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国儒学的奠基者_中国儒学导论

孔子——中国儒学的奠基者_中国儒学导论

孔子是一位在中国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他曾经历过的是真实而平凡的身世，他自己及子孙后裔七十余代故人，至今长眠于山东曲阜故里——孔林，在那数千年古树的浓荫掩隐之下的泥土里，他的学生和更多受到他影响的思想家不绝如缕地继续探索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之中。

对于孔子，司马迁在不朽的《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十七》中，白描出他曾拥有过的生命的原色：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去卫、适陈、适宋、迁于蔡……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www.guayunfan.com)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玄宗对孔子的这一平凡身世，亦曾有诗来概括云：

夫子何为者？凄凄一代中。地犹陬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于公元前1世纪写出第一部关于孔子的完整文献《孔子世家》的司马迁，以至公元19世纪以“考而后信”著称、写作出《洙泗考信录》[1]的崔述，对此都没有怀疑。当代成书于1974年的钱穆的《孔子传》[2]，成书于1985年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3]，成书于1991年的金景芳等的《孔子新传》[4]，以至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八十高龄始告完成的小说《孔子》[5]，中国作家杨书案的小说《孔子》[6]，对此也都没有怀疑。

具有世界声誉的汤因比又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第二十五章《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中，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意义上曾高屋建瓴地写道：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可能除去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7]

如以孔子为参照，则分明可见——所有关于基督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基督教习俗为基础的。越是早期的著作，关于基督的世俗材料就越是贫乏；基督的形象是逐渐凸显、逐渐清晰起来的。基督“从神到人”的形象的演变，是按各种教义著作的年代顺序而完成的。

而根据传说，乔达摩为公元前560—公元前480年时的人，印度史学家潘尼迦曾认定公元前567—公元前487年是其生平“确定无疑”的年限。他在二十九岁时，因惊怖于人生的种种苦痛而抛妻别子，离家出走，去寻找人生的真谛。在近乎自虐的舍身历程中，终于三十五岁时在菩提树下顿悟而成为“觉者”。对此，西方有学者曾不无怀疑地说起过：“传说中的佛陀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虚构的形象。”[8]“必须承认，有关佛陀的种种传说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尽管这种现实生活由于某种臆造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传说中最本质的东西，乃是对神灵、对某一神话人物的赞颂。”[9]

而孔子却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创立者。他不表演奇迹，不同上帝对话，也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伟大的或特殊的知识的人。在一系列政治活动失败以后，孔子成了一个教师，广招门徒，传播思想。与一切“先知”相比较，孔子的最大特征在于“真实存在”这一“现实性”。在其身后可谓备极哀荣的“建庙”“祭庙”以及不无惨烈意味的“哭庙”等等活动中，他始终不是一个“隐匿的对象”，不是一个不可能与之对话的“他者”，而是拥有着人与人之间所能发生的“同位格交流”——是一位“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楷模。

为什么孔子能以“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存在呢？其原因在于他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所在。

但孔子也和耶稣一样，由于承载了太多的希望和理想、太多的憧憬和祝福的寄托而难免面目全非的命运；而正因此也和耶稣一样，孔子始终还是一件“真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古典的东西”，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第一版序”中曾写道：

基督教也有过它的古典时代——只有真正的、伟大的古典的东西才有思维的价值；非古典的东西是属于喜剧或讽刺的范围之内的。[10]孔子——中国儒学的奠基者_中国儒学导论

孔子是一位在中国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他曾经历过的是真实而平凡的身世，他自己及子孙后裔七十余代故人，至今长眠于山东曲阜故里——孔林，在那数千年古树的浓荫掩隐之下的泥土里，他的学生和更多受到他影响的思想家不绝如缕地继续探索于中国文化的历史之中。

对于孔子，司马迁在不朽的《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十七》中，白描出他曾拥有过的生命的原色：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去卫、适陈、适宋、迁于蔡……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www.guayunfan.com)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唐玄宗对孔子的这一平凡身世，亦曾有诗来概括云：

夫子何为者？凄凄一代中。地犹陬氏邑，宅即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当与梦时同！

于公元前1世纪写出第一部关于孔子的完整文献《孔子世家》的司马迁，以至公元19世纪以“考而后信”著称、写作出《洙泗考信录》[1]的崔述，对此都没有怀疑。当代成书于1974年的钱穆的《孔子传》[2]，成书于1985年的匡亚明的《孔子评传》[3]，成书于1991年的金景芳等的《孔子新传》[4]，以至日本作家井上靖在八十高龄始告完成的小说《孔子》[5]，中国作家杨书案的小说《孔子》[6]，对此也都没有怀疑。

具有世界声誉的汤因比又在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的第二十五章《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中，于人类文化发展史的意义上曾高屋建瓴地写道：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可能除去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7]

如以孔子为参照，则分明可见——所有关于基督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1世纪末至2世纪初的基督教习俗为基础的。越是早期的著作，关于基督的世俗材料就越是贫乏；基督的形象是逐渐凸显、逐渐清晰起来的。基督“从神到人”的形象的演变，是按各种教义著作的年代顺序而完成的。

而根据传说，乔达摩为公元前560—公元前480年时的人，印度史学家潘尼迦曾认定公元前567—公元前487年是其生平“确定无疑”的年限。他在二十九岁时，因惊怖于人生的种种苦痛而抛妻别子，离家出走，去寻找人生的真谛。在近乎自虐的舍身历程中，终于三十五岁时在菩提树下顿悟而成为“觉者”。对此，西方有学者曾不无怀疑地说起过：“传说中的佛陀不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是一个虚构的形象。”[8]“必须承认，有关佛陀的种种传说反映的不是现实生活，尽管这种现实生活由于某种臆造而被弄得面目全非。传说中最本质的东西，乃是对神灵、对某一神话人物的赞颂。”[9]

而孔子却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创立者。他不表演奇迹，不同上帝对话，也并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拥有伟大的或特殊的知识的人。在一系列政治活动失败以后，孔子成了一个教师，广招门徒，传播思想。与一切“先知”相比较，孔子的最大特征在于“真实存在”这一“现实性”。在其身后可谓备极哀荣的“建庙”“祭庙”以及不无惨烈意味的“哭庙”等等活动中，他始终不是一个“隐匿的对象”，不是一个不可能与之对话的“他者”，而是拥有着人与人之间所能发生的“同位格交流”——是一位“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楷模。

为什么孔子能以“中国文化的象征”而存在呢？其原因在于他是中国文化的秘密所在。

但孔子也和耶稣一样，由于承载了太多的希望和理想、太多的憧憬和祝福的寄托而难免面目全非的命运；而正因此也和耶稣一样，孔子始终还是一件“真的东西、伟大的东西、古典的东西”，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第一版序”中曾写道：

基督教也有过它的古典时代——只有真正的、伟大的古典的东西才有思维的价值；非古典的东西是属于喜剧或讽刺的范围之内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