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公共物品供应中运用市场机制的成功探索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搭便车现象，就总体而言，公共物品由政府来供应的效率是最高的，因此，公共物品供应领域要以政府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物品的供应必须由政府垄断。恰恰相反，由于政府供给往往具有垄断性、强制性、非等价性等特征，公共物品供应出现了大量的低效率和浪费现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尝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高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浙江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发优势，使得浙江在公共物品供应领域也较早开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公共物品供应中的浙江特色。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和公共文化物品供应、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公用事业建设等领域，市场机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人类社会对公共物品的供应模式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到20世纪末，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公共物品供应领域大量引入了市场机制，不少国家在公共服务领域还基本实现了商业化运作的转型。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1．公共物品单一政府供给模式的主要弊端

公共物品供应领域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是，由于政府供给方式的垄断性和强制性，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现象，使政府难以有效承担起公共物品的供应职能。浙江的实践证明，公共物品单一政府供给模式往往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公共物品投入总量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一直未能形成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基本上是一种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政府过多地进入竞争性和盈利性投资领域，而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不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迅速增长，公共物品由政府单一供给的体制越来越难适应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越来越旺盛的需求。据统计，2003年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为0.95％，而中等发达国家为3.1％。我国社会保障占GDP的比重为2.6％，而美国在1999年就已经达到12.2％。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约为3.28％，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8％，都存在着较大差距。^〔11〕在民营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温州更是其中的典型。温州的市场经济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温州的城市基础设施却一直较为落后，无法满足温州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温州，由于受长期海防前线的区域位置和缺乏国有大企业的产业结构状况的影响，国家财政的投入一直不多，地方政府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虽然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依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和居民对公共物品不断增长的需要，资金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有关部门在对温州市基础教育经费专项审计的过程中发现，在温州，随着教育类公共需求的加速增长，教育经费安排不足和基础教育负债规模过大已成为财政的重要负担。^〔12〕温州政府在卫生事业上的经费投入也相对不足。按照国家“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最低标准，卫生事业经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低于8％。近年来，虽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温州市每年卫生事业经费的绝对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却停步不前，一直徘徊在5％以下。^〔13〕公共物品投入总量不足严重影响了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二是竞争体制不健全导致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不高。公共物品单一政府供给模式必然造成政府对公共物品供应的垄断。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掌握着主要的公共资源，政府及国有公用事业企业承担着几乎所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任务。政府既是公共物品供应政策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执行者。这种公共物品的供应模式不仅导致政府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垄断经营和缺少监督，公共事业企业往往机制僵化，缺乏活力，服务意识淡薄，严重影响公共物品的供应质量和效率。

2．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模式

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趋势是建立在公共物品需求的多样化基础之上的。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有着多样化需求，根据社会公众的各种不同需求，公共物品可以区分为纯公共物品、半公共物品等不同的类型。对这些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要采用不同的供给方式。公共性程度很高的纯公共物品，如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维持、市场监管、基础科学研究等，只能由政府独家直接提供。因为这些纯粹和典型的公共物品是非政府的力量所不愿也无力提供的。政府作为这些纯公共物品的直接提供者，将同时扮演公共物品供给的计划者、投资者和生产者的角色。各国的实践证明，这种直接的供给方式主要限于那些纯粹和典型的公共物品。除此之外，应该根据效率原则和实际可能，采取多种模式，尽可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应中，政府主要通过间接或合作的方式，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供应公共物品。从浙江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可以发现，除了政府独自直接供应之外，公共物品还可以通过以下多元化模式来供应：

一是政府和其他组织合作供应。政府是公共物品的主要供应者，但是，在许多时候，政府无法独自承担起公共物品的供应任务，政府需要与其他组织合作，共同承担公共物品的供应。这种合作，在浙江主要有以下类型：①主体合作，即以不同组织的名义共同来供应公共物品。在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解决某一群体的利益和情绪等复杂问题时，党委政府往往会和工会、团组织、学校、企业等共同出面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应问题。②人员合作。有些公共物品的供应，不一定以不同组织的名义共同出面，而是以政府或者其他组织独自的名义来供应，但是，仍然需要政府与其他组织的人员共同合作才能得到有效供应。如政府组织开展的打黄扫非、净化社会风气的活动，需要相关的组织和单位配合参加；而一些教科文组织开展的文化、卫生、科技下乡等活动，同样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③供应过程的合作。政府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中，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工作内容中，都需要社会其他组织的共同合作。例如在杭州市拱墅区，建立了30多个由政府出资、社区管理、“4050”人员组成的公益性场所，专门为辖区内6万余名老年、残疾和困难低收入群体服务。

二是政府委托其他主体供应。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中，为了提高供应效率，政府可以通过委托，把一定范围内的公共物品供应的任务和责任交给其他社会组织，发挥其他社会组织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作用。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以下组织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政府的委托，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中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①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浙江省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开展行业自律、维权和应对国内外贸易争端等方面与政府有着很好的分工与合作。正是有了一大批像温州打火机协会、鞋业协会这样能有效发挥作用的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大大提高了这些领域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和质量。②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浙江的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村民委员会既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又必须接受政府的委托承担一定的国家公共物品供应的任务。浙江各级政府较好地处理了这两者的关系，在努力发挥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功能的同时，使村民委员会在村庄整治、计划生育、征兵等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中也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③各类企事业单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独揽和垄断公共物品供应的现象正在打破，企事业单位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浙江，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生产经营类和中介服务类事业单位实行了企业化改制，而留下的真正从事公益活动的事业单位则更多地承担起了公共物品供应的职能。国有企业则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形成激励与约束机制健全的治理结构，使之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公益服务、技术创新等领域更好地发挥公共物品供应的作用。

三是社会自我供应。在公共物品的供应中，国家和政府承担着主要的职能。但是，由于公共物品具有不同的层次需求，在社会基层，许多公共物品完全可以由社会自我供应。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自我供给公共物品方面也进行了很好的尝试。主要有以下方式：①社区自我供应。无论是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还是城市的社区和居民委员会，都在社区内的公共物品供应和公共服务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较好地实现了社区的自我管理和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②各类组织的自我供应。基层社会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构成的，学校、企业、住宅小区甚至楼道都有各自特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物品。如何让这些组织发挥好他们自身所需要的特定的公共物品的供给作用？浙江省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例如杭州市下城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让党组织的作用进楼道，为居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为公共物品的自我供应发挥了积极作用。③基层群众合作互助和公民自我供应。即使在社会基层，也不是所有成员都有着共同的公共物品的需求，因此，有着共同公共物品需求的群体需要开展合作互助来实现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在浙江省农村，这种合作互助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以“专业合作社加农户”，或“公司（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形式，以及以农民自发组合的形式，建立各种农村专业经纪协会，实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机对接，极大增强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力。

四是商业经营方式供应。公共物品的供应存在市场失灵现象，但是，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市场机制供应公共物品的可能。相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运作方式，即由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按市场经营方式供应公共产品，可以有效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浙江省通过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目前，非国有投资在全省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已占20％，在电力、煤气、供水等领域已占10％，在交通、通信领域中已占9％。^〔14〕浙江在运用商业经营方式供给公共物品的进程中，较好地借鉴和运用了BOT模式和TOT模式。BOT是指“建设－经营－转让”模式。政府将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特许权授予承包商，承包商在特许期内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和运营，并回收成本、偿还债务、赚取利润，特许期结束后将项目所有权移交政府。浙江有多条高速公路项目，多个污水处理项目就是运用这种模式建设和管理的。TOT是指“移交－经营－移交”模式。该模式是应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一种投资方式。政府将已经建成投产运营的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投资方进行运营，政府凭借所移交的基础设施项目未来若干年内的收益（现金流量），一次性地从投资方融通到一笔资金，再将这笔资金用于新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当经营期届满时，投资方再将项目移交回政府手中。杭州钱江二桥等项目的建设管理就是用的TOT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五是志愿供给。由非政府的组织和个人以无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也是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模式的一个方面。在浙江，公共物品的志愿供给主要有以下类型：①由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起来的志愿者队伍来提供。在一些社会重大事件发生之时，政府动员组织起各种类型的志愿者队伍，为公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如杭州每年的西湖博览会，一些大型运动会等等，政府都组织了为数不少的志愿者来为社会公众提供各种服务。②由民间自发开展的志愿者来提供。在浙江各地，每年高考时都会出现一些自发献爱心的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参加高考的考生。当发生一些被抢、被盗、车祸、失火等突发事件时，都会有一些热心人主动站出来维护秩序，保护现场，提供公共服务。③通过慈善机构提供的志愿供应。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浙江已有相当一批社会成员进入富裕阶层，为了报答社会，这些先富起来的群体中，有不少人开始重视慈善事业，相应的慈善机构也在浙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他们在捐助弱势群体、赞助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浙江公共物品供应中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在浙江公共物品的供应中，市场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和公共文化物品供应、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公用事业建设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中的作用已在本书第七章中作了专门论述，本节主要讨论市场机制在浙江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建设、教育卫生和公共文化物品供应等领域的作用。

1．市场机制在浙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

基础设施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公益性。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回收周期长，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浙江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引入市场机制，尤其是在浙江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很好地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一是有效运用招投标等方式，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来，利用价格机制平衡各方利益。传统的基础设施供给，是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不存在竞争。浙江在高速公路建设中较好地引入了竞争机制，在沪杭甬高速公路、杭金衢高速公路、杭长高速公路、杭宁高速公路浙江段等各条高速公路的建设中，都较规范地采用了招投标机制，使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实现了有序竞争，技术力量强、报价低、综合实力强的供应商和承包商得到了中标的机会，既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又节约了建设资金，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投标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二是采用市场化的项目融资方式。浙江省高速公路的建设采用了项目融资的筹资方式，实现了政企分离。当某一段高速公路确定立项后，项目公司通过招投标实现夺标的同时，也获得了该高速公路的经营权。高速公路经营权是依托在高速公路实物资产上的无形资产，经政府批准对已建成通车公路设施允许收取车辆通行费，以及经营公路沿线规定区域内的服务设施。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规定，这类经营性公路有最长不超过25年的收费权。项目公司可以以路段的经营权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借贷，从而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问题。同时，浙江省高速公路建设还运用了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浙江省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来又在伦敦股票交易所二次上市，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建设资金。

三是建立企业化的运营机制。浙江省的高速公路有不少是“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的经营性公路，在管理体制上，浙江省高速公路的运营管理实现了政企分离，建立了以“公司制”为基础的企业化运行机制。在原来浙江省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交通厅其他4家直属企业组建成了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这是一家省级交通类国资营运公司，担负高速公路的资金筹集、建设开发、养护管理、收费还贷等职能的公司法人，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后来通过直接投资、合资等方式又组建了29家全资、控股子（分）公司，其中16家子（分）公司经营着浙江省78.8％的高速公路。^〔15〕对于建成后的高速公路的养护，浙江也采用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建立高速公路养护市场。各高速公路的运营企业可以把养护工程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发包，由专业的公路养护企业来实施养护作业，通过竞争机制，提高了养护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了养护作业成本。

浙江省政府从1992年开始批准兴建“四自公路”，即通过自行贷款、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的方式建设高速公路，这是浙江基础设施建设运用市场机制的重大制度创新，有效弥补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状况，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截至2007年底，浙江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2651公里。已形成合理收费、有偿使用、“以路养路”的循环模式。“四自”方针的出台和“四自”工程的成功，不仅为浙江的公路建设和管理，而且为浙江在水利、城市道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中有效运用市场机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2．市场机制在浙江公用事业管理中的作用

公用事业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供水、节水、排水、电力、供热、供气、公共交通、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绿化、环境卫生事业等等。长期以来，我国的公用事业几乎都是由国家拥有，实行垄断经营。因为缺乏竞争，导致国有、公营的公用事业企业普遍亏损经营，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因为垄断，使得这些企业用政策性亏损掩盖经营性亏损，为其管理薄弱和经营不善辩护，结果服务质量低下，使得消费者怨声载道。^〔16〕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公用事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浙江利用市场大省的优势，通过以下一些方式，积极推动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一是企业转型改制，引入竞争机制。浙江各地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原来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状态和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对城市供水、供热、燃气、公交、园林绿化、排水污水处理、市容环卫、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进行改制，逐步建立起具有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机制，努力增加行业自身的活力和动力，从而提高了各行业的运行效率。在公用事业发展资金的来源方面，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变原来投资主体、产权结构单一的状况，引入国内外各种资本，改变原来资金投入不足的状况。在公用事业的运营方面，逐步实现运营管理市场化。改变长期以来政企不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政策负担过重的状况。按照企业发展的要求，进行主业产业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同时，利用非主业资产、闲置资产和关闭破产企业的有效资产改制为面向市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法人经济实体，发挥了这些资产的效用。对于公用事业领域长期形成的富余人员，浙江采取多渠道方式加以安置，并给予合理的经济补偿金，努力减轻公用事业企业的发展负担。在企业改制形式上，采取多样化形式。通过整体改制、引资改制、切块改制、国有股出让改制等多种形式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从而增强了公用事业整个行业的整体活力。

二是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公用事业大多是民生事业，与千家万户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但是大多数公用事业是俱乐部产品，既有很强的公益性，又有使用上明显的排他性。由于公用事业资源的有限性，要使尽可能多的社会公众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公用事业服务，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公用事业资源的使用效率。浙江各地普遍实行了二部定价机制，即基本费加增量费。对公用事业资源的消费，每个公民或每个家庭有一个基数，基数内价格相对固定，基数外价格根据不同产品供求情况有升有降。比如，为了节约用水，基数外生活用水实行累进制定价；为了鼓励非用电高峰期用电，采用峰谷电的电价计费方式，基数外生活用电应实行累退制定价。为了建立合理的定价制度，浙江各地还采取措施努力建立和完善价格调整听证机制。公用事业服务项目的价格制定或调整，项目企业必须要向社会全面提供详实可靠的资料，准确反映生产状况，产品成本收益状况，调整价格后项目企业获得的预期收益等情况。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委托数家中介机构审核项目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提出审核认证结论。聘请专家进行论证。本着民主参与的原则，广泛聘请听证会代表。从而使政府价格管制部门能够定出合理的价格。

三是实行特许经营机制。特许经营是指特许经营权拥有者以合同约定的形式，允许被特许经营者有偿使用其名称、商标、专有技术、产品及运作管理经验等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业经营模式。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有不少公用事业服务是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提供的。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浙江不少地方在燃气管理、污水和垃圾处理等领域也采取了特许经营机制。温州的特许经营开始得较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温州市区内原有燃气管道公司5家，且各自为政，管网自成体系，管理分散，资源难以共享，不仅给燃气管理带来难度，也不适应天然气上岸后燃气管道一城一网的发展趋势。为此，温州将市区城市管道燃气茅竹岭以东部分，实行特许经营，统一将该区域的管道燃气经营权授予龙湾新奥燃气公司，并根据建设部关于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签订温州市城市管道燃气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这是建设部关于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后，浙江省首例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

四是经费承包制。浙江与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在市政公用设施养护领域，一直存在养护水平不高，效率低下的问题。这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市政公用设施养护体制的通病。为解决这一问题，浙江开展了经费承包形式的市场化试点，改以费养人为以费养事，在道路清扫和维养、绿化带养护、公园景区保洁等领域，实行经费承包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常消耗，提高了经费的使用效率。

3．市场机制在浙江教育卫生和文化物品供应中的作用

教育卫生和文化物品是公共物品的重要方面，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应中，浙江省一方面不断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水平，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对公益性文化的政府扶持力度；另一方面，浙江省又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多种方式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卫生和文化物品供应中的作用。

一是在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发展中，引入竞争理念和竞争机制。一方面，通过项目申报、奖励精品、以奖代拨等方式，推动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机构走向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目标管理，实现从“以钱养人”向“以钱养事”转化。另一方面，将公共物品的提供与生产相分离，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在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出资采购不同特性的公共物品时，必须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尽可能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采购等方式在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之间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

二是积极推行“事转企”改革，明晰经营性国有事业单位产权，理顺劳动关系，积极参加市场竞争。浙江是全国率先开展文化体制改革的两个试点省份之一，因此，在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的改制工作中，浙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一方面，浙江采取有效措施，将一些有条件进行市场化运作的传统的国有文化单位改制成为企业。如将浙江省新华书店改制为浙江新华发行集团，浙江出版总社属下的10多家出版社都进行改制，组建了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省电影公司等一批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都相继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另一方面，对那些意识形态和公益性功能很强的文化事业，按照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分开”的要求，将其经营性业务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转制为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下属所有媒体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报刊经营公司，各报刊经营公司面向市场积极开拓广告发行业务，既为媒体承担经济保障，又为媒体扩大社会影响，自身的经营绩效也得到显著提高。

三是让非公有资本进入教育卫生和文化领域，培育一批民营学校、民营医院和民营文化企业。浙江对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有着特殊的贡献。1984年，时年38岁的上墅中学教师汤有祥向县教育局提交了《关于要求创办上墅高级中学的报告》，并获得县教育局的批准。据原国家教委教育信息管理中心编辑的《中国当代教育——教育成果概览》认定，上墅私中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私立高中，它为后来《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出台，使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步入一个法制轨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浙江民营文化企业的发展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4年4月，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以大型民营企业横店集团等为具体投资和开发主体的国家首个影视产业实验区——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在浙江东阳成立，为民营资本在公共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经过几年的发展，浙江已经形成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同行业具有较大影响的民营文化龙头企业，如宋城集团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先后开发了7个主题性文化旅游景点，培育出了一部打磨十年的大型歌舞《宋城千古情》。为把《宋城千古情》打造成为一台吸引游客的演出，宋城集团专门成立了宋城艺术总团。与大多数国有文艺院团不同，宋城艺术总团是一家纯民营体制的文艺院团。因此在选人、用人、育人等方面，也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每年演出1000场以上，观众达到150多万人次，一年创收两亿元。^〔17〕浙江还十分注重运用市场的力量兴办民办公益文化事业，浙江现有83家经注册登记的民间博物馆、艺术馆，民办文化机构成为一支新生的文化力量。

四是整合优势资源，打造优势品牌，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作为公共物品的重要方面，教育卫生和文化物品都与老百姓的民生密切相关，如何打造优势品牌，不断提高这些公共物品的市场竞争力，浙江各地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在教育领域，杭州市西湖区采取名校集团化战略。几年来，西湖区先后成立了6大教育集团，连锁办学的学校已达16所之多。这些连锁的学校，既有传统的公立学校，也有近几年新建的民办学校，还有专门的民工子弟学校。通过连锁办学的方式，使杭州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使杭州市的基础教育更具竞争力。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浙江采取措施重点扶持了一批龙头文化集团和重点文化公益单位。据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浙江省共组建了报业、广电、出版方面8家国有文化集团，积极参加文化市场的竞争，努力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这些集团建立以后，新闻宣传得到强化，事业发展不断加快，产业经营逐步拓展，组建集团的成效明显。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8家文化集团资产总值达146亿元。2005年，8家文化集团全年总收入超过80亿元，共创造利润7.58亿元，上缴税收6.41亿元。^〔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