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对外贸易发展背景

一、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国际形势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一方面，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新看法，对外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赫鲁晓夫认为，由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巩固国际持久和平有了现实的前景，美苏及英法苏之间的和平共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社会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应该成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由此奠定了美苏关系缓和的基调。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著名的“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双方就德国、柏林、裁军、美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但会后仅七个月，就发生美国Ｕ2飞机入侵苏联的事件。苏联宣布取消了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苏美关系再次趋于紧张，两国展开了新的争夺。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的修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分裂和美苏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62年，围绕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问题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期间美苏两大国之间最激烈的一次对抗。

另一方面，在50年代末美苏关系有所缓和的背景下，中苏双方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逐步显露。在1957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即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中苏两党在“和平过渡”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苏联坚持要把苏共二十大的提法写进莫斯科会议宣言。在戴维营会谈前夕的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1960年7月6日，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的《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要求召回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和顾问，中方还未及做出答复，苏联就于7月25日通知中方，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开中国，并单方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名专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苏联撤走了在华工作的全部1390名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及343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紧接着减少了大量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专家的突然撤离，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对我国实施禁运和封锁，尤其是中美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直到1971年才逐步恢复正常。

二、计划经济建立初期的国内经济形势

（一）“大跃进”时期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正式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该《建议》明确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建议》从1958年到1962年5年内的主要指标是：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钢产量1962年达到1　060万～1　2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35%增长到4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长一倍左右，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25%～30%。

党的八大召开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一些工厂、农村出现了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更快些。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三面红旗”。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力图在探索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会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在“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全国74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2．6万个人民公社，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二五”计划在制定和执行中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倾向，许多计划指标不断修正和大幅度提高。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提高了奋斗目标，提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到1962年建成强大的独立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在若干重要产品和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据此，该《意见》提出农业总产值五年增长2．7倍以上，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15　000亿斤，棉花15　000万担，钢8　000万吨，煤9亿吨，棉纱1　600万件，5年基本建设投资3　850亿元，重大建设项目1　000个以上。

“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二五”时期农业、工业大幅度减产，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0．4%，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只有3．8%，大大低于“一五”时期；粮、棉、猪和机床、棉纱、糖等主要产品和固定资产投资都低于1957年，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建设被迫后退；财政连年出现赤字，居民消费水平每年平均下降2．5%，人民生活遇到很大困难。

（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恶化，我国经济建设已不能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继续发展，国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后来，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主要是农轻重、工业内部、生产与基建、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巩固已经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充实那些以工业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通过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适当缩小基本建设规模，使工业和农业之间、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趋于协调，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1．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从1960年10月起，中央开始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并做出12条规定，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接着，中央又起草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社条”），进一步确定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同时，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支持。一方面，压缩在“大跃进”中过度膨胀的城镇人口，压缩农村水利建设规模和精简农村文教等事业，减轻农民负担，充实农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增加农村社队所需贷款和物资，提高粮食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增加农民的收益。

2．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

为缩短基建战线，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建设工程。1962年，全国施工的基本建设项目由1960年的8．2万多个减为2．5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　815个减为1　003个，减少了812个。同时，国家对投资规模做了大幅度的缩减，从而使基本建设规模与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基本相适应。调整后的基建投资，也是首先保证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主要用于当前生产的补缺配套上，不是再去铺新摊子。对于重工业生产的调整，主要是有计划地降低了冶金、机械、建材等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全国重工业产值，1962年比1960年下降了58．6%，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53．3%降为35．5%。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缓和了财政、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加快了扭转经济比例失调局面的步伐。

3．实行工业企业的关停并转，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

对那些没有原料、材料资源的企业，以及消耗过多、产品质量低劣、成本极高、长期亏本而短期又不能改变的企业，则分别情况，或者暂时停止生产，或者关闭，或者关闭一部分。此后，中央又对企业关停并转做过多次指示和规定。经过果断而有秩序地关停并转，全国工业企业数由1959年的31．8万个减少到1962年的19．7万个，减少38%，基本上改变了工业生产战线过长的状况。中央还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对保留下来的企业进行了整顿。同时，从1961年起，国家以极大的精力抓了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工作。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精简的主要对象是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精简下来后，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到1961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1　887万人，城镇人口2　600万人。这就有力地加强了农业战线，大量地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售。

4．减少财政赤字，稳定市场

1958年到1961年，国家财政连年出现大量赤字。与之相伴随，出现了货币发行过多，市场不稳定的现象。为了消灭财政赤字，并稳定市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一是努力增产日用工业品，扭转企业亏损，以增加商品供应，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投资，以及其他各项事业费和国防费用，以减少财政支出。三是在保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稳定的同时，对针织品、自行车、钟表、茶叶、酒类及某些糖果、糕点等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以回笼货币。

在这次经济调整过程中，党和政府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领导。1961年1月，中央做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提出把经济管理的大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这三级。1962年，中央又先后对银行、财政、物资、基本建设等集中管理问题做出严格规定和具体要求。到1962年，经济调整工作开始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许多方面都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为了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从当年起，再用二三年的时间，继续实行“八字方针”。在这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除继续改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之外，着重是加强现有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并搞好一批设备的更新；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适当组织企业开展专业化协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均顺利完成，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面貌。

三、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对外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50年代末：外贸“大进大出”口号的提出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外贸易工作的指导方针也经历了几次反复。根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我国“二五”期间对外贸易的中心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充分发掘一切潜力，大进大出，大力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积极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实现大进大出方针的关键是：必须发展从两方面看问题的方法。对某些主要物资，既要看到出口是减少了国内物资的数量，又要看到换回的进口物资能促进生产加倍发展的作用。既要看到经济方面的利益，又要看到政治方面的利益。如对东欧、亚洲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贸易不能只算经济账，还须算政治账。

1958年2月外贸部门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通过的“对外贸易工作二十四条”中提出了“大进大出”的口号，要求“出口上要多收购、大出、快运、多收汇，进口上要大买、快买、快运、快交货、节约外汇”。在“大进大出”错误方针指导下，进出口领域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经营秩序混乱，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和政治上的不良后果，这一切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针对当时出现的多头对外，为了完成高指标高价抢购、低价竞销的混乱局面，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外贸工做时做出了《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明确规定除对外贸易部所属各总公司及其分公司外，任何地方、任何机构都不许从事进出口贸易，主要商品由外贸总公司统一对外成交，并由外贸总公司统一掌握其他商品的对外成交价格。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规定“国家对外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和重点使用”。这些规定对克服当时外贸领域自相竞争的混乱现象起了重要作用。

1958年下半年，为了进一步克服“大进大出”对外贸领域的消极影响，周恩来在1958年12月接见对外贸易部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代表时明确指出：“对外贸易要量力而行，逐步发展，不能大进大出、大跃进。”并强调对外贸易必须“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为了扭转外贸收购和出口的不力局面，在1959年3月18日中央确定了对外贸易的“五先”原则，即对于出口商品，应安排在先，生产在先，原材料和包装物资供应在先，收购在先，安排运输力量在先。

1959年5月11日，周总理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外贸工作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和平经济政策；内销为主，外销为辅；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保证“五先”；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对兄弟国家要合作互助，共同发展；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是平等互利，帮助他们的民族经济逐步地向独立方面发展；对和平中立国家的政策是互通有无，加强往来；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追随者的政策是，经济关系服从政治关系，经济斗争服从政治斗争；贸易协定和合同的签订要有区别；价格要有原则；贸易展览要少而精；出国访问，要学些东西回来；参加国际会议必须请示等。“外贸工作十四条”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指导方针，对指导当时的外贸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其后的外贸发展也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

1959年夏季庐山会议之后，强调反右倾，要求新的跃进，外贸领域再次出现追求高指标现象。1960年2月底3月初召开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要求财贸工作应“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一切为了高速度”，显示外贸领域的冒进思想又有所回潮。

（二）60年代初：对外贸易指导方针的调整与纠正

由于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我国经济建设已不能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部署继续开展，1960年9月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按照“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为了应对外贸领域的艰难处境，在1961年2月中央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1961年对外贸易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确定了第一是进口“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先进急需，后进一般，先出后进，以进养出，进出平衡”的原则。对从资本主义市场进口物资依轻重缓急的排序中，粮食被列在首位，第二是化肥、农药、药品、油脂，第三是用于加工成品出口的原料和化工材料，第四是政治性照顾物资，而橡胶、石油、铜、铝、钢材、尖端技术和国防所需器材、工业设备等则被列在了第五位。这一指导方针被称作“一吃饭、二市场、三基建”。

为了加强出口商品生产和出口货源组织工作，中央同时要求进一步做好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工作，保证专材专用，指定专厂、专矿、专车间生产出口商品，并责成外贸部门派出驻厂代表严格检查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并由中央各有关部门指定一位副部长专门负责组织对外贸易货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