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与中国

《国富论》似乎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你问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知道什么经济学著作？”《国富论》绝对是最常被提到的名字之一。这一现象固然与《国富论》的盛名有关，但恐怕这背后还与它同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暗合息息相关——斯密给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定下的任务就是“富国裕民”。而富国裕民，也正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受尽屈辱的中国社会所一直向往的目标。

《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原富》，是在1902年由我国著名思想家严复译出的。严复认为，斯密的理论最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是富国裕民的法宝，并视之为中国的“救亡之道，自强之谋”，欲以此“指斥当轴之迷谬……从其后而之”。他为《原富》一书所写的六万多言按语，处处流露出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崇拜之情，并热切地希望这种经济自由的思想能成为实现中国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武器。尽管这一思想也曾在维新派人士中引起共鸣，但《原富》的影响远不及严复所译《天演论》等书那么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中国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王亚南、郭大力是这一阶段传播斯密学说的主将。他们看到1902年严译《原富》的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删节，决定重新翻译出版，并将《原富》的书名改为《国富论》。1931年，该书以白话文体正式出版，从此，《国富论》的名字成了斯密原书在中国最广为人知的称呼——尽管王、郭在1965年完成通行的改译本时，已经把书名全译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富论》更多地是被当作《资本论》研究的辅助材料存在的。王亚南在为该书改订译本所作的序言中说道：“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只是要为翻译《资本论》做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这清楚地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富论》研究的具体状况。因此，人们对《国富论》的解读所注重的，再不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更多的是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学说，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对“市场经济”知识的渴望，使西方经济学迅速从大学校园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富论》也再次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尽管斯人已逝，时代已远，现代经济理论已经获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国富论》的意义犹在。它始终对启迪我们的心智，寻求富国裕民之路以新的启发。

经典名句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绝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悲惨状况的社会，绝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