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研究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研究

潘富根^[1]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他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从兴教育，办学堂开始，继而为解决生计、改良实业，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在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形成了职业教育思想，最后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对于加深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认识，把握职业教育的真正涵义，办好当前的职业教育是有所裨益的。

一、爱国主义是黄炎培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黄炎培出生于1878年，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存亡绝续的时代。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剥削压迫，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种种刺激，激起少年黄炎培强烈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1900年他考取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蔡元培对黄炎培的一生，有过多方面的重大影响。黄炎培把这种影响归结为两句话：“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携革命者，吾师。”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中记述：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一天，蔡师招全班同学谈话，说：“中国国民在极度痛苦中，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蔡元培炽热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感染了黄炎培。他说，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

1902年11月，南洋公学被迫解散以后，黄炎培到蔡元培所创办并亲任总理的“爱国学社”任教员。爱国学社本着爱国救国的宗旨，“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用以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1903年孙中山应蔡元培的邀请，到爱国学社作了《推翻清朝政府，进行民主革命》的演讲。黄炎培说：“曾在上海张家花园听过中山先生一次大规模演说，听众人山人海。”这次演讲，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3年6月清政府查封了爱国学社，蔡元培被迫离开上海。

虽然爱国学社被查封了，但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在黄炎培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黄炎培回到家乡浦东川沙，与志同道合的朋友陆逸如、张志鹤、潘敏斋等人一起商量在家乡办学，将《观澜书院》改办为新学制的川沙小学堂。为了办好学校，黄炎培四处奔波聘请教师，没有办学经费他就拿自己的积蓄，任学校校长不拿薪水，亲自授课不拿报酬。在黄炎培等一批热心于教育的同仁的支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生气勃勃，川沙地区的家长都纷纷带着自己的孩子慕名前来报名入学。

为了改革社会，必须唤起民众。黄炎培在任教期间，经常在浦东地区发表演说。1903年6月，黄炎培应南汇县新场镇青年的邀请前往演说，遭当地痞棍诬陷，说黄炎培等人毁谤皇太后和皇上，是革命党人。南汇县令戴运寅拘捕了黄炎培、顾次英、张访梅三位演讲人和听讲青年张尚思。后经南汇县新场镇教堂牧师陆子庄、上海总教堂总牧师步惠廉及川沙小学堂捐助人杨斯盛等及时营救，黄炎培等四人刀下余生，当夜赴日本避难。

1904年冬天，黄炎培从日本回国。杨斯盛即找他商议创办浦东中学事宜。杨斯盛拿出12万两银子，在浦东六里桥购置40亩土地。黄炎培亲自设计学校草图，杨斯盛监工督造。学校建成以后，黄炎培担任学校校长，各科教师都由黄炎培严格选聘，学校还配有校医，有西医也有中医。黄炎培办浦东中学，德、智、体三育并重。对学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比其他中学严格得多。学生全部住读，每月只有一天假日可以离校，其余时间均在学校修习课业或参加活动。黄炎培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视，他不仅重文科，还特重武术，把组织学生的文体活动作为重要内容。《申报》曾报道浦东中学体育大会盛况，说：“十月初五日，浦东中学举行体育大会。内容有木马、拳舞、大刀舞、单刀舞、双刀舞、棍舞、凳舞、铁杠、平台、云梯、天桥等，参观者4 000余人。”

1905年7月，经蔡元培介绍，黄炎培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蔡元培因出国留学，黄炎培接受了原由蔡元培担任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上海干事的职务。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黄炎培应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与蔡元培一起参与了若干民国临时教育法令的草拟。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人人以议员为唯一目的物。为己运动，为人运动，奔走营求，不遑暇食，谁复念及教育？苟有语此，把视为迂腐之谈。”但黄炎培认为，民国成立，唤起了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任务已经完成，“吾人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办法”，今后的任务在于培育建国人才了。他在江苏省教育司长任内，制定了《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积极地为中华民国培养人才。他大刀阔斧地创建、改建、扩建了24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办了大量的县立小学，特别是他把江苏省每年的教育经费额240万元由全省竹林、屠宰、牙行等几种省税充当，并从内政厅划出，专门成立了省教育经费管理处征收管理，专用于教育事业，使省教育经费得到保障，促进了江苏省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从实用主义教育转向职业教育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黄炎培逐渐清醒起来。他愤而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后来的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辞而不就。事后袁世凯对人说：“黄炎培这个人就是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黄炎培在上海定居下来，潜心读书、调查，对教育进一步做深入研究。

黄炎培研读了大量的西方教育著作，对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作了认真研究。从罗马塞南加（Seneca）“青年之于学校，为生活而学，非为学校而学”的理论，到近世博爱派教育家如白善独（Basedow）、康丕（Campe）、柴之孟（Salgmann）的学说，都引起他广泛深厚的兴趣。特别是斐斯泰洛齐的生活教育，主张“务使学校教育与实际生活渐相接近，准此而教育方法一变”。他在《八十年来》中说：“我和六员省视学、各师范学校校长相互地调查研究，发见小学校学生很大的弱点：尽管学习过算术，但是权度在前不会用。尽管学习过理科，略知植物科名，但是庭有草不识什么草，家具的木材，不识它是什么木。应该觉悟到图画最好是写生，对花画花，对鸟画鸟，如果所用的教材和教法不能让它应用于实际的生活，有什么效果？”黄炎培深信：“今观吾国教育界之现状，虽谓此主义为唯一之对病良药可也。”

对于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黄炎培觉得非改革不可。1913年10月黄炎培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的著名论文。论文开宗明义说：“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绝此社会也，则亦教之育之，俾处家庭间，社会间，于己具有自主之能力，于人能为适宜之应付而已。析言之，即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而已。”第二年他又撰著了《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和《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并连续3年每年给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进行小结。他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中指出：“一般社会生计之恐慌为一刺激，百业之不改良为又一刺激，各种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无算为又一大刺激。凡此皆实用主义提出之根原也。”他赴各地考察教育时，也多次发表“关于实用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演说。他不讳言他是接受了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教育即传递、即生活、即发展的论点。

黄炎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教育学说著作，一方面风尘仆仆地在国内外进行了广泛的考察。特别是1915年历时3个多月的游美考察，是黄炎培从实用主义教育到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游美归来，黄炎培对实用主义教育开始怀疑了。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二年》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今夏游新大陆归，友人问余，于实用主义有所得否？视未游时意有所变乎？答之曰：实用主义四字，吾意不得谓为无所变，盖实用二字，决无所变，惟主义二字有所未安耳。凡所谓某主义，某主义者，必系相对的，苟其为绝对的，便无所谓主义矣。今观美国教育，凡所设施，无一非实用，揣彼国教育家之意，不言教育则已，苟言教育固当如是。”“故以实用主义四字语彼国教育家未免失笑。”

而在《实用主义产生之第三年》，黄炎培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谓是职业教育萌生之第一年，可也。”“于是语以抽象的实用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因为他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研究和探索，他看到了中国教育的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而他认为根本的解决办法，“普通学校能注重生计最合余意”。他紧紧抓住“生计”二字，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1916年9月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做出了定义性阐述。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具有职业性的，就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对职业教育下的定义是：“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至此，黄炎培从实用主义教育出发而最终走向了职业教育。

三、在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形成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必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近代工业在中国兴建并发展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卷进了战争漩涡，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利用这个时机，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强烈要求教育为它培养新型的技术和管理人才。

在1917年1月，黄炎培发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把职业教育的实施与挽救“飘摇之国运”联系在一起，明确地提出，职业教育之目的在于“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他为此大声疾呼。当时的工商界人士，如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和穆藕初兄弟、刘柏生等，都积极支持他创办职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手创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宣告成立。黄炎培和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伍廷芳、严修、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蒋梦麟、郭秉文等48人署名发表《宣言书》，缕述当时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即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它揭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在于“一是为改良教育作准备；二是替学生谋服务社会的准备；三是替中国和世界增进生产的准备”。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亦在第一条开宗明义说：“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从教育下手，进而谋职业教育之改善，同人认此为救国家社会惟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中华职业教育社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的机构。该社成立以后，立即创办了宣传、推广职业教育的理论刊物《教育与职业》，1917年10月25日创刊号出版。接着，又开办了中华职业学校及校办工场，一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一面从事增加国货生产，抵制外货。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黄炎培开创性地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这里根据孙起孟、孙运仁为《黄炎培教育文集》所做的序言，仅就职业教育的基本涵义、目的和实施方针简述如下。

关于职业教育的基本涵义。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等文章中，认为职业就是“用劳力或劳心换取生活需求的日常工作”，是一种互助行为，即“对己谋生，对群服务”。职业教育就是依据人们分担的日常工作（即职业）的需要，“启发人的知能”，“给人以互助行为的素养”，“使人人广其知而大其爱”，“了解我与群的关系”，贡献他的力量来“换取生活需求”，并“对群服务”。黄炎培的主导思想是通过职业教育，沟通教育与职业来改革教育脱离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严重弊端。所以，他认为不仅要办好职业教育，而且普通教育也要与职业沟通。要求职业学校在加强职业知识技能培训的同时，也应重视各方面的素质，成为“社会国家的健全良好分子”。对普通学校，他认为应该包含有职业教育的内容，采取施行职业指导和高中设职业科等办法，使不能升学的学生有切实的知识技能来谋生。

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这就是“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职业教育与个性发展关系密切。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纲要》中指出：“自社会生活方式采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与浚发，进而与其工作适合，于是乎有职业教育。”还说：“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这都说明了职业教育是有助于人的个性发展的。

个人谋生与服务社会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针对当年有些人诋毁职业教育为“啖饭教育”，黄炎培指出：“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这就精辟说明了职业教育必须使人具有从事一定职业劳动来谋生的能力，否则就谈不上精神事业和社会事业。黄炎培说：职业“包含对己谋生与对群服务，实是一物两面。故职业教育，于整个人生修养上乃至于国家观念、民族意义之培养上，不但毫无抵触，而且有很大贡献”。

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在90年前黄炎培明确地提出教育为经济服务，这在中国是“第一声”。他在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势，洞察到“所谓战后教育者，生产教育而已”。他指出：增进生产力就是要把“地力、物力、人力凝聚起来，而人力是一切力的中心”。联系到中国，他说：“土地如此之大，人口如此之多，苟不亟亟焉自谋所以增进生产力，他人将有代为谋者。是故吾国之战后教育，更舍职业教育无所为计。”

关于职业教育的实施方针。这就是社会化、科学化和平民化。

职业教育的社会化。黄炎培经过调查考察和自己办学实践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之社会。”他指出：“职业学校有最紧要的一点，譬如人身中的灵魂，得之则生，弗得则死。是什么呢？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用说来，就是社会化。”“职业学校的基础是完全筑在社会的需要上。”就是说，办校、设科、修业年限、课程，都要调查了解当地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使职业教育的一切设施都适合于社会需要，同时，力求取得社会各方面的协作，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办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的科学化。黄炎培认为，有关职业和职业教育的问题都要用科学来解决。他讲的科学是比较广泛的，包括科学技术、科学管理、心理学、教育学等。为此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中华职教社推行一项职教事业，必先进行实验研究，取得成效和经验，而后谋求推广。如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是为了以例示人。该社成立后举行过十多次专家会议，研讨有关职业教育的重要问题，促使职业教育科学化。

职业教育的平民化。黄炎培一贯主张职业教育面向广大平民。他说：“如果办职业教育而不知着眼在大多数平民身上，他的教育，无有是处，即办职业教育，亦无有是处。”他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时，选择校址于上海西南的平民区，对贫苦人家的子女减免学费。中华职教社在城市办的职业实习学校采取晨班、夜班和送上门等多种形式，便利一般职工学习。

以上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余如他一贯提倡的“职业教育与实业结合”、“手脑并用”、“工读结合”和“学习一贯互进法”等等，都是他的职业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四、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应运而生

1917年到1927年的10年，在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得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甚至连政界、军界如冯玉祥、阎锡山、杨森等人，都支持开办职业教育事业，使职业教育在全国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国的职业教育机构从1918年的531个，增加到1926年的1 695个；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从1917年的786人增加到1927年的6 582人。

当黄炎培总结“职业教育”开创10年时，感慨地说“我们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他说：“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教育。”

黄炎培从“欧战终了，国际贸易失败而实业骤落；历年政治纷争，军阀战争不绝”中，隐隐约约认识到，以职业教育解决中国社会最困难的生计问题是走不通的。黄炎培号召职业学校的学生“要明白摆在面前的大问题就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地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一条是死亡。过去我们只要个人努力就可以生存，今后要大家一起努力，集中大家的力量，才能抵抗敌人的压迫，取得生存。”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明显的发展，他赋予了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新意义。

于是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新概念。用他的话来说：“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还说，“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别部分没有办好，这部分很难办好。”1926年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苏州会议上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强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黄炎培所谓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就是不只是办教育，还同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办教育则要大力“整饬内部，使学校效率日进，努力与劳动界联络，授以相当的知识，以谋改善其生活；努力改进农村事业，使成教育化，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基础”。

“大职业教育主义”得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的支持。他们立刻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推郭秉文为主席，以自办、合作办、代办农村教育和乡村改进事业；还设立了“农村服务专修科”，施以3年特殊训练，以培养理论与实践兼长的农村服务人才。他们先后在江苏昆山徐公桥办了乡村教育实验区，在镇江附近办了“黄墟乡村改进区”，在上海郊区办了“漕河泾农学团”、“沪郊农村改进区”等等。此外，还创办了《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生活》周刊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敌御侮，表明《生活》周刊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的立场。刊物大受读者欢迎，销数大增至15.5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宣告：职业教育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民主幸福的社会，在那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近处说，本社的使命，是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吾们确信，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进入“努力使职业教育配合国家民族为中心”的新时期。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坚持民主进步立场，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的一边，为夺取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黄炎培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十二年发现的新生命》。文中说明：“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所必要采取的措施”，“在今后建国大计的需要上必然地很广大而且很急迫”。同时表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一群人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得到了充分的信心来迎接新时代”。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黄炎培等前辈毕生为之奋斗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事业，终于有了新的生命，放出了新的光彩。

【注释】

[1]作者：第二、三届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