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垄断资本的强化与民营经济的艰难发展

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业、工矿企业及基础产业等极力加强国家控制，从而使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不断膨胀。同时民营经济在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艰难发展。

(一)国家垄断资本的强化

1927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决定成立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负责发行货币、内外债等。随后国民政府又通过强行拨充官股的办法控制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新设立了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成为国民政府主要的金融垄断机构。

1933年4月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在全国实行废两改元的公告，决定自4月6日起全国实行废两改元，改用银本位制，一切交易及契约票据，一律改用银币，使用了400多年的中国银两制从此结束。1934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使中国国内市场由于银根空前紧缩，导致物价狂跌，市场疲软，企业纷纷破产、倒闭，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由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纸币作为“法币”，所有白银限期兑换为法币，由此国民政府加强了对金融业的控制。

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建设大纲草案》中规定:“凡关系全国之交通事业，如铁路、国道、电报、电话、无线电等;有独占性质之公用事业，如水电、商港、市街、城市公用事业等;关系国家前途之基本工业及矿业，如钢铁业、基本化学工业、大煤矿等，悉由国家经营之。”国民政府对工矿企业的控制主要集中于重工业，特别是矿冶业、电力工业等。1930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了《矿业法》，于同年12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矿藏均为国有，非取得矿业权，不得探采。”“铁矿、石油矿、铜矿及适合炼冶金焦之烟煤矿，应归国营，由国家自行探采。”^[11]国民政府依此对矿产进行整顿，一些民营矿业收归国有，对外资矿业或中外合资矿业也加强了国家控制，或由中外合营，或收归国有。如开滦煤矿原由英资全权管理，几经交涉，于1934年完成对其整理，中外方均等参与管理。虽然实际权力仍操在英国人之手，但毕竟使被英国人垄断了36年的开滦煤矿成为中外共管的企业。《矿业法》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矿产业的控制。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资源委员会下属大型工矿企业已达20余个，由此加强了国民政府对重要矿产品的垄断。

此外，国民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金融资本投资于中国近代交通运输及通讯业。与外商合作修建了3 300公里的铁路和7万多公里的公路。到抗战前，中国东部已经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铁路网，并向西部延伸;1936年，不包括县级公路在内，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12.13万公里，且布局较为合理，各省均有公路相连。1929年5月，交通部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购买了4架小型客机，开辟了上海至南京航线，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合作经营，中方占股55%，美方占45%，中国民用航空运输业由此开始。1930年，为发展国际航线，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签订了合资经营航空公司的合同。次年，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成立，此后虽未能开辟国际航线，国内航线则开辟了多条。到1936年，欧亚航空公司经营的空中航线里程达7 600公里。1934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福建五省联合组建了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连接五省的航线，并与法国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广州至河内的国际航线。

1928年，国民政府在交通部下设立了航政司，负责航运行政、船舶海事及海员等项事宜，由此改变了航政长期由海关兼管的模式(浮标及引水等仍由海关管理)。航政司对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也进行整顿，1932年将这一官商合办企业收归国有。在著名企业家刘鸿生主持下，轮船招商局得到良性发展，效益提高，并开辟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沿江及远洋航线多条。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邮政总局，1928年6月，颁布《邮政总局章程》，规定邮政最高长官邮政总办由华人担任，外人只能担任邮政会办，由此收回了自清末以来长期控制在洋人手中的邮政管理权。1927年全国邮路有4 622.37公里，到1933年拓展到498 532公里。同时国民政府加快电话、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事业的发展。1932年全国电话线路总长9 303公里，1936年增加到47 084公里。其中长途电话线路由1927年的4 500公里，增加到1937年5.3万公里，增幅达10余倍，包括边远地区在内的全国各省均设立了无线电台。交通部于1929年还开办了上海国际无线电台，与美、德、法、俄、英、日、意及越南等国间建立了通讯联系。

国有企业的发展固然对民间私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但在中国民间资本短缺、产权制度不完善且受外资压制的背景下，政府集中调动资源有助于加速近代工矿业、基础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工矿业的发展为中国出口贸易提供了货源，并有利于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交通通讯业的发展则大大降低了对外贸易活动的搜寻成本与交易成本。

(二)民营经济的艰难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经济主权有所恢复，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1927—1931年民营工矿交通运输业资本逐步增值，年均增长率高达13.4%。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总产值已达到农业总产值的15%左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下跌，导致白银的流入，中国资金充裕，信用扩张，金贵银贱使国内市场上物价未跌反涨，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28年“五卅”惨案以后掀起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也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

1931年以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强化，使中国农副产品出口锐减，农村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工业品的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东北，东北市场基本被日本控制。1933年后，日本开展对华北等地的疯狂走私活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空间进一步萎缩。1934年美国的《白银法案》，使世界市场上银价上升，中国白银外流，对民营经济造成进一步沉重打击。

总体上看，1927—1936年中国民族工业在艰难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工厂数量增加。据农商部统计，到1928年年底全国注册的工业公司有716家，1929年1月至1935年6月注册的工业公司达1 966家。企业的生产规模也明显扩大，192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67.01亿元，1936年增至122.74亿元，十年增长了83.2%，其中最显著的是棉纺织业。1927年纱锭数为368.5万枚，1936年增加到554.6万枚，增长了50.5%。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兴行业，如橡胶、搪瓷等。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设备的更新、水平提高，工业生产总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统计，战前十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左右。

战前十年，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大体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的滞后性导致1931年前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及经济危机作用的显现，使中国经济在1931—1934年期间出现衰退。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极其沉重，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经济资源，煤炭、铁、电力、水泥、石油、黄金及铁路分别损失约30%、71%、28%、47%、93%、55%和41%。1935年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促使中国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到1936年经济发展达到战前顶峰。

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始终未能消除，如繁重的税收、混乱的货币制度、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稀缺以及西方列强的控制等，导致中国经济难以长足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很低，年均不足20美元，^[12]投入工业发展的资本自然严重短缺。30年代中期，近代工业企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10%，^[13]横向比较来看，与中国大体同时开始工业化的日本，到1936年钢产量已达522.3万吨，人均产量为74.34公斤。此时中国两项指标则分别为41.43万吨和0.81公斤，只相当于日本的7.93%和1.11%。中国最重要的支柱性工业产业——棉纺织业的产量也大大落后于日本，1936年日本棉纱产量为67.3万吨，人均拥有量为9.58公斤，中国相应数量分别为39.9万吨和0.78公斤，约为日本的59.33%和8.14%。因而尽管开始工业化已历时50余年，但直到抗战爆发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工业化水平极低的前现代社会，亦即中国发展对外经贸的物质技术基础十分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