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国国家垄断资本的膨胀及国民经济的崩溃

(1)国家垄断资本的膨胀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不久，国民政府即开始了对敌伪资产的接收工作。1945年8月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据此先后成立了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等机构，并设立了苏浙皖、河北平津、粤桂闽、山东青岛等“敌伪产业处理局”，形成了多种接收渠道。接收的敌伪资产被国民政府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从而使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势力急剧膨胀。

在金融领域，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接收伪中央储备银行即获得黄金55万两、白银近764万两，银元37万枚、美金550万元。接收伪联合准备银行也获得黄金17万两、美金1 020万元、英镑2 654 4镑。接收的伪满洲中央银行，有黄金8万两、白银31万两，银元24万枚。接收的各地方金融机构也有数量可观的黄金、白银、外汇及有价证券等金融资产，国民政府的“四行两局”(即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及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对敌伪金融机构的接收，资本急速膨胀，成为最大的国家垄断资本集团。通过放款投资等方式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资源。

在重工业方面，通过对敌伪资产的接收，资源委员会的垄断力量得到进一步强化。抗战胜利后，资委会从经济部划出，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机构，由其负责接收的敌伪资产范围包括:采矿、电力、钢铁、石油、机械、电子、建筑材料、化工、制糖和造纸等10个行业，产值约18亿美元，资委会实力大增。到1947年资委会控制的各行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煤炭38.8%;电力占83.3%;钢占90%;水泥占51%;石油、铁矿石、锑、锡、铜等有色金属和食糖占95%以上，^[3]几乎囊括了国内全部重工业企业。

在轻纺工业方面，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也建立了一批国家垄断资本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接收112家敌伪企业基础上组建，资本仅次于资源委员会。到1947年其拥有的纱锭数占全国比重达39.7%，织布机数占60.1%。中纺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不但在棉纺织品生产中居于垄断优势，而且还控制了50%以上的棉花的收购和进口，棉纱、棉布的内外销业务。

交通运输业中，战前国家资本已占较大比重，战后其更占据了绝对优势，1947—1948年，交通运输业中，国家资本所占比重高达91.6%，外资和民营资本不足10%。

与战前相比，抗战后整个产业资本构成中国家垄断资本势力大大增强，其在全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近2/3的份额，西方洋行在华势力大大萎缩，民营资本受到抑制，见表6-1。

表6-1　抗战前后产业资本构成比较(1946年、1947-1948年)^[4]

从表6-1中可见，战前的1936年官僚资本(主要为国家垄断资本)在全部资本构成中占35.8%，到1947—1948年这一比重升至64.2%。

另据研究，到1947年，国家资本控制的重要工矿产品产出在全部产出中均占有较大的比重，其中石油和钨、锑、锡等有色金属几乎占100%，电力占90%，钢占80%，水泥占40%，煤占33%，棉布占73%，棉纱占39%，毛制品占50%，食糖占15%。^[5]

除工业外，国民政府在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家垄断性也明显增强。其结果，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削弱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有利于提高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则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的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能利用西方列强势力受到削弱后的市场空间顺利发展，因而阻滞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成长。

(二)国民经济的崩溃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斗争，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赞赏，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1943年历史上大部分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与欧美国家关系改善。1945年10月，《联合国宪章》生效，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从而跻身世界五强行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西方列强控制力的削弱，为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抗战结束后，中国陆续恢复了与西方盟国的海上交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了3亿多美元的物资援助。国民政府积攒了大约8亿～9亿美元的黄金与外汇储备，同时接收了日本投降时在沦陷区留下的价值2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6]其中既有消费品工业，又有基础工业，国民政府接收后将其改组为国营企业。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显著提高，广大民众对中国经济前景普遍持有乐观的预期。

然而，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大量社会财富用于国内战争，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军费开支占国民政府全部支出的65%～70%。同时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交通设施及工矿设施遭到战火的摧毁，国民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由此导致空前严重的财政赤字，进而国民政府用于恢复工矿业生产的资金更加严重不足，^[7]因而经济恢复与复兴的进展缓慢。1947年6月，国营企业生产总值比接收时仅增长了1.6倍，相当于抗战时期日本人经营产值的35.1%。生产恢复的迟缓，进一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此恶性循环，一方面是财政支出扩大，另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减少，政府赤字愈益严重。为弥补赤字，国民政府无限制地发行货币，导致物价狂涨，使抗战时期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更加恶性发展。据记载，从1945年12月至1948年8月，中国经济的中心——上海的物价上涨了5 334倍。外币汇率猛增7 122倍。与战前的1937年相比，物价上涨470余万倍，汇率上涨310万倍。战争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进一步促使战后经济走向彻底崩溃。

为挽救经济的崩溃，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匆忙进行货币改革。废除法币，以一种不能兑换的货币——“金圆券”代替;规定“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300万，与美元的兑换率为4∶1;同时还规定民间持有的黄金、白银及所有外汇均需售予国民政府;物价被强行固定于当日水平。然而，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民众对经济前途丧失了信心，加之货币的超额发行，此次货币改革迅即失败。1949年7月2日，撤退到广州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废除金圆券，实行银元制。毫无效果的币制改革随着两个月后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而告结束。

三年内战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与抗战前相比，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锐减，国民收入及人均收入严重下降。到1948年，重工业产量减少了70%、轻工业产量减少了30%。重要出口商品的产量下降更为剧烈，如生丝战前产量约为2 974 60担，到1948年降至8 240 0担，仅相当于战前的27.7%。茶叶战前产量每年约为170万担左右，到1947年降至21.6万担，仅有战前的12.7%。^[8]据估计，从战后到1948年，中国农村放弃耕地逃亡者由20%增加到40%;1946年农作物的总产量只有1932—1936年年均产量的2/3。^[9]1949年与战前1936年相比，国民收入由257.98亿元降至189.48亿元，降幅达26%，年均增长率为-2.4%。人均收入也由50.51下降到34.98元，降幅为31%，年均增长率为-2.87%。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美国的扶持政策为中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条件。敌伪资产的接收并转化为国家资本使国民政府对国家经济的控制能力大为提高，有助于增强发展对外贸易的自主性。然而，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国民经济秩序极度混乱，对外贸易的物质基础不断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