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中华工商办校实践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中华工商办校实践

陈义方^[1]

作为曾在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人称中华工商）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莘莘学子之一，直接感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那已是60年前的事了。

1948年秋，已在上海商界做事的我为求深造，经过对当时上海十几间大专院校的分析比较，“择校”进入中华工商。由于在此之前，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校）培育实用性人才的一套成功办法早已有所耳闻（中华职校当时在上海的知名度和社会口碑之佳，是后人很难想象的），并由此推定职教社新创办的高等职业教育会办得更好：当时择校进入中华工商，就是基于对职教社培育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教育方针的认同。

在校那几年，身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实验环境，从黄任老、杨卫玉等职业教育先驱的开学典礼讲话和平日讲课中，从一些体现职业教育特色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中，时不时地感受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但当时是职业教育的受教育者而非办学者，对中华工商崭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仅是深表赞成而已，并没有去多想。

开始进一步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并深入思考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那已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华工商北京校友会成立后的事了，中间隔了整整40几年。这20年间，时常参加职教社总社的一些活动，接触到有关黄任老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许多史料，联系自己在工业领导机关（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工作半个世纪形成的对工商业管理人才培养的诸多体会，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在认识上深化了。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系列经典内容，诸如“以改革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的传统教育为职志”；“谋个性之发展，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以及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培育技能型人才等办学理念，揭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更可贵的是，黄任老、江问渔、杨卫玉等开中国职业教育先河的社会活动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踏踏实实地将他们“教育兴邦”的一套新办法付诸实践。1918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取得大成功。抗日战争后期，首都重庆创办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又很快就开拓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功模式；1946年中华工商迁沪后更是大展宏图，在不多几年里就使这个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第一校”在师资水平、教学效果方面博得社会声誉。难能可贵的是，源于其浓重的民主、进步、团结的校园氛围，当时还在上海波澜壮阔的进步学生运动中，迅速成为一个“民主堡垒”。

在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成为中国社会共识的今日，我们研究、发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很有必要在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一系列经典内容的同时，回顾、研究职教社创办、管理中华职校和中华工商的办校实践。结合当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实际，高屋建瓴而又很具体，回顾职教社先贤当年亲手创办得极为成功的中华职校和中华工商两校的许多原创性办校经验，从中提炼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可能仍然很管用的职业教育院校设计和一系列办校措施。

下面，试作回顾与议论：

一、专业设置切合工商界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专业设置切合工商界对技能型人才的需要，符合学子们“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的需要，真正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中华工商从重庆迁校到上海后，在1946—1949年，工科设机械专业，商科设会计和工商管理两个专业。机械和会计这两个培育技能性人才的老专业，学生毕业后，当时在上海很容易“谋生”，而且就业门路很广。那些年，同时同地由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创办的“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是由于精心办好会计专业而大获成功。至于办工科的职业教育，是职教社的“拿手好戏”。不要说是“大专”，就是“中专”类的中华职校办的“机械”和“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当时在上海也很吃香。“工商管理”则是仿效美国教育界的新专业。当时在上海高教界还仅有沪江大学商学院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两校，设置这一兼容工厂管理和商贸企业管理的专业，培育现代工商企业管理的技能型人才。这一专业设置，在二战后重新成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无疑也是很切合企业界需要的。

上海解放后，记得是1950年，中国社会刚出现手工业合作总社和供销合作总社两个合作经济系统。中华工商与时俱进，又迅速创办出短期大学型的“合作专业”，以适应全国各地合作经济事业对专业人才的紧急需要。

二、正规化教学体制前提下的较短学制

对社会来说，能“快出人才”。对广大学子来说，能“少投入”、“早就业”。中华工商三个专业的学制都是两年，教学安排是十分紧凑的。但在正规化教学体制下（每周14天，天天上课；“夜大学”部分每天四节课。学习负担之重可以想象），“逼出了”大批勤奋学习的学子。像我就读的工商管理专业，规定要学25门课程。除基础课国文、英文、政治经济学、法学通论外，在专业课部分设置了高等会计、成本会计、统计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市场学、商品学、运输学、商业史、商法、商业地理、工商组管、工厂管理、人事管理、机械概论、商业数学（技资数学）等众多课程。这一“紧凑”教学安排，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学制短，无非是学生辛苦一些，但很快就能学到各项专业知识并拿到毕业文凭，这正符合广大求职、谋生心切，希望及早拿到高等教育毕业文凭的学子的心情。“夜大学”部分更是如此。当时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对一个已在工商界就业的“职业青年”来说，要连续四年保持“有时间去夜大学上课”的职业条件，极为不易。而“二年制”则相对好办一些。

我本人当时就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在择校时就有这方面的考虑。1948年夏，当时正在商界服务、并有一个不错职位的我，为拓宽谋生道路，决定进一个夜大学读新兴的“工商管理”系。最后在四年制的沪江大学（夜）商学院和两年制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之间进行抉择时，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最后选择报考了中华工商。

三、全日制与夜大学部并重

同校，同师资，同要求，同水平，同文凭〈毕业证书〉。唯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后者主要招收工厂、商店、银行等工商各界在职青年。

同校、同师资，可望文生义。同要求，主要是坚持相同的学历、学力等“入学门槛”。唯其如此，方能在短短两年间，安排25门高等教育课程而能够适应多数学子。同水平，主要是坚持相同的毕业生“质量标准”。据我观察，“会计系”和“工商管理系”夜大学部分许多毕业生的专业学识水平和工作能力，由于本就有点专业基础，加上相对容易消化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实际上达到了四年制本科的水平。至于“同文凭”，也是黄任老、职教社当时开拓高等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甚至，可以说是妙招。唯其如此，方能体现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方能吸引优秀职业青年上夜大学深造，方能保证“夜大学”部分的学子们毕业后“同学历同待遇”、“同工同酬”。我的这一届，毕业时校方当即先颁发一份较为简单的“毕业证明书”（当时为了便于毕业生当即“谋生”）。过些日子后，正式颁发盖上大红印泥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印”的高校毕业证书。其隆重和正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工业经济系五年制本科苦读五年拿到的毕业证书。

“细节决定一切”，现今中国各地在兴办职业教育时，不要忘了这个道理！黄任老和职教社在中国开拓职业教育事业的成功经验，近年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史学界的重视。但人们往往仅是注意黄炎培教育思想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功经验的经典性概括：其实，这里所谈的生动体现黄任老、职教社成功经验的诸多“细节”，也应该重视。

四、适当的入学门槛。包括学历、学力和学费负担，都是如此

中华工商作为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自然有别于四年制高校，但其入学门槛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当时社会上没有统一的“高考”。中华工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夜校部，招生对象主要是“在职青年”，自然不会脱离实际搞“严进严出”，但也不搞“宽进宽出”；入学考试相当正规，录取条件与四年制高校无甚区别。据我回忆，当时同班同系的许多同学，学业基础都相当好，不少人且来自当时上海的一流中学（本人是格致中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入学门槛”，从“生源”上保证了相对“速成”的高等教育的成功。

至于“学费”这个门槛，中华工商不仅不低，甚至还略高于当时上海的几个私立大专院校。据我回忆，就夜校同学而言，每个学期的学费，约略相当于当时上海工商界中层青年职员一个月的薪水。但一般在职青年都还负担得起，可谓是“合理负担”。而且，并没有“学费减免”之说。

现在看来，这是职教社办高等职业教育实事求是的做法。唯其如此，方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师资等教学条件的较高水平，保持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国家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来办，自当别论。

五、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中华工商迁沪后，在1946—1950年，其师资阵容之强，至今尚印记在老校友们脑海中。除职教社诸先贤黄炎培、杨卫玉亲自执教外，师资队伍中先后拥有的大师级教育家有马寅初、杜守素、赵景深、郑太扑、杨荫溥等。就“工商管理系”来说，系主任杨荫溥可说是中国高教界开拓“工商管理”专业的先驱者，当时在交通大学和中华工商两校兼课。就“会计系”来说，系主任徐永祥当时在上海与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系列的创始人）齐名；由于徐永作处在上海总商会的重要地位，使中华工商会计系在教学贴近上海工商业实际需要方面，似更胜“立信”一筹。

六、把学校办在城市中心地段，便于学子就读，特别是“半工半读”

这一议题似乎过于“事务性”，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夜大学”）其实颇为重要。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校址选择，可能还是关系此类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华工商的校址，在上海市永嘉路太原路交汇处。以现今眼光来看，校舍虽小，但却是当时上海中心地区（原法租界）的“闹中取静”地段。而且，是所谓“高档”地段。学生从上海市区东、南、西、北各地段来校上课，一般不超过五公里路程。夜校部分的同学下课后回家，路程一般也不太远。显然，这样的校址选择，很符合上“夜大学”的在职青年的愿望。很难设想，如果职教社当时把中华工商校址选在上海市的杨树浦、闸北、南市、曹家渡等边缘地段，如何能在不多几年里就把学校办得声名鹊起，吸引一大批职业青年来就读。职教社诸先贤，很懂得当时上海职业青年的需要；中华工商校址的选择，也是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办校的体现。这一条成功经验，我看就是现今中国一些大中城市在兴办高等职业教育时，都是用得着的。

七、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界的良好合作关系，以至“互动关系”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主要是面向企业界、为工商各界培育专业技能型人才的。理所当然，要与企业界建立良好关系，取得企业界的支持。包括：资金支持；舆论支持；实习场所支持；以至生源、师资（兼课教授）支持等。

黄任老是大教育家，同时又是20世纪中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华工商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重庆，一开始就得到民族资本企业界重量级人物胡厥文等著名人士的支持。抗战胜利迁沪后，在学校的经济后台中又增加了刘靖基等著名企业界人物。

我在中华工商上学时，当时年轻涉世不深，对校方在一些重大场合屡屡把刘靖基等企业界人士抬出来，颇不以为然（觉得高教界没有必要给大资本家捧场）。后来在纺织业、轻工业部门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对商科、工科院校与企业界利益的一致性有了深刻认识，才明白了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是如何的必要。可以说，这也正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功一例。

八、为开拓高等职业教育事业，也搞点“名人效应”

黄炎培、杨卫玉等职业教育先驱，是“世俗”的教育家。他们全力创办职业教育并要办得成功，必须取得社会共识。为此，适当搞点“名人效应”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在当时有其必要。1917年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时，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春、宋汉章、陈嘉庚等社会名流共同发起，从而迅速扩大社会影响，现在看来是多么高明！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重庆创办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校董名单中更是有多位全国知名的工商界、教育界、学术界人士，甚至请到国民党政府高官张群担任名誉董事长。在师资方面，延揽到当时不仅在教育界、学术界，而且在社会上赫赫有名的马寅初教授来校任教，更是在瞬间提高了高等职业教育和中华工商在社会上的地位。像这样的“名人效应”有什么不好！

九、重视技能型人才培育中的敬业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黄任老、职教社在中国开拓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培养目标是为中国社会提供中高级技能型人才，但中华工商同时也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

职教社所主张和竭力倡导的“教育兴邦”、改革脱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传统教育、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等经典理论，我在中华工商求学时期真可说是饱受灌输。黄任老和杨卫玉先生，在开学典礼、结业典礼等场合，对这些道理，几乎是逢会必讲。我在1948年择校报考中华工商时，甚至在杨卫玉先生直接主持的入学面试时，“一对一”地听了杨卫玉先生的有关训示。

说来也很有意思，由此，“杨卫玉”这个名字和杨卫老胖乎乎的学者形象，竟成了我终生不忘的记忆。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将纺织、“一轻”、“二轻”合并为新的轻工业部。我在轻工业部的政策研究岗位上，曾多次听到原“一轻”的老同志说起，新中国成立初期杨卫玉先生作为黄任老的主要助手（担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如何的精明能干和敬业。职教社诸先贤，他们不仅是大教育家，他们在人民共和国开国后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在担任高官后仍以身作则，实践着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竭诚敬业的主张。

当时出于培育德才兼备的技能型人才的考虑，中华工商在公共基础课中，别开生面设置了“伦理学”的课程，杨卫玉亲自讲课，深入浅出地讲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是职业道德和商业伦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回想起来，黄任老、杨卫玉等职业教育的先驱们，他们的教育理念确实是可贵。

十、黄任老对中华工商毕业生的朴素训示

黄任老对中华工商毕业生的朴素训示：“把所有接受的一切理论，一点一点和实际结合起来。”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我当即服从中华工商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去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轻工业处“协助接管”。当时根本没有想到，竟由此定下了我毕其一生为发展纺织工业服务的命运。本该是1950年秋毕业，由于分身乏术中间休学一年，拖到了1951年秋才正式毕业（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第八届，同时也是最后一届毕业生）。现今纸质已经发黄的中华工商第八届毕业纪念刊，刊登了黄炎培、杨卫玉、马寅初等先贤专门为“第八届毕业同学”的题词。黄任老的训示用语极为朴实，就是“把所有接受的一切理论，一点一点和实际结合起来”。

看似平常的一句训示，却蕴藏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开拓高等职业教育事业的两个重要理念：特别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强调务实，反对好高骛远。

半个多世纪来，我一直铭记黄任老这一训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上海一家大型纺织厂历练基层科室管理岗位时，由于相关的会计、统计等基本技能不需要“再培训”，很快就运用“管理会计”原理，设计出一套机制促使本厂的资金、成本管理上了一个台阶。并在应聘去华东纺织管理局财务人员训练班兼课教《工业会计教程》时，因注重联系工厂管理实务而颇受好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纺织工业系统高度重视纺纱、织布等主要工种的操作法。这时，我在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岗位，很留意将泰罗制的“动作研究”、“时间研究”理论，应用于纺织工厂生产、技术管理；后来，在参与制定《纺织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100条）》时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后，又发展为著文倡导并详解“工业工程”；也因为注重联系工厂管理实务，使这项科学管理方法在国内一些工业部门扩大了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本着多年悉心研究“管理现代化”的经验积累和学术积累，我参与于光远和马洪主持的“管理现代化研究小组”，共同致力于在国内推行全面质量管理（TQC）、价值工程、工业工程、优选法、运筹学、目标管理、ABC分析法等现代化管理方法。我本人在这一“管理创新”的开拓性学术活动中，在将各项“管理现代化”引导到简便、易懂、实用和“大面积应用”方面，发挥了较多的作用。

世纪之交，我参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舆论宣传活动，进而系统研究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问题。本着历来的思路，我本人仍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如何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实际对策方面，发挥了一点“历史经验总结”的作用。

黄任老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当年开拓职业教育事业，不尚空谈，特别强调一个“实”字。忝在黄任老等职教社先贤的弟子之列，我本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中，越来越体会到这一教育理念的划时代意义。

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高教系统“院系调整”的历史原因（现在看来当年颇多考虑失周之处），黄任老等中华职业教育社先贤全力创办并迅速办得十分出色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被拆分。工科部分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商科部分并入上海财经学院。

中华工商的8年历史，相当辉煌。从政治角度观之，这个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前波澜壮阔的上海学运少数几个“堡垒”学校之一。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观之，在“快出人才”、“出实用性人才”方面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河，成就也颇不凡。本文原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95周年而作；也许，还可为我国社会各界提供一个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功案例研究。

【注释】

[1]作者：中华工商1950届校友，国资委离休干部。曾长期在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从事产业政策和工业经济研究工作。《中国纺织报》首任总编辑。原纺织工业部纺织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报业协会原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