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和杰弗逊

欧洲政治中混乱不堪的复杂问题也出现在了美国，关于法国革命的辩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只要是支持杰弗逊主张的地方，就会涌现出许多以法国革命为榜样的相应组织，而联邦党人的报刊猛烈抨击新世界的雅各宾党人，并像伯克在英国那样，谴责他们是社会的破坏者。

美国人的商业利益一受到影响，争论就变得愈发变本加厉且脱离理论。当美国的商船和货物遭到法国和英国的袭击和掠夺时，美国人民怒不可遏。两大党派都要求开战——联邦党人要求对法国宣战，杰弗逊派要求对英国宣战。华盛顿总统决意维护这个尚在襁褓的共和国的和平。法国革命党人的使者热内的怪诞行为使华盛顿的任务进行得比较顺利，他发现美国政府不愿意维护1778年结成的法美联盟，于是干涉美国政治，试图集合军队，将他的政治盟友们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1793年8月，华盛顿要求法国召回热内。但他知道法国到处充斥着死亡威胁，于是非常明智地与一位有权继承遗产的美国女人结了婚，安安心心地在新大陆定居下来。

华盛顿深得民心，是他阐明了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则。1793年4月，他在著名的中立宣言中宣称“美国倾向于与各交战国建立中立友好的关系”。美国公民若违反这一原则，就会被联邦法院起诉。但由于美国和英国之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蒙上了阴影。汉密尔顿的联邦党致力于维持与英国友好的贸易关系。伦敦的银行家为新英格兰的海外贸易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英法两国的海外贸易给东部各州的船主带来了巨大收益，他们强烈反对与法国联合作战的建议。边境地区的农民和拓荒者却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英国是敌人，因为它没有遵守1783年的条约撤出位于加拿大边界的堡垒，还将皮毛贸易发展到南方，煽动印第安人反对美国定居者，从侧翼威胁他们向西扩张的活动。而英国人则怨恨美国政府未偿还自法国革命之前拖欠的巨额债务。同时，英国声称美国的海运有利于法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对其进行干涉，这一行为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公众舆论。

华盛顿认为必须改进和解决英美两国的关系，因此他于1794年任命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杰伊作为特使出使伦敦。英国政府对最近进行反叛活动的美国人表现得并不友好。他们知道美国的军事力量薄弱，华盛顿需要汉密尔顿政党的支持。而且，由于杰伊在谈判中表现欠佳，英国从中获利颇多。双方起草了一个条约，英国没有对美国做出多少让步。英国人撤出了边境堡垒，因此美国拓荒者可以很顺利地向西扩张，但英国并没有对未来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做出保证。英国赔偿了美国船只在公海受到的损失，但它拒绝解除封锁，也不放弃夺取开往法国和其盟国的船只和货物的权利。对于强行征召美国海员到皇家海军服役的行为，英国没有提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补偿方案。更糟的是，杰伊被迫在拖欠英国债务的问题上妥协，美国必须赔偿英国债权人的大量损失。

此条约对联邦党造成的影响是最具破坏性的。西部各州因条约未对加拿大边境事务做出妥善安排而义愤填膺。南部地区的人民则因债务条款而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条约揭示和暴露了英国外交的优越性和美国新政府的软弱性。不信任的情绪又开始在美国上下蔓延，英美两国之间也埋下了战争的种子。

华盛顿的第二次任期到1797年春天期满，他迫不及待地筹备着退居芒特弗农的生活。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深受联邦党反对者集中攻击的困扰，也因准备下届总统大选的喧嚣而心烦意乱。华盛顿和他的同伴对不断激化的党派纷争感到十分惊讶和不安。他们坚持认为，只有权力均衡、包容一切的政府才能最好地反映全国人民的不同利益。应该始终由两大政党争权夺利的观点对他们来说是陌生且不能接受的。只有早已辞职的杰弗逊对各党应发挥的作用有比较清晰的见解。他发现应该将派系之争引导到宽阔的洪流之中，在国内成立有组织的反对派，作为可能组建政府的力量，这样做对美国是有利的。但华盛顿在九月发表的告别演说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派系之争是最危险的。这个文件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件之一，它极具说服力地恳请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警告人们防止受到“党派之争的有害影响”。它还阐述了未来美国的孤立政策。“欧洲有许多与我们无关或关系甚微的根本利益，因此它肯定会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造成冲突的原因本质上与我们无关。人为地将我们自己置于欧洲通常的政局变幻，或者卷入与其盟友或敌人的冲突中是不明智的。我们占据着超然的地位，且与欧洲距离遥远，所以我们应该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避免与其他国家建立永久的联盟……通过组建适当的军队，时刻注意使自己保持受尊敬的防御姿态，我们就能安心地信任暂时的联盟能应对特殊的突发事件。”

乔治·华盛顿拥有历史上最荣耀的头衔，他被尊称为“美国之父”。几乎仅凭着他在独立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坚毅，美国殖民地才形成了一致的目标。他在战争胜利后所做的贡献也同样伟大。在担任第一任总统期间，他坚定的态度和以身作则的品质限制了派系之间激烈的冲突，并使国家分裂推迟了六十年。他的品格和影响力防止了美国人民出现反对英国或法国的危险倾向。他使自己的职责具有无上的尊严，用才智鼓舞了手下的政府官员。他在位时，联邦政府得以顺利组织起来，还建立了国家信用机构，制定了外交政策，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努力。他拒绝第三次担任总统，为美国政界设立了一个传统，即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这一传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打破。

两年来，华盛顿在波多马克河畔的乡村邸宅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正如他期望已久的那样，经常骑着马在他的种植园周围溜达。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天，大雪纷飞，他卧病在床。1799年12月14日晚，他对身边的医生低声说道：“医生，我很难断气，但我并不怕死。”说完不久他便去世了。

约翰·亚当斯继任美国总统，他是由联邦党提名的。他担心发生动荡和骚乱，且对民主持不信任的态度，这浇灭了他的革命热情，使他成为了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他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是一个思想家而非政治家，是一个学者而非领导者。虽然他为了组建强大的政府和保护财产而同意汉密尔顿的主张，但他反对使用联邦机器来获取某种经济利益，而且他绝不是一个全心全意的联邦党人。他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他缺乏游说技巧。他不擅长于处理人员调配问题，因此声望受到了影响。然而他依旧是美国政客中最优秀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在外交事务中，一场新的危机即将到来。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削弱了美国人对其第一个盟友——法国的崇高敬意。他们越来越担心法国会从西班牙手中得到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和佛罗里达殖民地。那么，一个强盛且野心勃勃的欧洲国家就会取代一个弱国，成为横亘在企图对外扩张的美国和墨西哥湾之间的一道障碍。还有消息称，法国人在加拿大讲法语的居民中大肆开展宣传活动。这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联邦党人最后一次超越了他们的对手。全国掀起了战争狂潮，他们抓住机会推行立法，规定政府有极大的权利对付外国人。1789年颁布的《归化法》将外国人取得美国国籍的资格从居住五年延长到十四年，《客籍法》规定总统有权根据法令将外国人驱逐出美国。《惩治叛乱法》则更加尖锐，它实际上对报纸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并将矛头对准了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法案引发了激烈的宪法冲突。汉密尔顿劝告他的同僚说：“我们不要施行暴政，强盛与暴力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这番话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杰弗逊下定决心迎接挑战，他起草了决议，主张各州有权复审国会法案，取缔任何违反宪法的措施，此决议在肯塔基和弗吉尼亚都获得通过。这个重大的原则从此在美国历史上得到了重视，这些于1798年制定的决议成为了后来“各州权利”的依据。

联邦党人对个人自由的攻击是他们开始垮台的标志。几年前从财政部辞职的汉密尔顿认为，促使美国与法国交战，他就能重新掌权。他想出了一个宏伟的计划，企图与英国联手瓜分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殖民地。他拟定了一个绝妙的战略方案，打算自己亲自率领美军向南进军，到达密西西比河的河口。但总统使他的这些希望破灭了。亚当斯不热爱人民群众，也憎恨财阀统治和军国主义。1799年以前，他从未表现出对联邦党人的反对情绪，但现在他意识到战争已经逼近了。作为总统，他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绝对的权力，因此他能够迅速采取行动。他突然宣布派遣使者前往法国。1800年10月1日，美国代表团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一项贸易条约。就在同一天，法国秘密地从西班牙手中买下了路易斯安那。

亚当斯的任期即将结束，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到了。由于双方内部都出现了分歧，此次大选的过程十分复杂。联邦党人还在因亚当斯阻止其与法国交战而耿耿于怀。然而他是联邦党候选人中唯一有希望当选的人，所以他还是获得了提名。可是党内实权依旧掌握在汉密尔顿手中，他心怀怨恨，因此想方设法地阻碍亚当斯。

共和党的候选人是杰弗逊，纽约的腐败政治家艾伦·伯尔则竞选副总统的职位。那个时候，美国宪法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得票最多的人当选为总统，票数第二的人成为副总统。后来这一规定很快得到了修改。因此，总统和副总统分属不同的政党是完全有可能的。杰弗逊和伯尔都打败了亚当斯，但他们获得了相同的票数。两人都丝毫不肯退让。当这个僵局交由众议院来决定时，伯尔试图打倒他的上司杰弗逊。此时汉密尔顿的介入打消了他的念头。在美国，地方政治通常能激起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怨恨之意，其造成的影响往往比联邦事务还要大。汉密尔顿和伯尔在纽约争权夺利，一想到伯尔当选总统，汉密尔顿就觉得难以忍受，因此他在众议院利用自己的权势支持杰弗逊。由于时来运转，汉密尔顿的这位宿敌成为了美国的第三任总统，势力的中心也再次从马萨诸塞州转移到了弗吉尼亚州。但绝不能夸大托马斯·杰弗逊执政的意义。以约翰·马歇尔为首的最高法院依然是联邦政府权利和权威的积极且公正的捍卫者和拥护者。杰弗逊本人虽然是真诚的农业民主派，但他既不会不切实际，也不会感情用事，国内发生的各种事情很快迫使他遵从前两任总统的原则和方法。

1801年3月4日，杰弗逊就任总统，此时，建立时间并不长的美国已经获得了迅速发展，而且仍在继续发展。自发表《独立宣言》以来的二十五年里，美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五百五十万。三个新的内陆州建立起来，加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它们分别是北方的弗蒙特州以及中南部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封锁向西迁徙路线的印第安人联盟被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土地被分割成几个地区，这些地区成为了美国的几个州。这个国家正在试图冲出大西洋海岸，努力向外扩张。它的海上贸易是经过迅速发展的波士顿港和巴尔的摩港，尤其是经过纽约港，绕过合恩角，将货物运送到中国，或东渡海洋运送到欧洲各国。费城依然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但它作为合众国中心的地位正在渐渐消失。它已经不再是首都了。杰弗逊是在新建立的城市——华盛顿就职的第一位总统，这座城市的兴建计划已经拟定了。那时，国会的所在地国会大厦还只修建了一个侧厅，白宫也还未完工，只有一些便捷酒店和供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落脚的房舍，此外就都是沼泽地和荒地了。面对这个尚未开发的首都，杰弗逊并没有知难而退。想到一个美好的城市有一天会建立起来，他就充满了希望。而且做一个开拓者也适合他勤俭朴素的习惯。

总统对世界冲突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杰弗逊代表的农民依靠欧洲市场赖以生存，西部各州和地区需要畅通无阻地将他们的产品沿着密西西比河运送到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有一个新奥尔良港，它当时仍然归西班牙所有。关于法国秘密购买路易斯安那的传闻慢慢传播开来，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拿破仑派遣一支远征队前往法国殖民地海地，镇压杜桑·卢维蒂尔领导的黑人起义。完成这一任务后，这支远征队将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占领路易斯安那。当《亚眠和约》使欧洲处于不稳定的和平中时，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再次到达北美大陆附近，似乎很快就会登陆。这就像十八世纪法国给加拿大造成的威胁一样，促使英语国家团结起来。杰弗逊在写给驻法美国大使的信中写道：“当法国占领新奥尔良时……我们必须与英国舰队及其整个国家联合起来。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海军上来，使欧洲发射的第一发炮弹成为……让美洲的两块土地为联合的英美民族的共同目标服务的信号。这并不是我们追求或渴望的事情，而是如果法国采取这一措施（购买路易斯安那），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杰弗逊观念的一个惊人发展，他以前一直是法国的支持者和英国的反对者。但在国际政治的事实面前，理论上的观点必须做出让步。无论如何，如果他们能这样做是非常明智的，杰弗逊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就非常明智。

1802年夏天，法国迫使西班牙人禁止美国农产品进入新奥尔良港，整个西部地区都充斥着愤怒和惊慌的情绪。杰弗逊在给驻法大使的信中写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它的所有者自然地成为了我们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我们八分之三的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那里进入市场。”詹姆斯·门罗被派往巴黎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从法国手中买下路易斯安那，或至少要买下新奥尔良。当他还在去往法国的途中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使美国的计划突然实现了。法国远征海地的军队遭遇惨败，损失了三万人。法英两国在《亚眠和约》后的新一轮战争即将爆发。拿破仑很快就放弃了建立美洲帝国的希望，并打算将西班牙割让给法国的路易斯安那全部卖给美国，这完全出乎美国大使的意料。门罗及时抵达巴黎完成收购，美国以一千五百万英镑的价格得到了路易斯安那。

笔尖稍微一动，美国的领土立马就增加了一倍，它获得了一片辽阔的土地，后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十二个州。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划算的一笔交易。然而当这个消息传过大西洋后，引起了人们强烈的抗议。拿破仑有权将这些土地卖给其他国家吗？美国是否花了一大笔钱却只得到了一张不合法的地契呢？而且，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联邦政府有权进行这种交易。但必须立即批准这一交易，以免拿破仑改变主意。参议院针对此事召开会议，杰弗逊声称，根据宪法中规定的总统具有缔约权，双方进行的协商是有法律效力的。联邦党人强烈谴责这块新获得的土地，认为它价格高昂且边界划分不明确。他们意识到，这次交易将引起联邦权力的重大转移，还会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利益集团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和压力根本无济于事。1803年12月，美国的国旗飘扬在了新奥尔良的政府大楼上空，美国得到了九十万平方英里的新土地。

得到路易斯安那后，美国政界又出现了骚动不安的现象和进一步扩张的愿望。墨西哥湾沿岸的佛罗里达仍属于西班牙，在新获得的土地之外，德克萨斯平原极具吸引力。西部各州和地区与联邦首都之间发生了矛盾。这段时期的邪恶天才是艾伦·伯尔。

我们都知道伯尔在1800年错失了成为美国总统的机会，他落选主要是因为汉密尔顿的介入。1804年，汉密尔顿的反对又使他竞选纽约州长失败。他向汉密尔顿发起决斗，汉密尔顿接受了他的挑战，打算开枪时偏离目标以满足伯尔的自尊心。然而伯尔却直击要害，结束了一位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初期功勋卓著的伟人的生命。伯尔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他开始寻找在美洲创建自己的王国的方法，甚至企图从英国政府获得大量贿赂。他是否希望将西部各州从美利坚合众国分离出来，或者想要得到西班牙的一部分领土，这还不得而知，尚有争议。但他因叛国罪受审并遭到逮捕，从政生涯戛然而止。由于证据不足，他被无罪释放，自觉地开始了流亡生活。

1804年，杰弗逊成功连任总统，但他的第二次任期没有第一次那么顺利。在向西扩张的压力之下，他的东部集团分裂成了地方派系。新一轮的欧洲战争再次引发了禁运、封锁和强制征兵这些老难题。杰弗逊面临着英国舰队的挑衅，它们不断在美国领海边界，有时甚至是领海范围内扣押美国船只，逮捕船员。根据当时的惯例，英国有权强征在美国船上服役的英籍人士，但他们也强征了许多美国公民和国籍不明的船员。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拿破仑在柏林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为了予以反击，英国政府于1806年发布枢密令，严格限制中立国与法国及其盟国的贸易往来。英法两国的这种做法严重打击了美国贸易的发展。正如特拉法加战役所证明的那样，英国的皇家海军远比法国海军强大，英国对美国船只造成的损害最大。

面对这么多棘手的问题，杰弗逊仍能沉着应对，他决意维护国内和平。但社会舆论的矛头直指向他。在他的建议下，国会于1807年通过了《禁运法案》，禁止美国船只驶向国外海域，还明令禁止从海上和陆地上出口美国商品和进口某些英国制成品。杰弗逊希望，失去与美国的贸易联系能促进交战双方达成协议。但实际上，他的措施对美国贸易造成的损害远比对英国或法国造成的损失要多。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的所有海港的经济都依赖于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东部各州纷纷提出抗议，其中新英格兰反应尤为强烈。联邦党人很快积聚力量，加入到了抗议的队伍之中。杰弗逊自己的共和党也发生了分歧，开始反对他。《禁运法案》实行十四个月后，他被迫取消了这一法令。三天后，他的任期结束了，于是退居佛罗里达州的蒙蒂塞洛庄园。

托马斯·杰弗逊在执政的最后两年里出现的政策失误不应该磨灭他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他是美国政客中的第一位政治理想主义者，也是美国民主传统的真正缔造者。在世界战争带来的危机中，由于偏激的政策所造成的风险使他原来简单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他对人民群众的信赖始终没有动摇。虽然他后来对工业主义的看法有了改观，但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认为自耕农和民主制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三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真正代表着边境西部地区的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因此他在这些地区的势力非常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