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政策

中国的财政政策同样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主要是通过税收、贴补、赤字、国债、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手段对经济运行作调节，既是平抑经济波动的工具，又要发挥资源配置，发展经济的作用。

本着上述宗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各个时期国民经济的变化的需要，相继出台了各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例如1979年针对经济出现过热及引发的财政赤字严重，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物价上涨、外贸逆差等问题，实施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主要指打破统收统支，开始实行中央对地方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改革，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压缩各项开支，控制消费需求，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以增加消费品供给，用补贴办法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以及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平衡国际收支等。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有用行政手段直接调控性质。1982年针对国民经济下滑形势，实施了企业的利改税改革，调动企业增加生产供给积极性，同时配合以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1988年针对经济又出现过热，物价大幅上升局面，实行了紧缩财政、信贷的“双紧”政策，同时进行利税分流试点和税制改革的方针。1993年针对投资增长过快，物价迅速上升势头，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力度。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外贸受到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大，实施了扩大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调整税收，支持出口和吸引外资，增加社会保障和教育科学等重点领域支出，提高城乡人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等。2004年针对投资需求膨胀，通胀压力加大，交通、能源等紧张局面，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包括国债发行规模减小和调整方向，推后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时间，在总量适度控制下进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深化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调整个人所得税等。2012年针对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保持适度赤字和国债规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突出重点，更注重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投入；更加注重加强薄弱环节，加大对“三农”、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和节能环保、水利建设等的支持；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消费”；实施结构性减税，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开展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继续清理、整合和规范对行政性事业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的管理；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并把短期应对措施和长期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从上述改革开放以来实施财政政策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我国财政政策同样具有“逆经济风向”行事味道，即经济偏冷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经济过热时实施“从紧”或“稳健”的政策，主要是应对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幅度；二是政策调控手段和方式上，逐渐放弃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调控，转向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体系。

根据以往社会和经济发展情况和当前特点，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估计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政策演变可能会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一是牢牢把握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妥善处理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货膨胀预期这三者间的关系。哪一方面矛盾更加突出时，财政政策的重点可能更倾向哪方面。

二是围绕落实科学发展的主题在几个方面迈开更大的步伐：①完善结构性减税，包括降低为增加能源资源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进口商品税；降低所得税，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等政策；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实好其他一些税费减免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取消不合理的企业收费项目，清理规范公路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包括落实最低工资制，用财税政策增加农民收入；大力支持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创造良好消费环境，降低流通成本；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促进粮油和主要农副产品生产供应；健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落实好对困难群体生活的帮助等。③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投资重点用于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水利建设、科教文卫基础建设、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促进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严防重复建设、高污染、高能耗项目建设。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主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包括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包括实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立稳定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渠道和运行机制，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强文化建设力度等。④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包括加大科技投入，加强重点节能工程建设，大力支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强生态保护建设等。

三是改革和完善政府预算收支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和效率，包括严格控制“三公消费”（公务购车用车、公务接待、因公出国）和“三公消费”的支出透明公开，严格控制各种会议和差旅支出以降低行政成本等。

上述一些特征实际上也是目前财政部的一些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正确的，问题是实际上会不会真正落实。由于我国多年来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过分依赖迷信，因此，一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会忽视上述这些观点和主张，而把财力突出转用于国内投资，哪怕这些投资是产能过剩的重复投资，低效率高风险的投资。例如，2012年9月以来，继18个城市25个轨道交通、城际铁路项目的建设规划或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后，包括13条公路建设项目的申请报告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也获批准或批复。加上其他一些“铁、公、基”项目，据初步估算，这次涉及的基础项目总投资额达上万亿元。但这次扩大的投资的效率如何是值得怀疑的。例如，目前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通向“荒芜”地区，有些地区要建多个机场，大多要靠财政补贴才能活下来。畸高的投资率带来的财政困难、效率低下、银行坏账、加剧产能过剩的苦果当然只能由全国人民来吞咽。实际上，如果各地政府肯多花些钱用于提高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可能对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会更好一些，风险更小一些。然而，这要以政府领导人能真正改变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偏好为条件和前提，而这实在是不容易的，比讲一百遍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