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理想_中国儒学导论

“内圣外王”理想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内圣外王”，其另一种说法为“天人合一”，它作为“儒家精神”中的“自我意识”而有意义。张载[3]的《西铭》就是这一意识的一个典型。张载《西铭》云：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崇伯子，即禹，禹父鲧封于崇，史称崇伯。《国语·周语下》载：“昔在有虞，有崇伯鲧。”颖封人，即颍考叔，其为颖谷封人，春秋时郑人。郑庄公置其母于城颖，在颍考叔谏说下，遂母子如初。舜，《孟子·离娄》中载：“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焦循《孟子正义》中称：“舜以不顺亲意为非人子。底，致也；豫，乐也。瞽叟，顽父也。尽其孝道而顽父致乐，使天下化之，为父子之道者定也。”申生，晋献公太子，因献公宠骊姬、信骊姬之谗而自杀。参，即孔门曾参，事亲至孝，《孔子家语》载“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并曾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4]。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后妻，虐之，使无衣无履而践冰挽车，伯奇则无怨尤。

在《西铭》这里，不难看出作为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核心的“孝道”，在宋代被再次振兴，且不仅仅是振兴，而且具有一些崭新的内容——如禹之“顾养”非仅指“恶旨酒”，更在其能够“干父之蛊”[5]；颍考叔之“育英才”，即在其之“爱其母而施及庄公”——真正的“孝”，致乐于亲人高于消极服从，保全大体又高于致乐于亲，更前衍为善行和劝善以及人更高于前述种种，而无所怨尤地感恩于宇宙则高于一切，是所谓真正的“孝道”。从忍辱负重的伯奇，到从容就死的申生，到有选择地接受的曾参，到推己及人的颍考叔，再到“干父之蛊”的禹，所谓“孝道”已经不仅是一种教训，而是一种境界——“感恩”的境界了。《西铭》因此为《宋元学案》所称道曰：“百家谨案：先生尝铭其书室之两牖，东曰《砭愚》，西曰《订顽》。伊川曰：‘是起争端，不若曰《东铭》、《西铭》。’二铭虽同作于一时，而《西铭》旨意更纯粹广大。程子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朱子曰：‘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6]其中所谓“达天德”者，正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感恩”。(www.guayunfan.com)但“感恩”并不只在宗教中存在，而是一种对于个体存在现实的思考。因此，它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命题，而是“原善”在人类哲学史上的意义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的问题。

《宋史》卷427《道学一》“邵雍传”中载：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既葬，（程）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

可以说，于儒学中，作为“终极关怀”的、作为“价值核心”的是“天人合一”的“性”为“真”，因为天人合一的“性”就是宇宙中的“原善”——最后的“存在”；“知行合一”的“为”为“善”，因为知行合一的“为”就是人的“践形”——最具体的“此在”；“情境合一”的“礼”为“美”，因为情境合一的“礼”就是“历史”——永生的“在”。

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新儒学从韩愈的《原道》一文发轫；中国现代哲学于“新文化运动”开始，在这一运动中就有一篇冯友兰写于1944年间的《新原道》；被英国剑桥哲学辞典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牟宗三，“原道”也是其全部著作的核心。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说“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将不再拥有未来”不免危言耸听，但终于有人说出了“弘扬中国文化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中国文化”？又如何弘扬这一“中国文化”？却不能不说仍是一个问题。在“贞下起元”的20世纪30年代末叶，冯友兰先生在序于昆明的《新理学》书中写道：“……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7]又于《新原人》之“自序”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冯友兰先生怀着这一期许而“‘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的“梦”，必须为新一代人所实现。这就是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

【注释】

[1]［美］C.克鲁克洪：《文化的概念》，原载《政治科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86页。

[2]少数民族节庆资料详见高发元主编、云南大学组织编写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张载（1020—1077），凤翔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4]《大戴礼解诂·曾子大孝第五十三》。

[5]《易·蛊》：“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谓能矫正父母之过而处事。

[6]（明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内圣外王”理想_中国儒学导论

所谓“内圣外王”，其另一种说法为“天人合一”，它作为“儒家精神”中的“自我意识”而有意义。张载[3]的《西铭》就是这一意识的一个典型。张载《西铭》云：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恂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崇伯子，即禹，禹父鲧封于崇，史称崇伯。《国语·周语下》载：“昔在有虞，有崇伯鲧。”颖封人，即颍考叔，其为颖谷封人，春秋时郑人。郑庄公置其母于城颖，在颍考叔谏说下，遂母子如初。舜，《孟子·离娄》中载：“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底豫，瞽叟底豫而天下化。瞽叟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焦循《孟子正义》中称：“舜以不顺亲意为非人子。底，致也；豫，乐也。瞽叟，顽父也。尽其孝道而顽父致乐，使天下化之，为父子之道者定也。”申生，晋献公太子，因献公宠骊姬、信骊姬之谗而自杀。参，即孔门曾参，事亲至孝，《孔子家语》载“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并曾提出“夫孝者，天下之大经”[4]。伯奇，尹吉甫之子。吉甫惑于后妻，虐之，使无衣无履而践冰挽车，伯奇则无怨尤。

在《西铭》这里，不难看出作为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核心的“孝道”，在宋代被再次振兴，且不仅仅是振兴，而且具有一些崭新的内容——如禹之“顾养”非仅指“恶旨酒”，更在其能够“干父之蛊”[5]；颍考叔之“育英才”，即在其之“爱其母而施及庄公”——真正的“孝”，致乐于亲人高于消极服从，保全大体又高于致乐于亲，更前衍为善行和劝善以及人更高于前述种种，而无所怨尤地感恩于宇宙则高于一切，是所谓真正的“孝道”。从忍辱负重的伯奇，到从容就死的申生，到有选择地接受的曾参，到推己及人的颍考叔，再到“干父之蛊”的禹，所谓“孝道”已经不仅是一种教训，而是一种境界——“感恩”的境界了。《西铭》因此为《宋元学案》所称道曰：“百家谨案：先生尝铭其书室之两牖，东曰《砭愚》，西曰《订顽》。伊川曰：‘是起争端，不若曰《东铭》、《西铭》。’二铭虽同作于一时，而《西铭》旨意更纯粹广大。程子曰：‘《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又曰：‘《订顽》立心，便可达天德。’朱子曰：‘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6]其中所谓“达天德”者，正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感恩”。(www.guayunfan.com)但“感恩”并不只在宗教中存在，而是一种对于个体存在现实的思考。因此，它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命题，而是“原善”在人类哲学史上的意义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的问题。

《宋史》卷427《道学一》“邵雍传”中载：

……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论议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既葬，（程）颢为铭墓，称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

可以说，于儒学中，作为“终极关怀”的、作为“价值核心”的是“天人合一”的“性”为“真”，因为天人合一的“性”就是宇宙中的“原善”——最后的“存在”；“知行合一”的“为”为“善”，因为知行合一的“为”就是人的“践形”——最具体的“此在”；“情境合一”的“礼”为“美”，因为情境合一的“礼”就是“历史”——永生的“在”。

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现象——新儒学从韩愈的《原道》一文发轫；中国现代哲学于“新文化运动”开始，在这一运动中就有一篇冯友兰写于1944年间的《新原道》；被英国剑桥哲学辞典誉为“当代新儒家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牟宗三，“原道”也是其全部著作的核心。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说“一个失去传统文化的民族将不再拥有未来”不免危言耸听，但终于有人说出了“弘扬中国文化是中国大学的历史使命”。

什么是“中国文化”？又如何弘扬这一“中国文化”？却不能不说仍是一个问题。在“贞下起元”的20世纪30年代末叶，冯友兰先生在序于昆明的《新理学》书中写道：“……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7]又于《新原人》之“自序”中写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冯友兰先生怀着这一期许而“‘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的“梦”，必须为新一代人所实现。这就是开出儒学的“新内圣”之学似乎更为社会所需要，并且具有广阔而深远的发展前景。

【注释】

[1]［美］C.克鲁克洪：《文化的概念》，原载《政治科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86页。

[2]少数民族节庆资料详见高发元主编、云南大学组织编写的《云南民族村寨调查》，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张载（1020—1077），凤翔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

[4]《大戴礼解诂·曾子大孝第五十三》。

[5]《易·蛊》：“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谓能矫正父母之过而处事。

[6]（明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横渠学案》。

[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