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早期的管理思想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他们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即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在文化、艺术、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建筑等方面都对人类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巴比伦“空中花园”等伟大的古代建筑工程堪与中国的长城并列为世界奇观。这些古国在国家管理、生产管理、军事、法律等方面也都曾有过许多光辉的实践。公元3世纪后，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这些古文化逐渐被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在基督教圣经中所包含的伦理观念和管理思想，对以后西方封建社会的管理实践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厂制度的形成，旧的基督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产生了基督教新教的兴起。在基督教新教教义的鼓励下，经商和管理日益得到社会的重视，特别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来研究社会实践中的经济与管理问题。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和查理·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一、亚当·斯密（1723—1790）
亚当·斯密，苏格兰克尔卡第人，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海关职员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牛津大学就读七年。毕业后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转到格勒斯哥大学任教讲授逻辑学，后来改讲道德哲学课程。亚当·斯密所讲授的道德哲学范围非常广泛，贸易、价格、国家的收入、税收等有关经济理论和财政问题都包括在内，并对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亚当·斯密辞去教师的职务，返回故乡，闭门七年钻研经济理论，于1776年发表了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亚当·斯密在这部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涉及许多管理思想，这些管理思想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当时被奉为经典，奠定了亚当·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地位。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了分工的好处及其原因。他首先论述了分工的好处，认为分工问题是管理中的首要问题，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国家的富有均是分工的结果。他举例说，在未开化的渔猎氏族间，一切能够劳动的人几乎都参加劳动，但他们的日子过得那么贫乏以致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者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在文明社会中，许多人根本不劳动，但社会的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使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原因何在？分工。是分工造就了较高的劳动生产力。
亚当·斯密举了扣针制造业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他认为一个劳动者如果对这种职业没有受过相当的训练，也不知如何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20枚当然更不可能了。这是指行业的分工。在行业内部也存在着分工。斯密指出如果把做扣针的职业分解开来：抽铁线、拉直、切截、削尖线的一端、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装圆头、涂白色、包装，然后由一些工人分别完成以上一种或几种操作。这样他们人均每日可成针4800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那么他们中谁也不可能一日制造20枚扣针。这是指行业内部的分工。
亚当·斯密认为，无论是行业分工还是行业内部的分工，“分工的效果总是一样的。凡能采用分工制作的工艺，一采用分工制，便相应的增进劳动的生产力。”(1)
其次，他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斯密认为，劳动熟练程度的增进必然提高劳动者单位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实施分工使劳动者局限于一种单纯的操作，这必然大大地增进其劳动的熟练程度。这种因熟练而产生的操作速度，如果人们不是亲眼目睹，简直难以相信。
第二，免除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必须损失的时间。他认为，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斯密认为一个人在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往往要闲逛一会儿，而且在开始新工作时难以立即全神贯注。最重要的是一个人老是换工作换工具，势必养成闲荡、随便的习惯。这种习惯会大大削减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可以做许多人的工作。斯密认为，简化劳动有利于机械的发明和改善。而机械的使用能在很大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这是众所周知的。
二、罗伯特·欧文（1771—1858）
欧文于出生于英国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小时候酷爱读书，非常活跃，爱好广泛，喜欢广交朋友。9岁时，欧文已经读了很多书籍，且对外面的世界憧憬不已。家庭的贫穷，从小开始的“家庭童工”经历，使他过早地步入社会。10岁时，欧文离开了家，只身前往伦敦的一家服装厂去做缝衣工学徒。三年的时光使他学会了很多东西。后来他又尝试过多种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8岁那年，欧文拿着借来的100英镑，在曼彻斯特创办了自己的工厂。20岁的时候，他为了求得更好的发展，把他的小工厂卖给了别人，自己则受雇于一家大工厂的经理。在这个工厂，欧文的细致观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花了六周的时间仔细地观察工人的各种活动，然后再推行自己的管理举措。工厂管理的实践，使欧文觉察到环境对自己和别人所产生的影响，并着力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由于他的出色管理，老板给了他一些股份，使他成为股东。在这里积累的经验，为他成为19世纪初最有成就的实业家之一和杰出的管理先驱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欧文的管理思想基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好的环境可以使人形成良好的品行，坏的环境则使人形成不好的品行。因此他对管理学的贡献在于：摒弃了过去那种把工人当作工具的做法，致力于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如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从13～14小时缩短到10.5小时）；提高童工参加劳动的最低年龄；为雇员提供厂内膳食；设立按成本向雇员出售生活必需品的模式；建立晚间娱乐中心，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欧文的一生是一个伟大改革者和空想家的一生，他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制度，指出劳动人民的贫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他幻想建立完美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反对通过暴力对社会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同情工人阶级的处境，但不了解这个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尽管如此，欧文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三、查理·巴贝奇（1792—1871）
巴贝奇原来是英国剑桥大学的一名数学家，后来对制造业发生了兴趣。1832年，他在《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中，概述了他的管理思想。巴贝奇赞同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效率的论点，但认为亚当·斯密忽略了分工可以减少支付工资这一好处。巴贝奇对制针（普通直针）业作了典型调查。把制针业的生产过程划分为七个基本操作工序，并按工序的复杂程度和劳动强度雇佣不同的工人，支付不同的工资。如果不实行分工，整个制造过程由一个人完成，那就要求每个工人都有全面的技艺，都能完成制造过程中技巧性强的工序，同时又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繁重的操作。工厂主必须按照全部工序中技术要求最高、体力要求最强的标准来支付工资。由此，巴贝奇提出了“边际熟练”原则，即对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定出界限，作为报酬的依据。
巴贝奇虽然是一位数学家，却没有忽视人的作用。他认为工人同工厂主之间存在利益共同点，并竭力提倡所谓利润分配制度，即工人可以按照其在生产中所作的贡献，分到工厂利润的一部分。巴贝奇也很重视对生产的研究和改进，主张实行有益的建议制度，鼓励工人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他认为工人的收入应该由三部分组成，即：①按照工作性质所确定的固定工资；②按照生产效率及所作贡献分得的利润；③为提高劳动效率而提出建议所应给予的奖励。提出按照生产效率不同来确定报酬的具有刺激作用的制度，是巴贝奇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斯密和巴贝奇之后，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分工的做法，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世纪，大量流水生产线的形成，使劳动分工的主张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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