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发展背景

一、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内外形势

（一）国内形势

第一，“文化大革命”及其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1]。毛泽东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2]。“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平均增长率为4．9%。在此期间，工农业生产水平不断上升，除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外，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3]。“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对经济建设产生了破坏，特别是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四人帮”以批“唯生产力论”为名兜售的“上层建筑决定论”，都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使人们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不敢抓技术。中央经济建设思想也经历了从“停产闹革命”到“抓革命促生产”的变化。党的九大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巩固胜利成果”阶段。一方面，通过落实政策，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到基层；另一方面，按照“抓生产、促革命”的基本方针，发展生产，提高人们生活水平。^[4]这样，连续两年下降的国民经济在1969年有了恢复性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三线建设发展迅速。但当时对这种增长的恢复性质和实际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使经济建设出现“新的跃进”^[5]，特别体现在“四五”期间。

第二，邓小平1974年复出主持工作。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再度复出，负责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整顿重点首先是抓生产，1975年2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提出要贯彻“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要求，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加强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中共中央随后相继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关于努力完成钢铁生产计划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养猪的通知》等，还拟定了工业发展的20条。其次是落实政策，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决了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分配工作的问题。此外，还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在政治局内部批评了江青，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政治条件。经过整顿，197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好转，工业、交通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5%，钢产量由1974年的2　100万吨上升到2　500万吨。全国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4．6%，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有增长。

第三，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急剧滑坡，几乎面临崩溃的局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这一时期，发展经济成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对外贸易也因此有了正常发展的国内环境。在对外贸易领域也深入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和极“左”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在此基础上，对外贸易领域开始全面贯彻执行曾经受到“四人帮”干扰的各项对外贸易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并且冲破他们设置的禁区和条条框框，迅速恢复了正常的外贸经营管理制度和适应国际市场变化的各种灵活的贸易方式。同时，党中央要求尽快恢复生产和正常生活，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国际形势

第一，毛泽东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理论。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根据这个理论，中国加强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大力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反霸的正义斗争，对于第三世界各国发展民族经济，给予了没有附带条件的尽可能的援助，组成了世界范围的反帝、反殖、反霸统一战线^[6]。对外工作开始出现了新的局面。在当时世界上民族解放力量与帝国主义力量较量最激烈的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尽力援助和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进行抗美救国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在第三世界国家坚持不懈的支持下，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取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成绩，打破了国际关系中“非美即苏”二超争霸格局，国际地位大大提高，扩大了国际影响力。自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决议之日开始，到1972年年底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同中国建交、复交或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达到27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形成了新中国的又一个建交高潮。

第二，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异常严峻。首先，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公开化，苏联领导人开始把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协议，撤走了专家。其次，美国继续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并利用各种手段挑拨、阻挠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同中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为了在错综复杂和激烈动荡的国际形势下打开外交局面，打破美苏两国对中国的强大压力和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中国在继续坚持同美苏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把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在政治上继续坚决支持民族独立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军事和经济技术上加大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增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期间，我国逐步实现了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关系好转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元危机的频繁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命悬一线，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度支那半岛抗美斗争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国力出现了明显的相对下降。而苏联在赫鲁晓夫局部改革推动下，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同时在东欧镇压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改革力量和亲美势力，在亚洲、拉美、非洲等地都对美国形成战略进攻态势。为此，从1969年起，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了“美、苏、中、欧、日”共治世界的五极世界理论，意图通过“结盟”欧盟、中国和日本，构建一个对苏联进行东西夹攻的战略联盟^[7]。为此，在化解美苏夹攻危局特别是在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中国一方面坚持不称霸的思想和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非常灵活地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政策，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双方同意互相发展贸易。

第三，世界性经济危机为中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他们希望通过开辟新的途径来缓解危机，渴望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接触。1973年12月，爆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影响程度最深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宣告了从20世纪50年代起将近20年资本主义大发展的“黄金时代”的结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由迅速增长阶段转入缓慢发展时期。^[8]资本主义国家急于摆脱经济萧条的困扰，几千亿美元的游资也希望进入世界市场以获取利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自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目标市场。因此，西方国家纷纷表示出愿意同中国友好相处、加强合作的愿望。

二、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

（一）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主导思想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贸发展的主导思想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与友好国家互通有无。50年代末，外贸部就开始实行“以进养出”的外贸战略，就是从国外进口原料，在国内加工制成成品，再向国外出口。为了增加出口产品的吸引力，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需求，我国对出口产品从质量、包装、规格等方面进行改进，出口产品品种日益丰富。从70年代开始，我国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

（二）初期“大进大出”的极“左”思想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国外贸领域的工作还是受到极“左”思想的负面影响，当时主管对外贸易的外贸部提出了“大进大出”的口号，盲目追求对外贸易数量的增长，这是当时“大跃进”思想的主要体现。为了实现“大进”，对进口货物的质量要求降低；为了实现“大出”，对外贸易企业签订了大量出口合同，但是违约率居高不下。

（三）“抓生产，闹革命”促进外贸工作的恢复

由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外贸工作的重视和关心，外贸计划管理工作在某些方面仍继续有所进展。主要是：每年都组织编制和下达了外贸年度计划，外贸发展没有完全失去控制；就当时整个外贸管理来说，计划调控起着主导作用，决定着外贸发展的方向和稳定程度；通过计划的执行，基本上保证了国内生产建设和市场供应所需物资的进口。1971年是个重要的转折年，在这一年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抓住联合国合法席位得以恢复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破产的有利时机，配合毛泽东有关“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最新理论阐述，一方面以“抓生产，闹革命”应对极“左”思潮所带来的全国无政府状态。自1971年开始恢复和有计划地发展了曾于1966年中断的外贸“以进养出”业务。1972—1974年是制度能量释放，对外贸易取得爆发性增长的3年。周恩来抓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进行反思调整的有利时机，大力解放和重新启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并且不失时机的在1974年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使国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对外贸易实现了大发展，在3年时间内就翻了一番多，上了一个新台阶。

1972年2月，毛泽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准备抓住这个契机，开拓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局面。他对尼克松说：“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9]从而批判了“文革”中对外贸易领域中那些反对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所谓“洋奴哲学”的“极左”错误做法。在《中美上海公报》中，双方也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更多的便利。

对此，邓小平指出，“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态”，他认识到“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他才提出要实现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的开放经济政策。

三、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事件

（一）实施“四三”方案

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积极推行了毛泽东打开对外经济工作局面的决策。1972年1月，李先念听取了余秋里召集国家计委及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后的汇报，决定抓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急于出口的时机，针对国内需要，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1月22日，李先念向周恩来报送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我国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以及部分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2月5日，经周恩来批示呈报，毛泽东立即圈阅批准了这个报告^[10]。

随后，周恩来等人以此为突破口，将对外引进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5月5日，冶金部建议从国外进口一米七大型钢板轧机，而江青集团又借口“自力更生”阻挠进口。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批示，正式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8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予以批准。11月7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6亿美元的23套化工设备。周恩来在批准这个报告的同时，又要求将总额33亿美元的另一进口方案送他合并考虑，准备采取一个更大规模的引进计划^[11]。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报告建议，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12]。在此方案基础上，后来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1974年国务院提出，在今后三五年内，从国外进口一批大型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连续式钢板轧机等设备。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1973年国家计委报告还建议，由国家计委及各部委组成“进口设备领导小组”，“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抓156项进口设备那样，扎扎实实地把建设任务抓紧抓好，尽早投产见效”。从1972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二）“蜗牛事件”

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我国外贸工作一度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引进外资领域发生的“蜗牛事件”。1973年，四机部向中央建议，从彩电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引进彩电显像管生产线。中央批准了这项建议。四机部所属中技公司遂于当年6月向美国康宁公司询价，对方于9月报价并发出邀请，欢迎中技公司派人赴美考察访问。四机部派出的12人考察组在12月成行。考察结束时，康宁公司向考察组人员赠送了12只工艺玻璃蜗牛。考察组于12月底回到北京。

1974年2月，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机部有位青年干部写信给江青，反映考察组所受“蜗牛”礼品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国的污蔑。江青随即进入四机部，对美国人送蜗牛礼品一事大发雷霆，指出这是美方在污蔑我国，“说我们爬行”，“我们要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抗议”，“要把蜗牛退回去”。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迅即接连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全四机部大会进行传达。大会对以赠送礼品为名而侮辱中国人民的行为进行谴责，强烈要求部领导不再从美方引进彩色电视显像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有人还在会上严厉批评部领导思想“右倾”，对这一严重政治事件，既没有立即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也未及时向中央报告。接着，水利电力部、邮电部也先后于2月13日和14日召开了全水电部声讨大会。

随后，外交部通过对赴美彩电考察组和出国人员的调查，认为在英语中确有以蜗牛的速度来形容动作缓慢的习惯用法，然而蜗牛确系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而且玻璃制品蜗牛或用巧克力制作的蜗牛，是美国人至爱的礼品之一。此外，康宁公司对我考察组给予了热情友好的接待，未发现有任何不礼貌的言行。周总理于2月18日和19日两次指示外交部，对此礼品进一步调查研究后再做定夺。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后上呈报告，认为对礼品或资料中发现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对此蜗牛礼品，不必退回和交涉，中央领导对此批示同意。周总理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做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是错误的，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

（三）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座谈会

为了加强贸易经济联系和友好合作，尤其是为了满足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管理情况的愿望，1978年10月16日到11月2日，由中国对外贸易部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共同在上海举办了“中国对外贸易及经营座谈会”。中国外贸部、上海市革委会有关方面负责人、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官员以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国际贸易中心和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代表共3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

座谈会期间，主要由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分十个专题进行介绍。这十个专题是：《中国对外贸易方针政策和计划》、《中国对外贸易组织与机构》、《中国外贸公司的经营方法和程序》、《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工作》、《中国商品检验工作》、《中国海关》、《中国银行与中国的国际结算工作》、《中国保险与对外贸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任务与活动》、《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13]。所有这些报告，普遍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重视与欢迎。与会代表认为，座谈会提供了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知识，增进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往和友好合作关系。

四、中央在外贸领域的主要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极“左”思潮对外贸的干扰进行了坚决抵制。1967年4月，在造反派要冲击广交会的紧急关头，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和林彪，提出确保广交会开幕的意见，并亲自飞抵广州做说服造反派的工作。同年7月，他又批评了极“左”思潮对香港供应的干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经济领域主要领导人为恢复外贸发展所做的努力主要包括：

第一，从国外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内棉花歉收，棉布供应紧张，一些人提出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这一主张遭到极“左”思潮的反对。1973年，陈云在协助周恩来抓外贸期间，肯定了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的主张，他在听取外贸部领导汇报工作时明确指出，现在国内棉花不够，国内棉花要做到自给有余要用很长时间，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

第二，出口商品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文化大革命”之前，出口商品采取的是按国际市场价格作价的办法。“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指责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出口商品是修正主义，这使得许多商品不顾国际市场情况乱提价，造成出口商品失去国际市场。陈云则提出按国际市场价格随行就市，使出口商品得以卖得出去。在陈云的推动下，出口商品价格过高的问题得到解决，丧失的出口市场逐步得到恢复。

第三，肯定出口初级产品的正确性。初级产品的出口一直比重较大，四人帮认为这是卖国主义，提出要禁止初级产品出口。陈云顶住压力，肯定出口初级产品的正确性，特别是纺织品的出口。正是由于陈云的坚持，初级产品的出口才未被停止。

第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文化大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在国际市场购买货物往往只图完成任务，不去掌握价格涨落的时间差，从而在经济上造成损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所属香港丰润公司在1973年4月通过期货市场的远期交割操作，不仅完成了上级下达的采购任务，还为国家赚取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专门就此事向国务院做出汇报，提出应该积极利用商品交易所，并进一步研究商品交易所。陈云的报告得到中央的肯定，我国外贸史上开始有了期货贸易的方式。

第五，建立基地扩大出口。周恩来总理研究制定了对外贸易的方针，提出对外贸易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要实现生产、使用和科研的有机结合。1972年，外贸部发现，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高棉花价格低，在当时中国棉花歉收的情况下，外贸部审时度势决定进口棉花进行来料加工然后出口，赚取了不少外汇。但在当时有人却认为这是投机取巧，与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精神相违背。陈云指出外贸部的做法是对的，同时他还认为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平均增长率为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