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榜同年汤寿潜

汤寿潜(1856—1917)，原名汤震，字蛰仙，汉章先生称之逸仙，绍兴山阴县天乐乡(今杭州市萧山区进化镇)大汤坞村人。汤寿潜与汉章先生是戊子(1888年)乡试时认识，属乡榜同年。当年汤寿潜名列第六名，汉章先生名列第十名。第二年，汉章先生参加礼部会试，汤寿潜也参加会试。汉章先生在《己丑日记》中有互访的记载，二月十七日(3月18日):“归过半截胡同山阴会馆，访汤逸仙同年。”那时汤属山阴县人，故住山阴会馆。汉章先生住“郡邸”，大约是宁波会馆。二月十九日(3月20日):“晚，汤逸仙来访。”那次会试，两人均未中。次年，汉章先生又赴京参加礼部会试，汤寿潜也参加。这次会试，汉章先生荐而不售，是因为考试官推荐语写得太好而没有考取进士。汤未中。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会试，汤寿潜得中第十名贡生，殿试二甲，赐进士，朝考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与蔡元培是同科进士。汉章先生则于1890年后未参加礼部会试。

汤寿潜也是显赫人物，但他一生有两件大事尤为引人嘱目。

汤寿潜

一是修建沪杭铁路。中国铁路建设的历史，先由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掠夺路权，清政府热衷于卖路开始，转向清政府借款筑路。自办粤汉路之前，均借外债兴建。“卢汉(京汉)路借比利时债，1906年竣工；京汉铁路支线正太借俄款，于1907年竣工；另一支线汴洛借比款，于1908年竣工；津卢路借英款；关外路借英款，1905年竣工，此为京奉路；道清(道口至清化)路借英款；津浦路借英、德款，1911年竣工；沪宁路借英款。”(郑彭年:《西风东渐:中国改革开放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页)这些借外债修建的官办铁路，使清政府外债台高筑，大权旁落。“清政府铁路借款，从1898年至1911年，共17次，除已偿还5895万元外，负债29062万元。这种铁路借款，条件非常苛刻，他借给一笔钱，先打九折付给，年息五厘，酬银行费二毫五，要以全路作抵押，总工程师要他派，工程要他承造，造好后行车管理要归他管，余利要分他二成，购料也要他办，账目也由他管或查。所以当时舆论对借款筑路极为愤慨，认为名为官办铁路，实为官卖铁路”。(王遂今:《汤寿潜与浙江铁路风潮》，载萧山市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第65页)

1905年，汤寿潜联络张元济、夏曾佑等浙籍旅沪士绅，要中国人自办铁路，反对清政府将苏杭甬路权出卖给英国，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被举为总理。当年8月，敦促浙籍京官、御史朱锡恩等上书奏请清廷明令废止与英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得到同意废约后，即于第二年，江、浙两省绅商，通过自集资金，开始分头动工建筑从杭州至江苏枫泾的铁路，经过三年的努力，300公里的铁路全线开通，仅耗银600多万两；浙江省内路长342华里，耗资1278万元。而当时官办的铁路则耗资更多。如京汉铁路长1315公里，耗资10562万元，津浦路长931公里，耗资8049万元。而各省的商办铁路，从筹款到建设，都远不如浙江，浙江预筹股额600万元，而实际收925万元。所以汤寿潜主办的浙江铁路，被誉为中国商办铁路中速度最快，质量最优，费用最省的一条，受到广泛称赞。

但建设这条铁路并未一帆风顺，清政府在英政府压力下，自食前言，甘心出卖路权，激起了苏浙两省人民极大的义愤，掀起保路拒款的高潮。在这场夺路权与卖路权的斗争中，清政府认为汤是关键人物，先是将他调离，结果不成，又将他革职，更激起群愤。在这个过程中，汤寿潜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颇有英雄本色。他为了反对盛宣怀(一度令其离职)回邮传部任职，致电清廷军机处说:“钧处若以罪魁祸首为非，似以奏请收回成命，或调离路事，以谢天下；若以罪魁祸首为是，必以遵商办为非，亦请诣旨严饬寿潜，勿令干预路事。寿潜中国男子，得免俯首低眉受罪魁祸首之教令，为幸大矣!”此“罪魁祸首”是指出卖路权的盛宣怀。并说，如果自己“办理无效，尤敢诽谤大臣，悬寿潜之首于蒿街，以谢盛宣怀，而为遵旨商办者成，亦固其宣!”(转引自王遂今:《汤寿潜与浙江铁路风潮》一文)这自然使清廷十分恼怒，也遭来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之荒谬处罚，从而激起公愤，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最终取得胜利，也推动了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

二是由保皇党的立宪派领袖人物转而成为民国政府的交通总长。清末民初，汤寿潜和江苏南通的张謇(也在国民政府当部长)都是主张君主立宪的领袖人物，并称“张汤”。1905年7月16日，清廷发出《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同年9月24日，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不料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火车上一声爆炸声中，五人中载泽轻伤、绍英重伤。12月7日和10日，分两批出洋，徐世昌、绍英由高其亨、李盛铎代替。到第二年7月21日，五大臣回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陈述立宪有三大好处:“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以日本宪法考之……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以今日之时势言之，立宪之利有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二曰外患渐轻。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和平之邦交，大利二；三曰内乱可弭。今改行宪政，彼(革命者)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大利三。”

这时在野的，有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主张如日本那样通过立宪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张如法国那样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两派在各自的喉舌《民报》(革命派)和《新民丛报》(立宪派)上展开空前的大论战。从1906年至1907年1月的论战中，梁启超从《新民丛报》上败下阵来，不得不向革命派乞和，遭到拒绝。到1907年底，《新民丛报》停刊。

在国内，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联合“江浙知名人士，与政界、实业界”之代表二百多人，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由郑孝胥任会长，汤寿潜、张謇任副会长。汤寿潜早在1890年在他的《危言》中，就提出迁都长安，设置宰相，成立议会、改革考试任官制度、遣汰冗员、学习西学、肃贪倡廉、鼓励商人开矿筑路，提高海关税率、兴修水利和加强海军等主张。此时，汤寿潜与张謇以“预备立宪公会”的名义，联合各省立宪派人士，于1910年1月、6月、10月先后三次组织全国性的大规模请愿运动，以推动清廷立宪进程。清廷虽做了一些立宪的事情，但到1911年春成立的责任内阁，十三人的内阁成员有九人是皇亲贵族，而汉人仅四人，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从此看清清廷立宪是假，延续皇权是真，纷纷反正。皇权内阁，得罪了立宪派，再加清廷出台“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激起四川、浙江的保路运动。这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机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杭州新军起义，汤寿潜被公推为浙江省军政府首任都督。汤寿潜怎么会被革命派公推为省都督呢?当时革命派内部有些人就希望自任都督，但最终还是推选立宪派的首领汤寿潜，是什么原因呢?首先革命派考虑他的声望。汤寿潜自从浙江保路运动胜利，不仅影响全省，而且影响省外。起义的前几天，在杭的革命党人顾乃武、朱瑞、黄元秀、褚辅成等十几人商议，朱瑞提出由褚辅成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而褚辅成则提名汤寿潜，他说:“东南及江北各省均在观望中，吾省宜推一员重望者担任，方足以资号召，革命较易成功。汤寿潜先生为沪杭甬铁路争回自办，众望所归，堪膺此选。”(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第156页)在当时汤寿潜所具的声望是他人远不可及的，所以大家都同意褚辅成的意见。其次，汤寿潜的治政能力也被大家看好。汤寿潜不仅在《危言》中洋洋数十万言谈论治国的方略，而且在建筑浙江铁路中成绩斐然，众口称赞，所以汤是当时的不二人选。

汤寿潜当时在上海，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清廷腐败深感不满，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革命派，这时革命派请他出山，他是不愿的，恰好在上海的江浙立宪派人士，决定参与革命，故劝汤寿潜出任都督。杭州则出现了民军与旗营严重对峙的局面，遂使汤决定出任省都督。

汤寿潜来杭后，立即解决旗营问题，他以一省最高长官身份保证旗营投降后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而避免了革命军和在杭的四五千旗兵的搏杀，其功劳不可没。两天后(1911年11月7日)，浙江各界代表在杭开会，正式选举汤寿潜为浙江都督。汤寿潜上任后，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整顿地方秩序，直接派援军至南京，致电驻外使领事馆劝降清军政首脑。1911年11月11日又与江苏都督程德金一起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出建立美国总统制的共和国，说“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模范”，而非法国的内阁制，这一提议后来被采纳。

两个月后，即1912年1月15日，汤寿潜辞去浙江都督。辞职原因，有人认为，汤后虽转向革命派，但仍遭王金发的反对。据说，1907年秋瑾被捕时，浙江巡捕张曾敭为批准杀害秋瑾事征询过他的意见，汤同意杀秋瑾。此事至今查无实据，虽事出有因。其次是贵林被处决。贵林是旗营参领，汤是通过他瓦解旗营的。对他处决，使汤信誉扫地。另外，汤虽是都督，实际上是被架空。此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汤被任命为交通总长。辞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实上汤迟迟不去南京。后来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也竭力邀他来京任职，被他坚辞。他还通电反袁称帝，预言袁氏必易号称帝而败。后来北洋政府为笼络他，通过浙路公司给他20万元，作为表彰其办理浙路的功劳和四年不支薪水的补偿，他不接受。后经他女婿马一浮提议，这笔款项全部捐赠给浙江教育会，十多年后，浙江教育会用此款在杭州兴建公共图书馆即大学路浙江图书馆(现搬至杭州曙光路73号)，教育总长蔡元培题写馆名。

终其一生，汤寿潜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随着时代潮流往前走，推动历史前进。他不同康有为，康成了“保皇会”首领，也与张謇等立宪派不同，张謇入袁世凯内阁。

笔者在拙作《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中，曾提及汤寿潜曾请汉章先生出山，遭汉章先生婉拒。此说法源于何志浩的《陈汉章先生传》，他原话是:“汤寿潜与先生为乡榜同年，屡劝出任，均辞谢。”(何志浩:《陈汉章先生传》，载《经史学家陈汉章》第31页)现在看来这一说法似乎不成立。汉章先生本就不愿做官，如果汤出面邀请，当然会拒绝。但汤寿潜也是一位不愿做官的人。1892年他考职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1894年庶吉士期满后，随即出任安徽青阳知县。到任三个月，即辞职回家。清廷鉴于汤寿潜两次上书朝廷，力陈盐政时弊，擢两淮盐运使，汤借口有病未就。1909年8月13日，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次日，朝廷授汤氏为云南按察使，汤又拒之。同年11月，清廷授汤氏为江西提学使，汤仍坚持不受。辛亥革命后，他聘任都督，两个月后又辞职。而此时汉章先生在京师大学堂读书，似乎也不大可能出来做官。而当交通总长(部长)时，汤自己也不愿去，怎么会请汉章先生呢?何志浩所写的小传，文字不多，倒句句有据可查，唯这一点，尚令人怀疑，只好待以后另有史料来证明之。再者，汤寿潜作为立宪派，与汉章先生的主张相去甚远。汉章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议院本古明堂说》，是一篇“以质当世之研究宪政者”的文章，是一篇反对立宪派主张的西方议院制，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议院，也有议员。当然，这并不是说汉章先生反对改革，从他对徐锡麟、秋瑾以及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来看，他又是同情革命的。汉章先生不是政治家，他在反对立宪问题上的态度，更多的是从反西方这一方面去考虑。

汤寿潜的主要著作是《危言》(4卷)和《理财百策稿》(2卷)，其他都是单篇文章，约一百多篇，包括少数与别人一起写的，故他的著作不多。他的著作以《危言》最著名，也是他的代表作，为当时推动君主立宪起了舆论导向的作用，给汤寿潜带来声誉。

《危言》初刊四十篇，分四卷。1892年再刊时，作增删，计五十篇，仍分卷。据赵世培《〈危言〉评介》一文，把它分为五部分，即:

第一部分《亲藩》等十三篇，均属政治体制方面。“一、改善和加强朝廷领导能力”、“二、设议院以广言路、集众议”、“三、改革教育和取士制度”、“四、清理仕途，除冗去滥”。

第二部分《包厘》等十七篇，均属财政工商方面。“一、改良税法，维护财政收入”、“挽回海关税利等国家主权”、“二、略。”“三、削改宫廷和地方靡费”、“四、发展新式企业，推广商办”、“五、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第三部分《兵制》等六篇，均属国防和外交方面。“一、判明形势，坚持自立自强”、“二、整顿陆海军，增强国防力量”、“三、筹防固边，尤须防备俄日”。

第四部分《教民》等五篇，属社会生活方面。“一、限制洋教，缓和民教矛盾”……“二、限禁僧道，变通刑罚”、“三、去奢返朴，端正社会风气”。

第五部分《内旗》等七篇，属农水工程方面。“一、改良畿辅水”、“二、改漕运，兴屯田”、“三、统筹治河，治标与治本兼顾”。

而除此《迁鼎》与《变法》两篇分置全书首尾，《迁鼎》主张迁都西安，《变法》则是全书总结，首尾照应。《危言》简直宛如建国方略；表现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也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人物。他比康有为、张謇高明，值得人们赞扬。

《三通考辑要》是汤寿潜写出《危言》以后，大约花了二十年时间，根据当时国情，博采杜佑《通典》(200卷)、郑樵《通志》(100卷)和马端临《文献通考》(348卷)等宏篇巨著的精华而编辑成的。此书出版后，得到俞樾等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