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

导论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 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

“五四”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掌校后的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流出了胡适的新诗，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流出了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新青年》和《新潮》两种刊物。继北京大学之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可以说，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20年代末期，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兴起，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以北京为中心、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仍然是以北大、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海派小说”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有所谓“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分，而这时期“京派文学”的作者，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抗战爆发，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但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

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1949年后，新文学进入了所谓“当代”，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这样一种身份合一、一身二任的现象，进入“当代”后基本绝迹。到了90年代，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身份本是“作家”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成了大学里的“硕导”或“博导”，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贾平凹、王蒙、王安忆、莫言、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在多家大学当“兼职教授”、“带”研究生，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硕导”、“博导”。表面看来，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但实际上，今天的这种状况，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

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

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月11日，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13日，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新青年》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已经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出版，这是《新青年》进入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吹响。陈独秀在答应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同时，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的胡适。1917年7月，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胡适后来收入《尝试集》中的一些新诗也开始陆续在《新青年》上发表。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胡适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周作人也于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在1918年1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鲁迅虽迟至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几年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这期间，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也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如果把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比作一座山，那《新青年》就是这山上的一孔清泉，从这里流出了新的文学思想、新的诗歌、新的小说、新的散文；从这里出发，新文学流成了一条大河。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说道：“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新青年》作者，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¹⁾

论及新文学初期的情形，还不能不说到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月刊。1918年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成立“新潮社”，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创办了刊物《新潮》。《新潮》与《新青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然辞世，罗家伦在1950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中央日报》上，发表《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一文以示哀悼，其中说：“一九一八年，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于是继《新青年》而起组织新潮社，编印《新潮》月刊，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其实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不过，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复印到三版，销到一万三千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

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他们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新潮社”的郭绍虞。1917年夏，郑振铎来到北京，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而同年暮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入学后两人成为同班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很快便聚集在一起。1919年11月，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新社会》出版。《新社会》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在《新社会》第一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这首诗，表现的是典型的“五四”精神。叶圣陶晚年在为《郑振铎选集》作序时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首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²⁾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十九号时，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而停刊。

这时期，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³⁾瞿秋白、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等则找来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读好的外文作品而产生翻译的冲动，是很自然的。郑振铎们也不例外：“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得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③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罗斯文学之始。这期间，有几种他们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集出版。瞿秋白、耿济之等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共学社出版，郑振铎、耿济之等多人翻译的《俄国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济之、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在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还有不少介绍、评析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一群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评介，实际上在间接地从事着中国新文学的创造。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起程赴苏联。1921年1月4日，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12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12人中，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他们同蒋百里、叶绍钧、沈雁冰、孙伏园等人显然是被拉来壮声势的，且叶绍钧、沈雁冰也并未来京参加成立大会。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这几个学生无疑是“文学研究会”真正的筹划者。“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非心血来潮之举。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几年间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时，瞿秋白已离开北京，所以无缘成为发起人，但应该认为瞿秋白是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另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会”完全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创造新文学，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是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为榜样的。周作人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认识和要求，也是俄罗斯文学赋予的。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理等人让郑振铎们对文学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

这时期，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闻一多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学。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红烛》全书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11期上，闻一多发表了《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一开头便强调“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而清华学校却“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闻一多进而写道：“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⁴⁾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我们的组织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孟侃）、杨子惠（世恩）等。……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⁵⁾

1925年5月，闻一多中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镌》，每周出诗刊一次，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这期间，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蹇先艾在《忆闻一多同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⁶⁾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品诗、谈诗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做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鰓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卖樱桃老头子》、《闻一多的书桌》，朱先生的《采莲曲》，刘梦苇先生的《轨道行》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因此当时的作品，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稍稍不同。修正了前期的‘自由’，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对文学‘革命’言，有点走回头路，稍稍回头。刘梦苇先生的诗，是在新的歌行情绪中写成的。饶孟侃先生的诗，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看来就清清白白，读来也节奏顺口。朱湘先生的诗，更从词上继续传统，完全用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音节作传达表现，因此几个人的新诗，都可读可诵。”⁽⁷⁾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所谓“新格律诗派”，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大专院校的师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二

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与中国现代大学有直接的关系。郭沫若的《女神》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写成的。1921年6月出现的“创造社”，发起者也都是留日学生。进入30年代，文坛上有所谓“京派”与“海派”之分。属于“海派”的文学，虽然也并非与现代大学毫无关系，但总体上则是与大学相分离的。而属于“京派”的文学，却仍然与现代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它基本上是一种大学师生的文学。其时北京（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构成了“京派”文学的基本队伍。在北大任教的朱光潜，以批评家的身份积极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学活动；在清华任教的朱自清、闻一多，本身便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通过他们，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延续着、发展着。

1933年7月，结束了八年留欧生活回到国内的朱光潜，把他的《诗论》初稿送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手边。胡适读后立即决定聘请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课程。朱光潜还同时在北大中文系、清华中文系、北平大学、中央艺术学院、辅仁大学等处兼课，讲授“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朱光潜在讲课的同时，还对其时的文坛投注了很大的热情。直到抗战爆发，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家中的客厅很宽敞。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读诗会”，参加者基本上是北京各大学热衷于新文学的师生。“‘读诗会’的目的是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研究‘诵诗的艺术’，每月一至两次，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此外还有冰心、凌叔华、林徽因、周煦良、萧乾、沉樱、杨刚、陈世骥、沈从文、张兆和，以及当时在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伯罗和阿立通等等。”⁽⁸⁾沈从文对朱光潜家中的“读诗会”则有这样的回忆：

北方《诗刊》（引按：指闻一多主持编辑的《晨报·诗镌》）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计北大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

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徐志摩、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读了几首诗，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所写的散文，看来即或顺眼，读来可不好听。新诗意义相同。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读来味同嚼蜡。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

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此外还有个喉咙大，声音响，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总结看来，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也只是哼哼唧唧，并无多大意味。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的读，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

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得来一个结论，就是：新诗若要极端“自由”，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但是这种“新”很容易成为“晦”，为不可解。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何其芳、卞之琳几人的诗，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来救听觉的损失，另是一例。若不然，想要从听觉上成功，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无妨稍稍向后走，走回头路，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林徽因、冯至、林庚几人的诗，可以作例。⁽⁹⁾

从沈从文的回忆可看出，这些大学的师生，在一起进行着深层次的文学交流，他们从事着创作实验，探讨着创作规律。整个北方文坛，几乎就定期装在了朱光潜的客厅里。大学与文学，在朱光潜的客厅里如此难解难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朱自清即被聘为国文教授。1928年，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以《玉君》等小说闻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积极协助杨振声创建了中文系。1928年度第二学期开学，朱自清便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将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这无论对于中文系的教学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学发展，都具有划时代意义。清华大学不仅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还开设了“新文学习作”课。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至少可培养出像样的新文学欣赏者，而这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1930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朱自清又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邀请，到燕京中文系兼课，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1933年，朱自清又应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邀请，到北师大国文系兼课，也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这说明朱自清的这门课，在其时的北京高教界，是很有影响的。作为大学教授，朱自清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既研究和讲授古典文学，又研究和讲授新文学，同时还以著名新文学创作家的身份活跃于文坛——大学与新文学，在这样的教授身上，本来完美地统一着。

1932年8月，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清华园，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这时期，闻一多自己虽新诗创作的热情已衰退，但关心新文学发展之心、扶助新文学成长之意，并未稍衰，对各大学有志于新文学创作的学生，闻一多尤其尽力指导、奖掖。1933年夏，时为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林庚出版诗集《夜》，闻一多亲自为其绘制封面⁽¹⁰⁾。也是在这一年，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闻一多慨然为之作序。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卞之琳，后来回忆说：“我虽然不是闻先生的‘及门弟子’，但在我大学毕业前不久，在他从青岛大学调来清华大学以后，我也曾面聆过他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话，我都记不清了，只感到对我大有教益。尽管他出语有时显得偏激，胸襟却是十分宽博。例如，他早年写过不少爱情诗，却也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间就不写这类诗。又如，就外来影响说，他自己写诗，主要受过英国19世纪诗、特别是浪漫派诗的一些影响，但是他也能欣赏我受过法国象征派诗一些影响的一部分不同的格调。又如，他自己讲究格律，但是他也完全不排斥我同时试写过的自由体。他自己治学谨严，写诗到《死水》阶段，用画法作比，可以说笔力遒劲，线条硬朗，但是，又举例说，他会就我一首日后自己废弃的松散的自由诗，不自觉的加了括弧里的一短行，为我指出好像晕色法的添一层意味的道理。”⁽¹¹⁾闻一多与学生一起谈诗、品诗，为学生诗集绘制封面、撰写序言，还“不自觉”地为学生改诗。这时期，闻一多、叶公超还合编《学文》月刊，刊发的也多是北京地区大学师生的著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但西南联大仍然继承了北大、清华等大学的传统，新文学创作的风气依旧强劲。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叶公超、钱锺书、冯至、卞之琳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外文系还聘请了威廉·燕卜荪任教。燕卜荪是英国的著名诗人，更是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其理论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在当时影响巨大。西南联大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写诗、讲诗、关心诗、热爱诗的中外教师，才在学生中产生了一个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穆旦为突出代表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燕卜荪、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的理论、翻译、讲授、指导和鼓励，加上西南联大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个诗歌群体。王佐良后来总结性地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¹²⁾，又读狄仑·托玛斯的‘神启式’的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¹³⁾

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对西南联大青年诗歌群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40年12月，西南联大的一些热爱新文艺的学生组织了文艺团体“冬青社”，成员中就有杜运燮、萧珊、汪曾祺、巫宁坤、穆旦。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欣然应邀担任他们的导师⁽¹⁴⁾。1944年4月9日，又一群学生要成立一个诗社，到闻一多家中，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闻一多同样高兴地应允了，并强调这个诗社应表现出“新”意，于是这个诗社就被命名为“新诗社”。后来，当年的“新诗社”成员以“史集”的集体笔名写了《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回忆文章，其中说：“闻先生非常认真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西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集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④以后，闻一多常常参加“新诗社”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读诗、品诗、研究诗。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闻一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中回忆说：“夜晚，在一座小楼上，一群喜爱诗的年青人热哄哄地聚在一起。各人带来自己最近写的诗，交换看着，闻先生也来了。他是大家的诗的读者，也是临时的批评家。房子太小，人多，又没有凳子，于是拿稻草打成的圆垫子叠起来，靠着墙坐了一排，屏风栏上也坐满了人。闻先生原先被尊敬地安置在床上坐着，但半中间他却挤到了坐草垫子的那一排去。他朗诵了一些诗，也读了我的一首。他读时，我觉着害羞，但又感到幸福的发慌，我只顾听他怎样念，以至他如何说我的诗，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谈诗谈得很激烈。闻先生笑着，听着……”⁽¹⁵⁾

谈到西南联大与新文学发展的关系，还应提到沈从文。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通俗地说，沈从文是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写小说、写散文了。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中，汪曾祺介绍了沈从文的教学方式：“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断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办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¹⁶⁾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不应该理解为就是为了“培养”作家，而应该理解为是在培养懂得文学、具有精细的口味的优秀读者，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比“培养”几个作家更重要的。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还能培养真正了解创作甘苦的文学研究者。不过，汪曾祺也毕竟在一定意义上是沈从文“培养”的——“培养”出了一个汪曾祺，其实也就够了。

三

在十分粗略地考察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首先应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哺育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现代中国最富有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最富有人文气息的地方。这样一种环境，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适宜的土壤。在这样的环境里，师生普遍具有开放的心态和怀疑的精神，普遍养成了独立思考、追问求索的习惯。这样一种精神气候，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利，当然也非常适宜于文学的生长。有这样一种校园风气，才有一群热爱新文学、痴迷新文学的教师和学生。所以，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养育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大受惠于中国现代大学。但是，如果把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仅仅理解成养育与被养育、施惠与受惠的关系，却又是片面的。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养育着中国现代大学、施惠于中国现代大学。校园里有一群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本身就是校园文化中的一种异彩。这些师生的文学活动，强化着校园的人文气息；这些师生的文学创作，这些师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本身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说文学创作提供的是审美价值，那么就可以说，校园里那些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是在“美”化着校园。有了这样一群醉心于新文学的师生，大学里就多了一份灵气，少了一份俗气；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分冷漠；多了一分温馨，少了一分寒意；多了一分无用之用，少了一分急功近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也养育着现代大学，也施惠于现代大学。

当然，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哺育，还应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分析。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同时又进行新文学的创作，可以使得古代文学与新文学达至最切实最合理的交融，在这种交融中，古代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资源，而新文学创作的实践，又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认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920年始，鲁迅受聘在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促使他对中国小说史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和课堂讲解，明显有利于他的现代小说创作；而鲁迅的现代小说创作，又明显有利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领会、理解。对此，陈平原有这样的论述：“学者早就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不过多从前者影响后者立论。《徨》之所以不同于《呐喊》，摆脱对外国作家的模仿，‘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显然得益于其时作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入研究。这话倒过来说也许更有意义：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以一位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以往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许多精到之处。或许是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太出色了，人们往往忘了其独到的批评而专注于其考据实绩。其实史料的甄别与积累必然后来居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在本世纪中国学者中，对中国小说研究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鲁迅和胡适，前者长于古小说钩沉，后者长于章回小说考证。不过在小说史总体描述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胡适远不如鲁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修养及创作经验的差别。像鲁迅这样‘学’、‘文’兼备的学者，无疑是文学史研究的最佳人选。这点鲁迅心里明白，屡次提及撰写文学史计划，正是认准‘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¹⁷⁾鲁迅现代小说创作的经验，影响着他对古代小说的认识。只不过不应把这仅仅理解成是对古代小说的妙处有更精微细致的体味，也应看到对古代小说的局限有更痛切的认识。换言之，现代小说的创作，既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好的方面，也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不好的方面。发生在鲁迅身上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闻一多、朱自清身上。闻一多、朱自清作为教授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但他们又同时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与新文学的创作之间，无疑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说闻一多吧，古代诗歌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他对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而新诗创作的经验，也无疑有助于他对古代诗歌的认识。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在外文系学习的学生，同时又进行着中国新文学的创作，这使得外国文学能够最直接、最真切、最大限度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资源，而在外国文学直接影响下进行中国新文学创作，以明确地仿效外国文学的方式进行新文学创作，又能使他们对外国文学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冯至、卞之琳以及以穆旦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学生诗歌群体，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20年代初，冯至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德文，开始从原文接触德国文学，也开始新诗创作。1927年出版诗集《昨日之歌》，1929年出版诗集《北游及其他》。30年代初，冯至赴德国留学：“听雅斯丕斯（雅斯贝尔斯）讲存在主义哲学，读基尔克戈尔特（克尔恺郭尔）和尼采的著作，欣赏梵诃（梵高）和高甘（高更）的绘画，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里尔克的诗歌。”⁽¹⁸⁾冯至在德国留学五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抗战期间任教于西南联大外文系。1941年，冯至写出了27首十四行诗，1942年结集为《十四行集》出版。冯至的这些十四行诗，深受他所心仪的德语诗人歌德、里尔克影响。德语诗歌在这里成了冯至新诗创作的重要凭藉，而这样的创作经验，也自然会不知不觉地使得冯至对那些影响了他的德语诗歌有更精细深切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冯至的这些诗歌又直接地和有力地影响了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些热衷于新诗创作的学生。当时的外文系学生袁可嘉后来回忆说：“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垒泥为墙、铁皮护顶的教室里读到《十四行集》，心情振奋，仿佛目睹了一颗彗星的突现。”⁽¹⁹⁾冯至以教师的身份写出的《十四行集》，对袁可嘉、穆旦、郑敏这些学生当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它启示着这些学生如何更好地将外国文学化为自身的血肉。在让外国文学直接成为新文学创作资源方面，卞之琳也是有说服力的例子。30年代初，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外文系学习时，就在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下创作新诗，课堂上外国文学的教学则对他的新诗创作有明显影响。后来，卞之琳深情地追忆老师叶公超：“是叶师第一个使我重开了新眼界，开始初识英国三十年代左倾诗人奥顿之流以及已属现代主义范畴的叶慈晚期诗。”叶公超还将卞之琳所译的《魏尔伦与象征主义》、《恶之华拾零》发表于《新月》杂志。“后来他特嘱我为《学文》创刊号专译托·斯·艾略特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亲自为我校订，为我译出文前一句拉丁文motto，这不仅多少影响了我自己在三十年代的诗风，而且大致对三四十年代一部分较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诗篇的产生起过一定的作用。”⁽²⁰⁾在课堂上听老师讲外国文学，在课后翻译外国文学，同时又从事着新文学的创作，这真是一种十分美好的状态。穆旦与西南联大外国文学教学的关系，也是大家熟知的。

古今和中外的这样一种交融，不应仅仅看成是一种客观的效果，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追求。朱自清辞世后，杨振声在回忆与朱自清共商清华大学中文系建设规划时，说道：“除了国文系的教员全体一新外，我们还决定了一个国文系的新方向，那便是（一）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二）中外文学的交流。国文系添设比较文学与新文学习作，清华那时是第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必修几种外文系的基本课程，外文系的学生也必修几种国文系的基本课程。中外文学的交互修习，清华在那时也是第一个。这都是佩弦（朱自清）先生的倡导。其影响必会给将来一般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这也就是新文学的唯一的前途。”⁽²¹⁾可见，至少在清华大学，一开始便把“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当作一种目标来追求的。

尽管杨振声认为，“新旧文学的接流”与“中外文学的交流”既是为大学的国文系创造一个“新前途”，也是新文学“唯一的前途”，但1949年后，大学不再是原来的大学，文学也不再是原来的文学，大学与文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异，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也不再存在。对1949年以前大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明白，重建二者之间那种良性互动、相互哺育的关系，是很必要的，同时又不是那么简单的。仅是请一些俗名很大的作家到大学当院长、当教授、当博导，并不能真正实现这种重建。

【注释】

(1)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第43页。

(2)叶圣陶：《〈郑振铎选集·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页。

(3)③　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见《忆秋白》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109页、第111页。

(4)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见《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01—102页。

(5)梁实秋：《清华八年》，见《梁实秋文坛沉浮录》，黄山书社1992年1月版，第141页。

(6)蹇先艾：《忆闻一多同志》，见《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第228页。

(7)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44—245页。

(8)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5页。

(9)沈从文：《谈朗诵诗》，见《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47—248页。

(10)见闻黎明、侯立鹏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38页。

(11)卞之琳：《完成与开端》，见《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第213页。

(12)奥登这时期曾访华并写下关于中国抗战的诗歌。

(13)王佐良：《谈穆旦的诗》，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3—4页。

(14)④　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598页、第700页。

(15)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701—702页。

(16)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见《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4—45页、第46—47页。

(17)陈平原：《学术史中的鲁迅评估》，见《多维视野中的鲁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69—1070页。

(18)见《冯至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502页。

(19)袁可嘉：《“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冯至诗文选〉序》，见《昨日之歌》，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

(20)见卞之琳《地图在动》，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87页。

(21)见姜建、吴为公编：《朱自清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