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主导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健康快速发展，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浙江公共物品的供应中，浙江各级地方政府无疑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一）公共物品供应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能

公共物品的基本特征是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和价格上的非竞争性。使用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物品时，往往会有不付费而搭便车的动机。在一个经济社会中，只要有公共物品存在，“搭便车者”就不可避免。因此，如果由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就难以收回成本。同时，由于公共物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价格上的这种非竞争性使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物品。可见，公共物品供应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主要由政府通过税收等强制性方式进行融资，再以公共财政的方式进行供给。因此，公共物品供应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但是在我国，这种认识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就开始了对政府应承担的职能的长期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承担着对社会无所不包的管理职能，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政府这种无所不包的管理更多的是从政治层面上，以强有力的政治控制为特点来实施的。到了1978年，在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的职能也开始了一系列重大转变。从1978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后，我国实现了政府职能的第一次转变。围绕着当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启动城市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目标，政府职能从制订和实行经济计划向间接调控经济社会运行转变。从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后，我国的政府职能又出现了第二次转变，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要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转变。总体上看，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排除体制障碍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本世纪初，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和推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的，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更是以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工作重点。因此，自2002年开始，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开始了新的一次政府职能转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政府职能转变，也是意义更加重大的一次政府职能转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这次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的规划，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二是集中政府资源为促进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三是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法治环境。^〔1〕可见，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已成为我国政府必须着力加强的重要职能。

受整个国家发展思路和宏观政策的影响，浙江各级政府的职能也经历了以上几次大的转型过程。但是，由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自己许多独特的区域特点，因此，与全国的情况相比，浙江的政府职能转变也出现了一些鲜明的特点：一是浙江政府的职能转变更注重从实际出发，更能顺应老百姓的诉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由于地处海防前线，长期以来国家投资较少，工业基础薄弱。而在自然条件方面，浙江又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的省份，经济发展缺少资源优势。迫于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浙江各级政府必须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职能，制定各种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二是浙江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定位更侧重于为当地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加注重对经济活动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由于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在浙江投资少，浙江的国有企业和工业基础弱小，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成了浙江经济的主体。在浙江，大多数企业是民营的，与政府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政府要想吸引投资，留住企业，必须在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有所作为，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三是浙江公共物品的供应更追求实效，政府能够灵活采用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物品。政府既承担起了公共物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发挥了公共物品主要供应者的作用，同时，又成功扮演了公共物品间接供应者的角色，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从事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应。因此，就总体而言，浙江各地公共物品供应的效率相对较高。

（二）公共物品供应状况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任何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需要各种条件的共同配合，公共物品的有效供应，就是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浙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与公共物品的供应状况紧密相关，公共物品及时有效的供应可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而公共物品供应的缺失，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

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承担的任务，大体上有两类：一是保证中央的公共政策在本地顺利实施，对中央政府供应的公共物品给以配合；二是按照统一领导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和实施地方的公共政策，努力提供地方的公共物品，如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地方道路交通设施、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文体设施等等。浙江各级政府在这两类公共物品的供给上都从本地的实际出发做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配合中央政府供应的全国性公共物品，保证中央的公共政策在浙江顺利实施方面，浙江的努力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就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而言，中央供应的公共物品，除了国家安全、政局稳定等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之外，中央关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规定无疑是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如何有效保证中央的这些公共政策能够在本地区顺利贯彻落实，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浙江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努力。一是舆论上的有力支持和有效宣传。在我国，地方政府在舆论上支持和宣传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受长期“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明显束缚，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在不断冲破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中逐步作出的。比如中央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的决策，就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和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之后，私营经济从“异己力量”成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取得了合法地位；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把私有经济等非公有经济从“必要的补充”上升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还修改宪法正式确立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地位。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央的许多关于民营经济的决策就是在浙江等地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此，在中央作出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的决策之后，当其他一些地区还在组织学习讨论，着手转变观念、统一认识的时候，浙江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实践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来印证中央政策的正确性，为中央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二是政策上的及时配套。浙江各级政府十分重视通过本级政府的政策配套，保证中央公共政策在当地的顺利贯彻落实。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各级政府重视对中央政策的及时配套。受浙江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浙江各级政府一般都较为务实，不仅关注中央决策的价值取向，更重视中央政策的实际效用，通过相应的政策配套，最大限度发挥中央公共政策对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为落实中央决策进行配套的过程中，浙江地方政府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善于抓住中央决策的精髓，把握中央政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简单拘泥于具体的规定；努力结合各地的实际来落实中央的决策，而不是搞一刀切；能够尊重基层的创新和实践，敢于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决策，而不是遏制和打击群众和基层的创新。

在制定和实施地方的公共政策，努力提供地方的公共物品方面，浙江也形成了自己的许多特色。一是浙江特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对浙江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浙江各级政府在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上必须具有更强的责任意识，做出更多的努力。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受海防前线的区位影响，国家投资很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再加上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浙江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面对这些特殊困难，地方政府没有把矛盾上交，要求中央政府给予特殊的照顾，而只能依靠地方政府自身的努力。浙江各级政府在这些方面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知道应该在地方公共物品的供应上负起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二是浙江特定的经济模式要求浙江各级政府必须把制定完备的制度和正确的政策作为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规划和引导作用。浙江经济的市场特色十分明显，民营经济、专业市场、产业集群都是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的。越是激烈的竞争，越需要规范的制度和正确的政策引导。制定完备的制度和合理的政策必然地成为浙江各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重要内容。三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浙江各级政府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着浙江各地财力的不断增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条件大为改观，公共设施投资在不断加大，财政支出不断向公共物品倾斜。包括通讯设施、环境保护设施、道路、交通、煤气等公用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不少农村还实现了乡乡通路、村村通电，农田水利工程也有了较快发展。这一切，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物品供应状况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及时有效供应公共物品对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表现在未能有效供应公共物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制约作用。在浙江，公共物品的供应状况总体是好的，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在部分领域和局部地区，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对经济健康发展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其中，具有典型分析意义的是温州的公共物品供应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温州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先发地区，强调市场作用的温州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和作用。但是，由于公共物品供应的不足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温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浙江省最近几年的统计分析资料表明，进入新世纪以来，温州经济的发展速度在减缓，与走在前面的杭州、宁波等城市的差距在扩大，与紧跟在后面的绍兴、台州等城市的差距在缩小。2006年温州的GDP增速已经低于长三角城市1.4个百分点，居长三角城市第15位，在浙江省居倒数第二位。^〔2〕温州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温州经济出现这样的一种结果？温州官方发布的《温州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从“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渐趋突出”^〔3〕的角度对此作了分析，显然，社会发展滞后，尤其是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已成为温州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浙江省发改委、省统计局从1997年开始对省内11个辖市进行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排名，温州都排在第七位之后，其中，2003年和2005年都名列第九位，位居全省倒数第三。^〔4〕温州社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基础差、投入少，要素资源缺乏，以及与温州以民营为主体的经济结构都有着一定的关联。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加大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投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水平，提升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是实现温州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在浙江的其他一些地区和一些特定的领域，由于公共物品供应不足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中的作用，也是整个浙江全省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浙江各级政府有效供应公共物品的主要途径

地方政府供应公共物品可以采取多种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以下两种途径在浙江各级政府实现公共物品供应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给，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背景，如法律和秩序、稳定的道德、产权的界定、支配交易和分担风险的法规等等。由于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增长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根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挥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作用，既制定出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又能建立起防止政府寻租、遏制以权谋私的政府行为规范体系，为市场经济创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已成为实现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并高速运作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从不发达的市场经济过渡到发达市场经济的首要前提就是实现合理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因此，政府的制度供给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值得重视。浙江各级政府在提供市场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和政府自我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是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本身提供各种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和政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终都会体现在市场的交易成本上，制度和政策不合理，市场秩序不正常，经济发展的成本就会提高。相反，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可以规范市场秩序，减少市场摩擦，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浙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与市场效率一直在全国领先，政府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78年，温州市政府就颁发了全国第一份私营企业地方性法规——《温州市私营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为私营企业提供地方性的法律保护。该条例后来成为国家《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蓝本，为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制度设计。台州市政府针对台州民间“联户企业”的大量涌现，及时总结经验，于1986年出台了《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成为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股份合作经济发展的官方文件，为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制度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浙江各地个体、私营企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植个私经济发展的制度规定和政策措施。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经济不发达地区更要支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使之成为本地经济的重要增长点”^〔5〕。浙江省是全国各地最早由政府提出把个私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增长点来抓的省份。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旗帜鲜明的制度和政策措施，对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二是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直接表现在经济活动之中，更大量地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即通过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体现出来的。任何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展开的，这个社会环境状态的优劣，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而一个地区社会环境状况是否优劣，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无疑都与当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供给状况直接关联。浙江各级政府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以下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组织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营造经济发展的基础环境。由于长期受边防前线等区位条件的影响，浙江公共基础设施的欠账很多，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交通建设是其中的一个典型。1999年1月15日，浙江省政府专门召开高速公路建设动员大会，吹响了高速公路“大兵团”作战的进军号。之后，甬台温、杭宁、上三、金丽衢、乍嘉苏等高速公路相继开工，到2002年，浙江实现了省城到地市的“4小时公路交通圈”，“4小时公路交通圈”串起了浙江繁星如织的市场，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2）规范市场竞争环境。市场经济的生命在于公平有序的竞争，因此，政府必须发挥好规范市场竞争环境的作用。浙江省各级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制度和措施，2002年，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战略决策，编制出台了《浙江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十一五”规划》，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出台《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浙江省企业信用基准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等一系列制度规定。通过“信用浙江”建设，浙江的市场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更加规范，市场先发优势得到进一步巩固。（3）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一对矛盾，为了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浙江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措施来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2004年，浙江省政府印发了《浙江省环境污染整治行动方案》明确了各地市和各省级厅局污染整治工作的主要任务，省政府与各地市签订了省市长环境污染整治责任书。同时，将污染整治任务分解到每年的生态省建设责任书考核中，年终进行考评，重点污染治理任务实行一票否决制。2005年，浙江省环保污染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与11个市签订了《浙江省环境整治重点工程项目任务书》，进一步加大了责任追究力度，对重点污染区域、污染行业、污染企业实施动态管理。严格的制度规定和有效的措施使浙江在经济发展中的污染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为浙江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生态环境。

三是政府对自我管理采取了各种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各国和各地区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政府的制度供给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政府的公共权力具有两重性，即可行善，也有可能作恶，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怎样才能保证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的制度供给而不是相反？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管理方式的选择，政府运用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政府能否有效发挥公共物品供给作用的重要方面。浙江各级政府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很有特色的探索，正是这种探索和努力，才使得浙江市场的高效率和政府的活力得以长期延续。在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管理方式的选择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各级政府不断与时俱进，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省政府在1979年就推出一系列措施，改革指令性计划体制，推动计划、物价、流通等领域的改革。^〔6〕1984年8月，省政府批转省计委《关于计划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要求对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49种减少到65种。^〔7〕90年代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方向明确之后，浙江省政府更加重视政府营造良好市场环境职能的发挥。1995年2月，省政府提出把市场建设的重点切实转移到培育要素市场上来，并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快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基础性作用，促进政府经济职能的进一步转变。^〔8〕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各级政府的职能着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转变。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于2004年制定了构建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涵盖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科教文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等十大重点领域的实事内容。省政府自此每年在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出具体的年度承诺，并确保全面完成。^〔9〕在政府运用权力的规范和约束方面，浙江各级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保证了政府能够规范地行使公共权力。从1999年开始，浙江就逐步推行了审批制度改革，2001年10月，浙江制定出台了全国首部行政审批规章——《浙江省行政审批暂行规定》。经过多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度减少，成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的省份之一。为了使政府机构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要求，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浙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即1983年、1994年和1999年的政府机构改革，较好地解决了政府分工不明确、推诿扯皮等顽疾，行政效率明显提高。浙江在改革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体制，完善重点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很好的探索，成立了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监督管理办公室，建立集中交易平台，实行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极大地促进了工程领域的廉政建设。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重视建立完善廉政责任追究制度。先后建立了领导干部个人生活重要问题汇报制度、财务审计和任期、离任审计制度、诫勉谈话制度，把廉洁自律、监督教育等各项内容列入《党风廉政建设岗位目标责任制》中，逐级签订责任书。正是这些较为完善的他律和自律制度，使得浙江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能够正确合理地使用公共权力，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各级政府在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不断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是逐步转变政府的行政理念，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反映出来的一个普遍要求，其中最基础的一个层面，就是要求政府转变行政理念，从市场经济主导地位和对经济发展过多的直接干预中摆脱出来，转向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种有效服务。浙江各级政府十分重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创新政府的服务方式方面做了许多尝试，浙江各地行政服务中心的设立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缩影。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浙江各市县级政府相继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这些行政服务中心努力探索全新的运作方式，抓政务公开，着力构建透明办事平台；抓功能完善，着力构建规范服务平台；抓机制创新，着力构建高效审批平台；抓服务意识，着力构建综合管理平台。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使政府的管理和服务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绍兴上虞市早在1999年就建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服务中心，办起了政府服务大超市，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审批、审核、办证、办照事项集中到一个大厅进行办理，大大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效能。2001年玉环针对群众反映的办事难问题，在全国首创“全程为民办事代理制”，县级部门与乡镇设立受理室，在规定时限内为申请人无偿提供全过程代理服务。市长热线电话是浙江各地创新政府服务的又一个重要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少地方都开设了市长热线电话。杭州市的市长热线电话已成为杭州市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个品牌。自1999年6月15日杭州开通12345市长热线以来，共受理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约110余万件，切实帮助市民解决了大量难题难事，群众满意率达到96％以上。“12345市长热线”被称为“市政府的好帮手，杭城百姓的贴心人”。由宁波市海曙区政府牵头创建的81910市民求助服务平台，由政府提供公共运作成本，整合了政府资源、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源，推行“全天候、全方位、全城市跟踪监督”的“三全”服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先后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40多项殊荣，有效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衢州市纪委监察局为更好地服务民生，创建了机关效能110，致力于“让群众办事更便捷、诉求渠道更畅通、办事结果更满意”，为加强政府机关与企业及群众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桥梁，为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创设了一个新载体。另外，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浙江各级政府在做好外来人口的服务管理等方面也创造出了许多很好的形式，如平湖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新居民事务局”，宁波创立了新外来人员服务管理的“1＋X模式”，使外来人员的社会保险、就业培训、劳动合同、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治安管理等各个方面事务的服务管理都得到了有效加强。

二是积极发展教育卫生事业。教育卫生是民生的重要方面，由于受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发展经历的影响，浙江各地在教育卫生领域的欠账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卫生工作，把教育卫生工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浙江省政府一直把建设教育强省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坚持教育优先，为全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此，浙江省把发展基础教育作为根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全国省区中最先实现了基本普及15年义务教育，率先实行了城乡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率先创立了“教育券”制度。浙江还全面实施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建立起省市县三级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义务经费保障机制，并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为解决浙江高等教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浙江通过政府投入、土地置换、社会参与、银行贷款、入住学校自筹等办法多渠道筹措资金，规划建设起了六大高教园区，极大地推动了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浙江省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加快中等职业教育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意见，启动职业教育六项行动计划，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把加强医药卫生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全面建设“卫生强省”的战略目标，不断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为了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享受公共卫生服务，浙江尤其重视加快构建城乡社区卫生网络。至2007年，全省共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6700余个，服务人口覆盖率达80％以上。全省初步建立全覆盖、多层次、多形式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10〕

三是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努力提供城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就业是民生之本，浙江各级政府把实现充分就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大力发展经济，鼓励自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就业。同时，不断加强就业援助，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设立再就业工程专项基金，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扶持失业职工和企业下岗人员开展生产自救。针对就业竞争激烈，企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趋势，不断完善就业培训，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缓解就业和优化就业结构的功能，解决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技术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浙江还十分重视建设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1999年开始启动了劳动力市场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三化”建设，努力构建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中介就业服务组织互为补充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为促进社会充分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浙江从1993年开始，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职工养老保险模式，1999年颁布实施《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全面建立起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按照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的原则筹集养老保险基金。2003年，浙江率先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在嘉兴和义乌等地还探索开展“承包权换保障、宅基地换住房”的“双换”试点，并逐步实现农村社会保险与城镇保险的衔接。1998年浙江建立了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制度，并于2003年在全国率先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省87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浙江从1996年开始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1年8月颁布实施《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在全国率先以法规的形式将城乡居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建立了城乡全覆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正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给，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浙江省各级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