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的《国富论》

（一）与《独立宣言》同年发表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个观点经常被引用但原著很少被认真阅读的思想家。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出生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家庭，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1740—1746年间，亚当·斯密在牛津大学求学。1751—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获高度评价，声名鹊起。1764年亚当·斯密应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增德的邀请做其家庭教师，主要任务是陪同小公爵到欧洲大陆旅行、游学，年俸数倍于大学教师，并给予终身养老金。为这笔丰厚的报酬，亚当·斯密辞去了大学教授的职务。陪同旅行期间，他曾在法国巴黎结识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杜尔阁等名流，并与强调农业生产才是真正财富而制造业和商业则一无效果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讨论、辩论，这对他的经济学说形成有很大影响。1767年，因旅行途中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亚当·斯密辞去私人教师职务，开始《国富论》的写作。1776年，凝聚着亚当·斯密十年心血的《国富论》问世。虽然此书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但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学说的主要领域，为经济学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此书所讲解的学说对治理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使亚当·斯密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1778年，亚当·斯密出任爱丁堡的海关专员，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三年后离开人世，享年67岁。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与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发生在同一年，有人将这两件事称为分别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亚当·斯密是使经济学说成为一门系统科学的主要创立人，被尊为“经济学之父”。他既赞成自由竞争，也支持政府干预垄断，但后者常常被当代放任主义者轻轻放过甚至避而不谈。冷战以后，世界范围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对立，使亚当·斯密有了神一样的地位，被尊为“自由经济的守护神”。其实，亚当·斯密生前并没有这么风光。

亚当·斯密的教育思想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紧密联系的。在分析亚当·斯密教育思想之前，有必要先简要介绍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亚当·斯密深受他的好朋友大卫·休谟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从人具有的同情之心出发，探讨了人对事物的道德上的认可和非难的观念根源，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帮助人们理解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理解生活。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这段话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亚当·斯密的社会理想，但长期以来很少被引用。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探讨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源和国民经济运行的机制，指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虽然对参与交易的对方的利益漠不关心，但有可能产生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结果。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写道，在一个社会中，人人都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忙忙碌碌，照理讲，这是一个巨大的离心力，社会将因此而失序，但事实上社会在既没有中枢指挥又没有某种稳固力量支配的情况下仍然照常运行。社会到底是怎样不受“利己”这个离心力的影响而将它生存所必要的那些事务安排就绪的呢？亚当·斯密在分析中指出，利己之心作为一个推动力驱使人们去做工作，去寻求利益；在众人寻求利益的过程中，社会产生了竞争；竞争使社会按照它所期望的数量和价格获得它所需要的那些商品的供应。正是通过市场的作用过程，社会改变了它对生产要素的配置，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在阐述追求自身利益思想的正面作用的同时，要求制订能促进同情心和正义感的法律，努力使“自利”不至于变成负面的自私行为。亚当·斯密有一句经常被引用的名言——“看不见的手”。其实，这句话在《国富论》里只出现过一次，原文是：投资者“之所以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考虑的只是自己资本的安全；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所想到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此情况下，与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一定就对社会有害。”^[1]有学者指出：“‘看不见的手’至少有九种不同的诠释，但影响较大的是把‘看不见的手’看作能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或者把‘看不见的手’理解为指导市场供需的价格机制。不过，正如格瑞普指出，斯密从来没有说过（或暗示过）足以支持这两种诠释的话。”^[2]无论是把“看不见的手”理解为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还是把“看不见的手”理解为指导市场供需的价格机制，与亚当·斯密的原意都是有距离的，或者说是后人附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