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研究

3.3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研究

应当说，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安全文化”都不存在有无之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可以评估出来的。与安全文化理论层面的研究和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相比，企业安全文化评价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且争议较多。

3.3.1　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

1．安全氛围概念的提出

1980年，以色列学者Zohar在对本国制造业的安全调查研究过程中，首次提出安全氛围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 。

随后的研究探索过程中，各国专家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对安全氛围提出了相应的定义，见表3-1。

表3-1　关于安全氛围的定义

资料来源:张吉广，张伶．安全氛围对企业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7，3(1) ．

通过对上述定义的分析可以发现，安全氛围强调的是员工对工作中的风险和安全状况的认知，是一种心理表象，并且更为关注工作环境因素对安全状态的影响。

事实上，安全氛围与组织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理论渊源。组织氛围一词源于美国心理学家E． C． Tolman(1926)有关认知地图的概念，他在试验中发现学习就是建立一种符号格式塔的连续操作，而符号格式塔是通过环境提示和有机体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学会的。通过这样的学习得到对周围环境的某些认识，并在大脑中形成与环境有关的认知地图，从而获得对环境的真正了解。组织氛围之所以被认为与此有关，是因为组织氛围可以说是组织成员在头脑中形成的对组织状态(环境)的认知地图。

Kurt Lewin通过团体动力学方面的实证研究，将组织氛围定义为个体共同的知觉或个体所形成的认知地图之间相同或相似的部分。

就组织氛围理论而言，其含义主要针对内部环境的综合心理或认知程度，是员工对企业组织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管理状况、物质待遇、发展前景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地位、作用和前途的反映，体现了员工对本组织形象的普遍性态度及相应的情感反映。

将安全氛围和组织氛围进行对比，能够发现它们之间有明显的历史逻辑联系，可以说安全氛围是组织氛围在安全认知上的聚焦。

2．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比较

1)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比较

专家们对不同行业内的安全氛围调查与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氛围尽管与安全文化存在近似点，但是在具体定义上存在一定的区别:安全氛围是一种心理表象，常与企业内部的工作环境和安全状态问题紧密相关，表现为个人和组织在特定时间内对安全状态的认知，也是安全文化的即时“快照” (snapshot) ，具有不稳定性和变化性。

基于上述观点，安全氛围可定义为:一种能够测评安全文化即时状态的、反映企业组织内不同个体安全认知的工具;相对于组织当前环境和状态而言，安全氛围是对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的具体状态的认知，并随着环境和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将上述定义与安全文化的定义比较可知，二者具有相似性:首先是二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个体和组织的社会属性，强调认知、意识、信仰等对安全文化和氛围建设的重要性，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具有典型的交叉学科特点;其次，二者关注不同层次的管理与实施活动，针对行业组织结构和功能特点，认为安全状态可以通过管理予以纠正和改进，因此符合现代企业管理学的组织文化和氛围定义，具备管理科学的内容，又相对突出安全学科的特色。

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也存在显著的区别。

(1)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安全文化对工作和企业组织而言包含潜在的安全信仰、安全价值观和安全态度等特性;而安全氛围则更接近于企业的生产运行状态，具备对工作环境、生产实施、组织政策和管理的认知特点。

(2)运行层面不同。从组织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角度来看，二者处于不同的运行层面，由于二者具有相似的组成元素，安全氛围反映了工作班组和企业的潜在文化，是安全文化在实际中的运用;而安全文化则是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相对安全氛围而言，处于更高的研究层次。也就是说，安全文化研究和运用范围集中于宏观层面，而安全氛围研究和运用范围则主要针对企业的微观运行层次，反映企业组织的管理、员工风险认知、班组参与、内部培训与安全知识等即时安全活动状态。

2)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研究视角比较

安全文化是企业组织内部所有层次员工共同的、持久的价值观和对安全的重视态度，也体现为个人和群体对安全责任心、安全行为和安全交流等方面的关注程度，是安全价值观指导下在对事故经验教训学习基础上所采取的主动学习的、可改变的个人或组织的适应行为。

通常，安全文化研究主要定位在群体或更高层次水平，常包括群体或组织内部可共享的价值观、企业组织问题等，与管理监督系统密切相关。该研究强调组织内不同层次的成员对企业的贡献以及对企业员工的工作行为产生的影响，并通过偶然事故反映出企业管理系统和安全实践的关系。相对来说，安全文化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延续性等特点。

安全氛围是一种心理表象，主要体现为某一特定时刻对企业安全状态的认知。安全氛围与企业环境状态因素等复杂性问题密切相关，是安全文化的即时快照，相对来说具有易变性、时差性;安全氛围也是安全文化即时状态测评的具体方法，该方法能够反映企业组织内部不同员工的安全认知，是对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企业安全状态的具体反映，该状态可以随着当前环境特征和其他影响因素变化而变化。

3)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维度研究

关于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的维度讨论，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理论界的热点，也是目前安全文化研究争论最大的领域。

Zohar在1980年最早提出了包括安全培训、安全管理态度、安全操行对晋升的作用等安全氛围的8个维度。

之后，加拿大Dedobbeleer和Beland(1991) 、法国Niskanen(1994)和美国Hofmann、 Stetzer(1996)在分别对建筑、道路和化工行业进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维度模型;英国Donald、 Canter(1994)和Cheyne等(1998)在对化工、制造业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建立了3维度模型;澳大利亚Williamson等(1997)在制造企业的研究报告中得出5维度模型，随后相应的研究文献中就安全氛围提出的理论和经验应用模型较多，影响因素由2维度演变到16维度。

Guldenmund F． W．综述了20年的安全文化研究，发现各研究中维度结构差异很大，而Douglas A． Wiegmann等人在分析大量评价系统的基础上，总结出安全文化的5个通用表征，包括组织承诺、管理参与程度、员工授权、奖惩系统和报告系统。

R． Flin等人归纳不同研究结论时发现，有3个主要安全氛围因素是一致的，即管理监督、组织系统、风险，再加上2个经常出现的因素，即工作压力和工作胜任能力，则构成了安全氛围的5大因素。

此外，IAEA在1994年制定出用于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 (Assessment of Safety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Team Guidelines) (1996年进行了修订) ，提出了有关安全文化的4个方面的若干表征维度; INSAG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在强化安全文化方面的关键性实践的问题》的报告(INSAG-15，2001) ，给出了关于安全文化的7个方面的23个关键问题。

4)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的维度比较

(1)安全氛围的维度。安全氛围研究延续社会心理学或组织心理学的传统，假设可以在有限的维度上刻画不同的安全氛围。自1980年安全氛围概念诞生以来，对于安全氛围维度的研究始终是这一领域的热点，并且存在较大的争议，笔者将部分安全氛围的维度研究成果整理成表3-2。

研究者发现，由于调查行业的差异、研究工具的差异、样本的差异和方法上的差异，20年间关于安全氛围维度的研究结构存在分歧。事实上，这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从根本上说可能源于对安全氛围内涵理解的差异，人们对安全氛围认识不一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和操作，反映在研究过程中，诸如变量的提取、项目的编排和筛选标准等都会不同;其次，不同问卷项目表述上的差异也会导致最后因素结构的差异;再次，对各维度的命名带有研究者个人的随意性，反映各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因此，有可能实际上维度结构比数据表面有更多的相似性。

表3-2　安全氛围的维度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R． Flin归纳不同研究结论时发现，有3个主要因素还是一致的:管理监督、安全系统、风险，再加上两个经常出现的因素——工作压力和胜任力，从而构成了安全氛围的五大维度。

(2)安全文化的维度。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在分析全世界安全文化快速发展形势的基础上，认为对安全文化除了在概念上应该明确以外，还应该对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有更加明确的评价方法，因此在1994年制定出了用于评估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 (1996进行了修订) 。该指南明确提出:在对安全文化进行评价时，应该考虑到所有对安全文化产生影响的组织机构的作用，因此除了核电运营组织以外，政府组织、研究和设计组织都应该被包括在考虑范围内。基于上述认识，《ASCOT指南》给出了若干有关安全文化的表征维度。

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Forum for Nuclear Cooperation in Asia，FNCA)于1999年召开的第3次核安全文化项目研讨会上，提出了核安全文化6个方面的特征。

笔者将部分安全文化的维度研究成果整理成表3-3。

表3-3　安全文化的维度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到目前为止，关于衡量安全文化的表征维度还没有定论，数量从2个到19个不等。Douglas． A． Wiegmann等人在分析大量评价系统的基础上，总结出安全文化至少有5个通用特征(见表3-3) ，而英国HSE提出的安全文化测评的5个因素，也被广为认同(见表3-3) 。

从上述安全氛围和安全文化的维度对比可以看出，二者的表征维度既有续重表合也存在差异。一般而言，安全文化的表征维度主要强调企业宏观层面的组织文化、学习文化、公平文化等特征，如领导力、交流与沟通、长效的学习机制等，侧重于反映企业长期的安全文化水平;而安全氛围的表征维度则偏重于心理、社会人文领域，强调企业微观层面的管理监督、组织机制、工作环境、风险认知等特征，着眼于反映企业“即时”的安全状态，给企业的整体安全运行状态提供一个“快照” 。

3.3.2　迄今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F． W． Guldenmund认为，目前学术界缺乏描述安全概念与风险管理、安全行为管理之间的关系，较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安全文化与安全氛围的区别分析，特别是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安全文化。对于安全文化的评价基本上是从安全文化的维度延伸而来的定性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INSAG提出的核工业组织的安全文化定性评价指标，但由于其专业特征过强，限制了应用的广泛性。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行业设计了企业安全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取得了值得借鉴的、有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

吴友军等人结合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践的相关经验，构建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指标，见表3-4。

表3-4　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总表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吴友军，金琦．煤矿安全文化建设评价体系探讨．中国煤炭，2006，32(2) ．

贺禹等人基于SMART准则对核电企业安全文化业绩指标进行了初步设计，具体见表3-5。

表3-5　安全文化指标的分层设计

续表

资料来源:贺禹，张金隆，包玉昆．基于SMART准则的核电企业安全文化业绩指标设计．中国电力，2004，37(5) ．

李林等人运用SMART原则，对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提出了包括工作环境、组织管理等5个一级指标、 18个二级指标在内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见图3-1。

图3-1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层次指标图

资料来源:李林，曹文华，毕海普．基于SMART原则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研究．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7，17(2) ．

宋晓燕从组织内部、时间和空间三维视角出发，较为系统地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 5个二级指标、 8个三级指标和数十个四级指标的四层次企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其概念模型见图3-2。

图3-2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系统模型

资料来源:宋晓燕．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5．

王玉玲从安全文化对人的影响切入，研究了企业安全文化的形式系统，并由此设计了评价指标体系，见图3-3。

图3-3　企业安全文化形式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王玉玲．企业安全文化形式系统及其评价系统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司马俊杰等人分析了安全文化的形态体系，设计了包括组织承诺、管理参与等10个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见表3-6。

表3-6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因素等级划分与分值表

资料来源:司马俊杰，隋秀华，苗德俊．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及其评价．煤矿安全，2006(9) ．

陈维民从风险预控管理的准则入手，建立了有10个一级指标、 40个二级指标的神华集团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7。

表3-7　神华集团安全文化评价工具

续表

资料来源:陈维民．神华集团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系统．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6(9) ．

黄吉欣等人按照文化的三圈层理论，将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分为社会、企业、项目中层管理者和工人4个层面，解析了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各个层级，见表3-8。

表3-8　建筑业安全文化解析

资料来源:黄吉欣，方东平，何伟荣．对建筑业安全文化的再思考．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16(8) ．

陈金国等人按照平衡计分卡的原理，建立了企业安全文化的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型，见表3-9。

表3-9　某矿安全文化平衡计分卡评价模型

资料来源:陈金国，朱金福．安全文化的平衡计分卡绩效评价方法．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15(9) ．

2．对目前研究成果的思考

1)未考虑企业安全文化与企业安全氛围指标的差异

从上述评价指标体系中可以发现，在设计企业安全评价指标时，研究者大多未考虑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指标的差异，将它们列在同一指标体系下。如司马俊杰等人在《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及其评价》 、陈维民在《神华集团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系统》中将反映安全文化的典型指标组织(安全)承诺与反映安全氛围的安全生产状况、危害辨识、风险评估纳入同一指标体系下。

笔者分析，将安全文化指标与安全氛围指标混淆使用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认为二者没有太大的区别，可以混为一谈;其二，外文文献翻译时产生偏差，将safety culture和safety climate均译为安全文化，以至于使用文献的研究者也将错就错。

前文已经详细分析了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在起源、定义和研究层面与视角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因此，基于二者在上述多方面的差异，在设计评价指标时，将二者混而用之将会对评价体系的严谨性以及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产生消极影响。

笔者认为，目前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最值得探索的就是将反映企业安全文化的指标与反映企业安全氛围的指标区分开来，分别评价企业长期形成的安全文化状况和企业即时的安全氛围状态，更准确地对企业整体安全文化状况进行评价，进而明确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方向、路径。

2)指标体系不尽完整

未能明确区分安全文化指标和安全氛围指标的后果之一，就是指标体系的内容有缺失，影响评价结果。吴友军等人在《煤矿安全文化建设评价体系探讨》 、司马俊杰等人在《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及其评价》中的指标体系缺少反映沟通与反馈的指标，陈维民在《神华集团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系统》中的指标体系没有体现安全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指标，贺禹等人在《基于SMART准则的核电企业安全文化业绩指标设计》 、李林等人在《基于SMART原则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研究》中的指标体系缺少组织承诺、沟通反馈等指标，宋晓燕在《企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中的指标体系缺少沟通反馈等指标，王玉玲在《企业安全文化形式系统及其评价系统研究》中的指标体系对分属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的指标划分不细致，司马俊杰等人在《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及其评价》中的指标体系侧重于安全文化实施后的绩效评价，属于间接设立的指标体系。

3)指标的评价标准单一或不明确

制定一个明确、可判断、可得的评价标准，关系到整个评价体系的质量和可操作性。上述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标准均存在过于单一或者本身不明确的问题。

李林等人在《基于SMART原则的企业安全文化评价体系研究》中未给出每一个指标的评价标准。

宋晓燕在《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王玉玲在《企业安全文化形式系统及其评价系统研究》中均采用检查表评判法，即设定0、 1选项分别对应问题的“否”和“是”答案，这种非“ 0”即“ 1”的评价标准未免过于单一和极端。

司马俊杰等人在《企业安全文化体系及其评价》中采用等级评分制，即设立1、 2、3三个等级，分别对应分值2分、 5分、 10分，然后根据相应的判别标准进行打分。

陈维民在《神华集团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系统》中采用1～5的五级评分制，根据对应判别标准分别对指标进行打分。

其他文献均未给出各级指标明确的评价标准。

3.3.3　关于企业安全文化评价方法的选择

据可查资料分析，对企业安全文化的评价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采用的方法也较为简单，主要有以下几种常用的评价方法:

(1)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权重，最终评价方法则选取的是加权评分法;

(2)用简单的等级打分加总法对企业安全文化进行评价;

(3)将安全文化的可量化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计算加权平均分。

值得一提的是，焦晓佑、吴俊勇在电力企业的安全文化评价中使用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选取9家电厂中的6家作为学习对象，取得指标权重，进而对另外3家电厂的安全文化进行BP网络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