一只金鱼缸，鱼多氧气则少，金鱼的存活率就低。浙江个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渐趋饱和，同一片天空，同一个行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生存难度日益增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行业生长空间拥挤，是不少企业外迁的重要因素。”据调查，目前嵊州市的领带企业有1000多户，全市不足80万的人口中，以领带行业为生人口已超过10万人，40万社会劳动力中有3万人专门从事领带生产经营；台州塑料产业有上万家塑料企业，聚集了14万从业人员；在中国袜业之乡诸暨大唐，有1000多家原料生产企业、400多家原料经营商、8000家袜子生产企业、300多家缝头卷边厂、100余家定型厂、300多家包装厂、200多家机械配件厂、100多家联托运服务企业；慈溪市的家电现有整机企业1800多家，配套企业近万家，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个私民营企业；义乌市的饰品企业就达到1800余家。据温州市有关方面统计，目前该市从事皮革行业的企业多达4000多家，有一定生产规模的1000多家，也显得非常拥挤。著名的皮革生产企业红蜻蜓集团，目前已经在上海投资从事商务贸易行业，着手介入大型超市，行业过度拥挤，是其转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3.浙江民企得到的政策优惠比沪苏少

据对迁入上海、江苏的315家企业抽样调查显示，迁入地或投资所在地政府允许企业征地费用分期付款的有184家，占58. 4%；迁入地或投资地政府对新办企业能够提供办理证、照手续一条龙服务的企业有270家，占85. 7%；在上海、江苏新办企业的头三年，能够享受当地政府税费减免优惠政策的有271家，占86%；在上海、江苏新办企业的头三年，能够享受当地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的有249家，占79%；兴办同样的企业，大部分被调查企业认为沪苏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力度比浙江大。与上海、江苏等省市相比，浙江民营企业在政策支持上主要有以下不足：

一是税收政策执行过严。近年来，浙江各地为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后劲，相继通过减免部分所得税，提高增值税地方留存部分比例等优惠措施，进一步加大了税收政策扶持，但是外省市的税收政策更加宽松，条件更加优惠。如上海市青浦区实行“放水养鱼”政策，不仅所得税“二免三减半”，还将增值税留地方部分的50%—80%以奖励形式返还给企业。浙江的企业家到外地去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在浙江的税收都是进了盘子的，是基数，一点也减不掉，而在外地，迁入企业的纳税是绝对的增量，减免空间较大。

二是土地政策空间狭窄。土地问题是浙江个私民营企业近年来反映最强烈的，缺指标、地价高等矛盾一直得不到很好解决。而浙江相邻的江苏、上海许多县市，不仅允许土地出租、土地置换，而且允许企业征用土地实行分期付款。用地政策支持的力度之大令浙江许多个私民营企业望地兴叹。如江苏省盱眙县工业开发区，征地所有费用1.7万元/亩，即可获得50年的土地使用权，且政策极其优惠。

三是人才政策支持缺乏大动作。人才短缺，产品科技含量低，也是多年来困扰浙江个私民营企业做强提升的“瓶颈”。尽管企业呼吁不停，政府支持不休，但收效甚微。江苏省在这方面就敢于动真格，省里专门下文规定，支持私营个体经济组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吸纳和使用人才。对私营个体经济组织引进的高新技术、新兴产业等人才以及拥有专利、发明或有技术并属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级人才，提供便利条件，并帮助办理引进手续。同时，还建立“江苏省人才资源开发基金”，用于培养、引进高层次紧缺人才，奖励为经济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有功人员和为人才队伍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个人。并制定了有效政策，将该项资金的作用辐射到私营个体组织，使其享受与公有制经济组织同等的政策待遇。

四是政策把握上的灵活性不强。上海、江苏两地吸引浙江民营企业投资的政策力度较大，但与国家宏观政策直接抵触的不多，自己本地利益上真正“出血”的也不多，体现了政策把握上的灵活性。如土地允许以集体名义出租的办法；允许企业征用土地实行分期付款的做法；税收现征现返或财政奖励的办法；根据企业规模、产业政策等实施不同政策力度的办法；重视生活和政治待遇条件的做法，等等。

4.部门职能转换和服务改进措施不如沪苏到位

不少企业反映，浙江各级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能上相继推行了并联审批制、告知承诺制、一审一核制、首问责任制等一系列举措，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少数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观念和服务意识仍需提高。有的部门片面强调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打着规范的旗号，使本已降低的准入门槛重新抬高。而相邻的上海、江苏等省市，几乎所有的县（市、区）和乡镇领导都到过浙江招商引资。他们实行“放水养鱼”的政策，不但给浙江去投资的企业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而且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强、工作规范化、办事效率高。投资兴办企业的手续有专门机构和人员代办，快的当天办理，慢的也不超过一星期。江苏省的苏州市等不少地方都打出“亲商”“富商”“安商”口号，政府的亲商意识和工作生活软环境的营造已成为江苏发展个私民营经济的法宝。上海市区县在对内引资中十分重视吸引浙江民营企业，给予本地国有企业同等甚至更加优惠的待遇，客观上拓宽了浙江企业进沪的领域。他们在招商引资上流行一句话，叫做“谁砸政府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可见他们对政府职能转变、为企业服务确实动真格。难怪有的企业老总说，比较起来我们有较大的差距。

理性审视浙江民企外迁、资金外流现象，我们认为，这里面既有“西湖小、上海大”，企业本身发展外拓的客观必然性因素，也有因政策、环境因素被迫出走的原因存在。对前者，可鼓励，对后者，要反思。企业生态环境是生产发展平台及各要素的总和。调研中，从浙江外迁的企业家那里，我们感受到浙江民企外迁除了生态环境缺陷外，还有三方面因素同样在起作用：

（1）浙江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百姓经济唱主角。近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全省各地也出台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无论是用电用地、税收政策都能得到“特殊照顾”。而浙江适应民营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不仅缺少普惠制意义，而且必须达到当地政府规定的企业规模或者纳税额度才能享受优惠政策。许多不起眼的浙江企业家在当地默默无闻，迁到江苏后都受到非常的礼遇，被视为座上宾，当地领导还经常与企业联系，听取意见，征询发展要求，使企业一旦迁入，即有主人翁之感，留得住，留得安心。这也是造成浙江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2）做存量不如当增量。浙江民营企业在本省，当然是经济“存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政策享受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没有任何优先的特殊待遇。而迁到省外以后，就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量”。这些企业迁入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无论是税收减免、土地征用、银行贷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学都能享受“贵宾”待遇。调研中许多外迁企业都直言不讳地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宁做增量不当存量。我们在浙江与在江苏、上海相比，同样的纳税，同样的贡献国家，在江苏、上海明显居于优势，企业不但能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而且花同样的钱能够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何乐而不为！

（3）避免恶性竞争。浙江民营企业起步于千家万户的小作坊，追根溯源大多属于同宗同亲，夫妻店、父子厂、兄弟姐妹公司比比皆是，产品具有同类性。浙江许多专业村和工业园区，都是同行业，同产品，同市场。这些企业运转顺利时，彼此相敬如宾，一有风吹草动，就各立门户，各自为阵，反目成仇，恶性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仿制能力突出。“一品走俏，仿效蜂起，伪劣辈出、倾轧杀价”的混乱现象屡屡上演。义乌市美联饰品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称，义乌一些做大的饰品企业把视线转移到外地，就是想逃离当地低端市场的“浑水之争”。在当地市场，新产品一开发，数以千计散布在农村的作坊就大肆“克隆”，以低质低价快速冲击市场，仿制品顷刻满天飞。有时，美联的新产品仅生产一两批后即被迫停产，企业损失相当大。企业无法在价格上与低成本制作的小作坊抗衡，也无力制止仿冒的横行。痛定思痛，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