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体系的变动对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一、战后世界体系的变动对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

二战的胜利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写了近百年来的中国战败史，而且由于作为联合国创始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确定，使得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大国的身份和地位，从而也赢得了自近代以来最好的国家安全环境。按理来说，二战的胜利，理应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图强复兴的伟大起点。然而，中国赢得了环境，环境也左右着中国。盟军在德国柏林会师的路线图，建构了后来世界两大力量格局的基本形态，开始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决，这种对决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志的，是由美苏两个大国主导的。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分裂了的欧洲文化无法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不惜与魔鬼打交道，当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以后，魔鬼依然是魔鬼。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终结，世界被一分为二，各种政治力量必须在这变动之后的力量格局下寻找和确立“谁是魔鬼”的选择。这种选择是战略性的，是非此即彼的。同时这种选择更是意识形态的，是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地规定了它的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性质与结构。中国作为在这力量系统中的一员，当然也不能例外。中国的政治力量也必须重新组合、重新集结，于是便出现了“两个中国之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选择的不同结果，造成了不同的中国国家安全和不同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战后世界体系的变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东西方力量对比，扩大了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在世界的影响。这毫无疑问地给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走向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动力结构。中国作为战胜国理所当然地应当享有它的一切权力，但是，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美、苏两个大国分赃的产物，而且是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构成，是历史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在今天的反映和延续。就其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的内容来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形成，与两次世界体系的变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说，直接就是两次世界体系变动的过程中大国牺牲中国国家主权的一个结果。因此，中国虽然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但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发展问题没有最后确立，国共两党关于国家未来的谈判的最终失败，导致了全面内战的爆发。国家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与命运，规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选择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这种情况很快地由于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而解决了，但是，战后世界体系变动所出现的两种制度体系和两个国家阵营中，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出现由于国家前途的选择而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命运，却在终极的意义上规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选择两难之中的排他性取向，任何一个取向都构成了另一个取向上的国家文化安全性质。

战后世界体系的变动，中国只是一个受动者，而不是一个施动者。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势，使得无论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还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初期，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都处在一种被动的、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状态，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弱国家文化主权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和拥有伟大文明的内在性格相冲突，因此，这就决定了在战后世界体系的每一次变动中，中国为争取国家主权和国家文化主权的每一次努力都会造成国家文化安全危机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世界体系，规定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结构及其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