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中国

葡萄牙、欧洲与中国——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

■〔葡萄牙〕若热·桑帕约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阁下,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

女士们、先生们：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的盛情邀请,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向贵校师生发表演讲！

每次出访,我都很愿意到大学中来。在我看来,同年青一代多交流是一种很重要的经历,更是一项不可多得的乐趣。我所接触的他们对于现实和未来都满怀着各种不同的期望。

能够访问中国信息传播教育的最高学府是我的莫大荣幸。时代赋予中国传媒大学的重大使命,是为21世纪的中国培养高级传媒人才。也就在今天,我们即将和贵校签署设立葡萄牙语中心的协议。

来听我演讲的诸位,今天是坐满大礼堂的学生,将来你们中的许多人将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媒体工作者。信息产业正是目前全球化的重要增长点,在这方面我们亲身见证了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如今我们很容易获得全面、完整、直接的国内外事件的信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信息巨量的时代,任何一个媒体从业者都不能充当观望者或分析家,而必须成为它的积极参与者,成为其中的对话者和观念的引导者。在座诸位将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亿万人民的耳目,这是时代赋予你们的巨大的责任也是巨大的激励。在此,我鼓励大家,并祝愿你们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女士们、先生们,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葡萄牙、欧洲与中国》,这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我愿意就我所知道的作一阐述。

一个政治家的思维,哪怕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总是集中于解决国家的发展和满足大众的期望等问题上。这种政治思维对于今天我要讲述的这个具有厚重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主题而言,显得过于局限。早在16世纪,当时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航海者一道,多次展开寻访世界的航海行动,中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的交往从那时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中国和西方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题,未来的中欧关系发展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理念来主导。

我有幸和中国领导人有着较长期的政治接触,尤其是在我任两届葡萄牙总统期间的交往,我们成功解决了澳门问题,确保了澳门政权的平稳移交。这一历史事件需要葡萄牙与中国的最高层领导的持续关注,其中经历的一系列高度复杂的过程,使我获益良多。此后,双方交往的重点自然就转移到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上来。又由于葡萄牙是欧盟的正式成员,在这一更广泛的框架内,也可以说,双方的交往重点转移到了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发展上来。我希望我所经历的这些政治和外交上的经验能启发我和大家非正式地探讨一下葡萄牙、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四百多年前,一位葡萄牙学者Friar Gaspar da Cruz告诉欧洲人,在东方伟大的明朝,人们用书面语言而非口头交流来沟通,这和我们的文明有着显著差异。这位著名的旅行者给葡萄牙带回了关于中国政府、社会、习俗和有关中国人的描述,令人惊奇慨叹。他写的《中国概论》于1570年前后在欧洲发行,该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部准确可靠地描写中国的著作,是一个葡萄牙人写了这本标志着两大文明会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葡萄牙是第一个和中华帝国在16世纪建立起正式持久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正因为葡萄牙的努力,首批欧洲的科学和宗教使团在伟大的明朝时期来到北京。正是通过葡萄牙的商栈,其他欧洲君主的使者才能到达中国的宫廷。

历史上中葡两国间从未发生过战争,我认为这同样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这为我们设定了一个历史标准,那就是即使是在最困难时期,葡萄牙和中国彼此总是在寻求共识,而非战争,因为我们知道那会给双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带来严重的伤害。这一传统虽然也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但创造了一种基本的信任,一种被证明是弥足珍贵的信任。因此得以在短暂的间隙后,我们能够和中国开创崭新的外交关系。从1979年建交以来,已经持续了25年之久。如果没有这种来自历史记忆的信任,我们是不可能在一个严密的框架下解决澳门问题的,不可能同时维护到领土、人民以及两国的权利和利益。葡萄牙和中国不仅展示了政治上的成熟,同时也履行了共同的承诺：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的政治和外交合作关系。

双方共同承诺要建造两国合作的创新交往形式,如“一国两制”的政策,最先应用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设立上；双方都遵从国际法的规则并尊重人类尊严——这些都是中葡关系、中国和欧盟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欧关系非常复杂,一方面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战略的层面,另一方面关系到双边、多边和地区间关系的多个层次。这个框架包括了中国和欧盟每个成员国的关系以及欧盟整体和中国的关系。这些自然成为了冷战后两大主要区域——西欧和东亚间的核心关系。

数据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中欧关系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以及在过去25年间的持久活力。中欧贸易额自从中国1978年的改革后,增加了40倍。从1999年到2003年,贸易额又翻了一番,欧洲的出口从190亿欧元增长到了410亿欧元,进口从520亿欧元上升到了1050亿欧元。中国目前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而从2004年开始,欧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洲是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设备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经济的最大投资者之一。2003年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总额达350亿美元。预计在欧盟和中国的旅游协议下,2005年到欧洲旅游的人数将达到60万。更重要的是有10万中国学生进入欧洲大学,数千的欧洲人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中欧关系的未来正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制度化了,有着定期的最高层次的峰会,我认为这是十分重要的。经常的接触有助于彼此之间增进了解和合作。最近的一次双边峰会是在2004年12月举行的,与会的有中国总理、荷兰总理和首次由葡萄牙前总理担任的欧洲委员会轮值主席。在此基础上,欧盟和中国将其关系确定为战略伙伴关系,突出显示了两者间的良好关系由此延伸应用于所有欧盟成员,包括葡萄牙和中国之间的双边关系。

在我看来,战略伙伴关系需要我们双方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其基础就是我们对于新的国际关系的共同承诺：除非是为了合理的自卫,负责任的国家不能再诉诸武力。这并不是不可以实现的,在中欧关系中就有具体的例证,葡萄牙和中国在解决澳门问题上就获得了此类经验。

当今的国际政治已走到了十字路口。自从冷战结束,大国间的关系处于一个罕见的和平时期。我认为这对于欧盟和中国的增长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民主化、经济开放、国家冲突的多边解决和安全合作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然而,我们都意识到还存在着局部紧张和潜在的冲突因素,这些也可能会很快爆发,破坏和平,造成国际局势紧张的升级。

“9.11”恐怖袭击事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世界由此也发生了变化。它以一种激烈的方式,表明恐怖主义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必须竭尽所能加以遏制。同时,反恐怖运动的斗争需要所有大国的协作。这种合作对世界的安全与安定至关重要。美国、欧盟、中国和俄罗斯首次共同投身于这场斗争。一个大国想要独霸全球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美国的民主制度的,美国历史上的帝国主义时期总是十分短暂。没有任何人,哪怕是最激进的思想家,能够真正接受美国在合作框架之外扮演国际稳定维护者的角色。没有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首的多边机构的决定性支持,美国政策的国际合法性将会受到不断的质疑。

由不同国家组成联盟来制止美国的统治地位也是不切实际的策略。这对于葡萄牙和其他欧洲国家看来,是件相当荒谬的事。因为美国是我们最久的盟友之一,也是大西洋联盟的创立者。事实上,除了正常的争论外,我认为任何一个其他的大国都不应当采取对抗美国的策略,因为美国的真实想法是建立一个更为安全、公正的国际秩序。

中国和欧盟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应为此继续携手合作。欧盟和中国间的关系不涉及任何战略竞争因素或争议问题,不会触发双方间的敌意对抗。相反,它们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中国和每个欧盟成员间的关系都是以政治对话为特点的,不排除任何国际议题,在任何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具有互补性。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希望能实现一个新的政治目标,依靠中欧关系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努力。

据我了解,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思想最初是来源于西方。在西欧,经历了两场破坏性的战争后,宿敌间才放下武器,开始建设和平秩序,并实现欧洲融合。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制度化的自由主义,它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根除了战争的威胁,甚至是使用武力的威胁。它确保利益冲突在可以预测的规则和制度程序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如今,欧盟成员国之间爆发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我从Gaspar da Cruz令人赞叹的文章中也发现了对于秩序的类似追寻和对于专制暴力的斥责——该文章描述了儒家关于良好治理和管理的道德规范。我相信我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建设一个秩序井然的国际社会。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个模式的关键是各国要遵守共同的法律规则和公共机构的程序。而建设的关键是各国共同的意愿：保卫自身的尊严、保护自身的安全、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些都是在制度化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内实现的。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我们有着共同的决心,在各国关系间建立持久的和平。

正是这种愿望能将欧盟和中国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转化为决定性因素,使我们朝着建设全新国际秩序的目标迈进。在新秩序下,所有伟大的文明都能共享价值观,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能和平共处。

非常感谢大家！

2005年1月13日

(根据现场口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