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研究新视野

一、文化安全研究新视野

尽管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动因和理论背景是全球化，但强烈的中国意识阻碍了对这一问题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理解。国家文化安全理论的深入首先要从更具深度、广度的空间观、时间观入手。

（一）更新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时空观

国家文化安全的空间观首先要关注三个维度的理念更新：全球/本土运动中的主体间关系、新的文化地域性关系理解、国内外政治的一体化。第一，全球化不是作为主体展开理论思考的客体，而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发展要在全球化/本土化双向互动的关系中展开，因此不应将全球化现实以及文化间流动、交往、融合的关系对象化，特别是将强势文化对象化，而是应该在空间的结构性、系统性互动中，重新审视自身和互动的“安全”问题。第二，全球化本身威胁着对原有“文化”的概念化理解和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暗含着意义建构与特殊性和地方性的关系，全球化解构了原有“文化”现实，“不仅因为地方的多样性渗透打断了这种意义与位置的联系，也是因为它削弱了文化和地方的固定性最初相伴而生的思考视角”^[92]。第三，全球化有使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有一体化、同步化的趋势，文化安全问题也是内外因素同步、同作用的场域。

时间维度思考即是注重发展性，要将文化安全问题置于一种理想和理性的文化发展理念和价值之下。胡惠林曾提出过积极、消极两种文化安全观，事实上消极的文化安全观既不符合文化发展对于交流、融合的自然要求，也不符合当前全球化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可能导致文化上的保守、思想上的禁锢，反而是一种“不安全”。而积极的文化安全观的价值取向如何设定，例如与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对接问题，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关系性问题，与其他文化体的关系性问题，如何区分和设定国家文化安全、民族文化安全中的共同点与差异点，国家文化安全如何设定研究边界、主要关注的内容，如何区别文化发展战略与文化安全战略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文化交流、融合、外交策略的关系等。

（二）与全球化最新理论的结合

从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化安全时空观出发，结合当前国际政治最新理念与实践，国家文化安全有必要置于全球治理的理念认同和理论发展之中。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很多学者在未来趋势的预测中开始关注于“全球文化”、“全球公民社会”、“全球治理”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论证。这些理论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是：全球相互依存的发展使一种具有普适价值的全球文化成为可能，能分享共同价值体系的国际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93]人类社会全球化的方式开始向内在化亦即向全球范围内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有机结合的方向发展，并由此促进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94]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方案。尽管这些理论概念有很多完全相反的观点与讨论，但现实中确实存在一种不可小觑的发展动力和趋势变化。

一般认为，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95]全球治理意味着在全球在范围上应当成为出现惯例、制度甚至全球治理话语的前提条件。^[96]“治理是全球性的”研究方法一般把国际体系或由国家、公民构成的全球体系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如全球经济或环境）设为理所当然的背景。^[97]然而，全球治理的价值目标在现实语境中并不绝对合理。任何关于全球治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都不会忽视国家间权力不平等的核心所在。权力等级制度塑造了全球治理的结构、根本目的和优先权。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结构性权力被嵌入了这些正运作的制度以及世界秩序的体制之中。^[98]

从“全球治理”的国际政治理论出发，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即面对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理论命题。如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全球治理对国家文化安全提出了哪些挑战，国家文化安全立场的全球治理应基于哪些更为合理的价值选择，设立何种有利于文化发展安全的全球治理目标，如何建构文化安全战略与全球治理目标相统合的合法性，应完善哪些规制体系，应建构何种评价体系、如何建构等问题。结合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路径，中国文化安全研究要实现全球文化、全球社会、全球治理的理论对接与深化，首先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视角来对待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整合，只能向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相互依存与共荣的方向发展，这是全球化时代文化整合的一个前提条件^[99]，也是一国文化生存与发展安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