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探源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探源

吴贤忠^[1]

黄炎培一生致力于职业教育的研究、试验和推广。数十年中，几经起落，矢志不渝，奠下了中国职业教育的第一块基石。

黄炎培吸取了古今中外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并从其特定的思想观念角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创造出特有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有学者认为黄炎培是受欧美职业教育的启发而投身职业教育的，此说值得推敲。黄炎培赴美考察教育是在1915年。在美国看到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对科技创新、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促使他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17年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事实上早在1913年黄炎培就已经提出了“教育应视社会、国家之需的缓急先后之序而谋之。不能只顾应付现状或搜寻异国成规，东涂西抹为之，都是不妥当的”的看法。在中国推行职业教育绝非依样画葫芦之作。根据中国当时社会实情，黄炎培提出发展女子职业教育和寓职业教育于初等普通教育之中的主张。

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缘何独独钟爱职业教育？笔者认为这是由黄炎培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和教育观所决定的，或者说在职业教育中实现了他的人生目标的追求。所以研究和深入了解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不能不探究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和教育观和职业教育间的关系。

一、黄炎培的世界观与职业教育

黄炎培在《八十年来》自传中说，有几句古语是时时记在心头的。其中有一句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此句出自北宋学者张载（横渠）（1020—1077）的《西铭》。这句话的意思是：“同类者视如兄弟，异类者视如朋友。”张载认为不论同类还是异类，他们都出自同一渊源，就是“气”。世间一切存在的都是气构成的，气是最高的实体，世界统一于气。气有聚散，而无生灭。气聚则有形可见，气散则无形不可见。既然世间一切的存在都是气的表现，所以人与万物出自同源，人与万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相亲的关系。张载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青年时期的黄炎培从所读的经书中吸取了这个观点，并时时牢记，也就是说成为他的基本观念。这在清朝末年的封建时代，迷信盛行的旧社会是难能可贵的。随后黄炎培又接受了由西方传入的原子是元素最小单位的概念，将气演进为原子，使中国古代气的假说有了科学的解释，也使这种朴素的唯物论有了坚定的科学基础。

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历史观。黄炎培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朴素唯物主义出发，观察和处理现实社会。认为“社会的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的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有生活必有需求、有供给；所需求、所供给，必有用途、有来源”。供给即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人们为了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不仅要传授生产技能，更要在传授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提升生产技能。生产技能的传授是人类最初的教育活动，黄炎培说：“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乐于传给后人，后人从效仿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这就是教育。”传授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无疑就是职业教育。所以“中国古代除人伦教育外，只有职业教育”。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生产活动，不能没有生产知能的传授——职业教育。所以职业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任何主观主义者所能废除的，“是任何社会不可少的”。

为实现“民吾同胞”的基本观念和理想，为了提升同胞的生活状况，就必须提倡、发展职业教育。人们往往把从事职业教育作为一项职业，作为谋生手段。因之若有其他职业能改善谋生条件时必弃职业教育而它去。黄炎培则不然，从事职业教育不是为了谋生，因之任何富贵不能引其离开，任何困苦也不能迫其离开。

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内容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也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关系。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认为精神源于物质，知源于行，书本知识源于实践经验。黄炎培说：“真实学问不在书本上（书本上是间接知识），而在事事物物上（眼前的事事物物才是直接知识）”。人们要从实践中去求真知，书本上获得的间接知识是前人的经验总结，要在实践中去验证，实践经验是理解、辨别书本知识真伪的唯一途径。根据这一基本观念，在职业教育的教学中黄炎培提出手脑并用的教学原则，传统教学原则只用脑不动手，似乎已成为社会共识。“手脑并用”教学原则是对传统教学原则的革命。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动手操作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为了强调动手能力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与“手脑并用”原则并列的还有“双手万能”。在思想和感情上要培养学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在能力和习惯上，培养学生能胜任体力劳动，热爱体力劳动。黄炎培说：“知矣，而不行，能言矣，而不能行，此乃人生绝大羞耻。”强调动手不是可以忽视用脑——书本知识的学习。手脑并用说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手和脑不可缺一，要有机结合，互相促进。黄炎培在职业教育的定义中有“即知即行”的要求。

他甚同意李石曾对教育的意见，并归纳为“专科一贯制”的教育路线，即在职校毕业后不忙于上高一级学校读书，应去工作几年，有了一定实践经验后再去读书，毕业后再工作，工作后再深造。他认为这是一条理想的成才之道。笔者曾在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工作5年，继续上学。深感5年的工作经历在学习动力、学习内容选择、学习方法乃至对问题的理解等方面大有补益。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除招收少数青年学生外，大部分是“调干生”——已工作5年左右的青年干部。在入学文化科目测试中调干生的成绩逊于青年学生，有的差距很大，但四年学习后调干生中不仅专业课程即使基础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及外语等）的成绩不逊于青年学生，有的还超过甚多，足见专科一贯制确是一条成才之良途，是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职业教育的学习途径上，职业教育的成才途径上的具体应用。

二、黄炎培的人生观与职业教育

世界观是人生观的理论基础，人生观是世界观的一个方面。黄炎培在唯物主义的为人类社会谋发展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积极为民的人生观。黄炎培说：“从正确的世界观中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他的人生观的基本要点是：求生与求群（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

求生指谋求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的本能。推而广之，凡生物皆具有这种本能。求群指谋求群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人所特有的理性选择，是后天养成的。因为人的成长过程的境遇不同，形成各不相同的认识，不同的处理求生与求群的关系。有的人只想从群中去获取，而不思为群提供服务。更有甚者不惜用损人的手段谋取私利，这种人被称为小人。由于人扩大到群，我群和他群乃至和全世界的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某些群体不思为世界做贡献，而以侵略的手段从残害他群中获取私利，如大国沙文主义者的行为；二次大战中德、意、日的法西斯对广大爱好和平国家的残害。黄炎培认为，个人的生存发展有赖于群的生存和发展。只有群发展了，群的实力增强了，才能抵御异族的侵略，保障所有人的生存和个性发展。进一步说，世界上所有的群发展了就会融合起来，实现世界大同。所以每一个人都应为群的发展作贡献，个人则在服务于群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群的发展在于增强群的人力、物力、地力的开发。物力、地力是客观条件，靠人力去开发，人力是积极因素，提升人的物力、地力开发能力，即开发物力、地力的智能和技能的培养和研发。发展职业教育，不仅使人获得生存的智能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获得为群服务。实现理想境界的智能和技能。这就是黄炎培从人生观的高度解读职业教育的结论。

黄炎培人生观的另一个要点是：“泛爱众而亲仁。”这是又一句时时记在心头的孔子的话。意思是对广大的人类要普遍地去爱。泛爱众不是无原则的，而是是非分明的。黄炎培认为有四种爱：一是偏私的爱。目的是为了加害别人和别的群。如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日本的发展不惜侵略亚洲很多国家，导致无数生灵涂炭。二是偏激的爱。爱之不得，忿极而自杀。三是正直的爱。对触犯刑律，公意加刑于他。四是伟大的爱。为保全群的生存和发展，不惜牺牲个人生命，谓“全生去杀”。全生即为了群的生存，去杀即奋力去抗敌。抗战事起，黄炎培率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员工，全力投入救亡斗争，就是伟大的爱的表现。同时把提高国防能力定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教育目的，把职业教育融入伟大的爱国境界之中。

三、黄炎培的政治观与职业教育

一个人有明确的政治追求，表明他的成熟。黄炎培自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受业于民主主义者蔡元培，接受了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和通过教育启发民智，普及民主主义思想，发动群众，推进民主革命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他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不是盲从的，而是他的人生观的政治追求。黄炎培说：群为我有。这个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群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必须尽我的义务。这个意义就是民权主义。群的利，是我的利，我必须取得我的享受。这个意义，就是民生主义。“群为我有”下的政治就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对于教育救国，黄炎培有一个认识的发展过程。从认为教育是最佳救国之道，经过对政治的进一步了解，认识到救国不能单凭教育，但救国不能没有教育，教育不能不为救国。

政治信仰与追求和从事政治工作是两个概念。黄炎培认为社会有分工，政治工作是一种统揽全局的工作，而他选定的是教育工作。通过教育来实现政治追求，即教育救国。教育救国的具体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在辛亥革命前是通过教育手段，启发民智，使百姓知道生活困苦的根源是封建统治。只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治制度才能摆脱困苦的道理，以激发人民参加、支持民主革命运动。为了宣传反封建，鼓吹民主革命，他被清朝政府抓入牢狱，险些被就地处决。劫后余生的他，在辛亥革命时，凭他的社会影响被公推去苏州劝说清政府江苏省都督程德全起义。虽程德全在黄炎培抵达苏州前一天已宣布起义，程德全极力挽留黄炎培参加新政府，负责江苏省的教育行政工作。这可以说是他第一次从政。有一种说法，认为黄炎培不愿做官。此说不够全面。黄炎培不愿在不清明的政治条件下做官，成为反人民政权的帮凶。如北洋政府两次聘他为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曾许以到政府任职，均被拒绝。程德全后因无军饷不能起兵讨伐袁世凯而辞职，清廷走狗张勋窃据南京，黄炎培即挂印而去返回上海。而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下是乐意执掌官职，为人民谋福利的。黄炎培在江苏任职期间，他利用主管教育行政之便，深入调查教育状况，为以后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提供了事实依据。“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特别在“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但仍没有离开职业教育工作。外敌入侵，国人应团结一致御敌。但蒋介石却欲利用抗日战争消灭异己，不断制造与共产党的摩擦，内战危机频频。国共能否合作抗日，乃是能否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关键。黄炎培义无反顾地主动充任促进国共合作、扑救国共间内战之火的义务消防员。所谓义务即是头上没有官帽，全凭一股民族正义的政治追求和政治责任，奔走呼号，时时为蒋介石所不容。这应算是义务的从政。

从清末民国初到新中国成立，在近半个世纪中黄炎培只在1912年12月到1914年3月的不到一年半时间里直接从事政治工作（主管教育行政），其余皆以教育工作为主业，从事教育工作不等于脱离政治，正如江问渔说的教育脱离了政治就失去了目的。

黄炎培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确是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实现这个目标的办法就是兴办职业教育。接受职业教育者，获得了职业智能，不仅是狭义的为己谋生，更是具有了为群服务的本领。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是实现其伟大政治追求的有力手段。

四、黄炎培教育观与职业教育

黄炎培是蜚声中外的教育家。在中国教育史、教育理论领域造诣颇深，有很多独特见解。他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在普通教育的改革，职业教育的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又称农村改进）实验，以及区域教育规划等方面多有建树。

黄炎培认为，教育源于人们为了传授和提升生产劳动技能，后稷（古代周族始祖）教民耕种，是中国最早的教育活动，这虽是教育的雏形，尚不足是教育的完全形态，但确是教育的核心。黄炎培认为“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已”。教是指生存智能的传授，育是指促进人之全面发展。所以只注意知识的传授，是对教育的片面理解，不足以达到人生处世之要求。总之，教育应对人对社会的发展有用。在秦（公元前200年前）以前教育的内容有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娴、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外还有音乐、舞蹈教育、农事教育、军事教育。到春秋时，最有名的教育家孔子，他教的内容诗、书、礼、乐、射、御，没有了农事教育。片面追求智育，始作俑者为两汉时的科举制度。黄炎培说科举制度流毒两千年。应试教育由此而生。应试教育是一种脱离社会生活的教育，受害最明显的应试失败的中小学毕业生。不要说无一技之长、无业可就，就连日常生活所需的智能都没有，沦为知识流民。针对这种情况，黄炎培提出，改革应试教育第一步易为实用教育。将所授各科的内容改为与社会生活有用的内容。当然这还不能解决这些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所以第二步提出兴办职业教育，把教育纳入服务社会的轨道。把教育回归到服务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正确位置。

推行职业教育应采取多种形式：①举办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②举办职业补习学校（日校、夜校）；③在小学设职业陶冶教育、在中学设职业科；④举办职业指导；⑤在农村划区举办职业教育称农村改进。农村改进是寓职业教育于农村各项事务改进之中的教育。而在改进工作中，以使农民致富为抓手，职业教育为致富服务，即富教合一的方针。在农村改进的农村职业教育事业中我们看到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局面，的确是一条使落后、贫困、文盲充斥的农村逐步成为讲文明、讲科学、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道路。教育真正成为改造社会的有力杠杆。

【注释】

[1]作者：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