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问题

四、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问题

（一）资金短缺对中国近代化的阻碍

资本形成在近代化过程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几乎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而甲午战争后的中国，资本形成问题或曰资金供给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资金不足是中国近代生产企业发展的“瓶颈” ，能否解决资金供给问题，往往成为企业生产发展的关键。我们先考察当时中国资金短缺的情况，然后再分析国际收支在其中的作用。

清末民初，由于社会资本严重不足，导致中国资金市场求大于供，银行放款利率居高不下。各城市银行放款利率一般在10%左右，最高达20%（见表30）。这时工厂融通资金的主要来源是钱庄。辛亥革命前上海钱庄放款年利率大抵在7．2%～12%，银根紧张时甚至在20%左右。上海以外的各埠钱庄放款利息“多数比上海为高” 。而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率“最高也不超过5%” 。两相比照，中国利息水平的高利贷性非常明显。^[227]

表30　1910年各城市银行放款年利率（%）^[228]

1920年左右，我国一些城市放款利率又有所上升。据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材料看，当时京、津一带资金短绌，“所有各项利率均较前增高” 。以“救济农工”相标榜的农工银行，1917年以来放款年利率最高为18%，而到1921年时这一上限已升至21．6%。^[229]

资金市场利率高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内国公债的发放。北洋军阀为了进行内战，滥发公债。1912～1926年北洋政府共发行内债6亿1800多万元。这些内债利息高，实际向银行抵押时又按票面值五六折发行，“于是公债遂成为社会流动资金的主要投资对象。公债投资利息恒在一分五厘以上” 。^[230]许多资金因而被吸引到公债投机上去。这些公债主要用于内战，很少用于工矿业的开发；公债投机使利率抬高，使高利贷更为盛行。

高利贷一方面侵蚀原有的产业资本；另一方面又吸引社会资金流向流通领域，而使生产领域资本形成更加不足，以致形成一个“低资本形成→低收入→低储蓄能力→高利贷→低资本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再从资金的需求者生产企业角度来看：甲午战争后，近代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其中纺纱业的发展又超过织布业，其原因之一是创办纺纱厂“资本可以稍轻” ，其规模可以“随其资本之大小而设立” 。^[231]对于资力微薄的实业家来说，选取纺纱厂作为投资对象，就不难理解其苦衷。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在集资办厂的过程中仍遇到很大困难。清末状元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虽然能得到刘坤一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具有比其他实业家有利的条件，但他在集资过程中仍然屡遭挫折，自称“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曾被迫借月息高达1．2分的高利贷以渡难关。^[232]后来因为大生纱厂能较好地利用地利，与当地农村植棉业和手织土布业有机结合，才得以发展。

因集资困难，为了招徕社会资金，维持工业投资，像大生这样的纱厂，乃至其他的民族近代企业中，普遍实行“官利”制度，即不论企业盈亏，股东定期必分官利，其数额一般在8%以上。张謇曾认为当时中国如无官利制度，则“资本家一齐猬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官利的水准，受当地高利贷利率所左右。^[233]

不仅企业自有资本中含有“官利”这样高利贷性质的成分，企业在营运过程中往往还要靠借款来维持。这些借款“利息高昂，且有不少苛刻的附带条件” 。中国近代企业因借债而承受的利息负担很沉重。大生纱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 ，它的高额利息支出情况，充分反映在表31中。

从表31中可以看出，大生一厂负债日重，至1922年债息支出已逾100万两，占总支出的43．82%，不久就因无力还债而被金融资本接管。^[234]利息负担重也影响了华商纱厂产品的竞争力，据30年代调查，每包20支纱的生产成本中，华商纱厂“捐税及利息”支出约15元，而日商在华纱厂此项支出仅2．7元，两者相较，华商纱厂高出4倍多。^[235]再加上其他支出在华商纱厂也较高，以致每包纱总成本华商纱厂比日商纱厂高出1倍多。另据1933年调查11家华商纱厂的负债情况，最好的平均每锭负债也在24元，“最坏的一家竟达99．3元，普通总在六七十元之谱” 。多数厂家所负的债务已远在资本之上。上述11家纱厂负债利息，最低的也是年利6%，最高达20%，一般总在8%～12%之间。^[236]

表31　大生一厂债息支出^[237]

资本形成来源除居民储蓄外，很大部分靠企业积累。民族工业因资力薄弱，被迫承受高利贷剥削，影响了企业资本积累，形成“资力薄弱—借高利贷—资力更薄”的恶性循环。由于生产企业常要负债亏累，导致投资引诱不足，社会资金更多地流向流通领域，资本形成更加不足。

而且我国近代金融业以投机公债和商业贸易放款为主，“对工矿事业的贷放，通常仅在全部投资额的1%以内” 。^[238]以致许多民族资本企业不得不转求外国贷款。外国贷款条件非常苛刻，“譬如利息，一般都在10%以上，常常高至12%” 。民族资本举借外债的情况仍然很多。^[239]举借外债的结果，往往使企业遭到被外资吞并，或沦为外资附庸的厄运。前文提到的汉冶萍的遭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另以1917～1931年的华资纱厂为例，已知曾经举借外债的22家企业中，除去5家结果不详外，能够清偿债务的只有1家，“其他都在各种名义之下实质上被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所吞并了” 。^[240]

因资金缺乏使民族工业在技术改进、设备更新，以及原料购进、产品销出等方面都产生不利影响，^[241]更不利于民族工业扩大生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可以说，资金缺乏已成为造成民族工业生产率低下的一个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也存在着如西方发展经济学家R．纳克斯所说的“贫困恶性循环” 。^[242]而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高利贷在这一恶性循环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使得这个恶性循环更加难以打破。旧中国的贫困恶性循环表现为：“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储蓄能力→高利贷→低资本形成” 。

产业化是经济近代化的核心内容。当时中国社会也存在着一些促进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例如生产技术的改进，经营管理的某些改善，爱国运动对国货生产的促进，政府某些工商政策的改革，等等，以及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本放松对华侵略，使民族工业压力减轻，使得中国近代工业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从资本增长来看，1894～1936年本国工业资本从4954万元增至246502万元，增加了241548万元，年均增长率为9．75%；如果再加上交通运输业，则本国产业资本年均增长率更高，1894～1920年达10．38%。^[243]但是我们进一步考察时就会发现，增长率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基数太低。要想考察生产发展水平及其未来趋势，还需要估算当时我国的生产投资率，按罗斯托的理论，生产投资率从占国民收入的5%提高到10%以上，才能实现经济起飞。^[244]那么20世纪前半期我国的生产投资率有多高呢？据巫宝三有关30年代的估算，1936年投资占国民收入比率为5．50%，为最高，1931～1936年平均投资率则只有1．23%，^[245]按刘大中估计，1933年新投资占国民收入比率为2%，^[246]比巫宝三的估计略高，但仍然是很低的。这里的投资包括了各行业的投资，至于工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更令人心酸。据估计1894～1920年26年间中国工业资本（包括外国在华资本在内）增加了98739万元，^[247]平均每年增加3798万元，而1894～1920年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15亿元，^[248]每年工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不到4酃；如果仅算本国工业投资，则不到2酃。再从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当时我国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其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资本严重短缺导致贫困恶性循环，成为中国近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它既是旧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造成的后果之一，又与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调密切相关。

（二）国际收支加剧了资本不足与中国近代化的矛盾

在这里我们仅从1895～1930年国际收支的角度，作以下定量分析，以求进一步对外来因素在中国近代资本形成问题上的作用有个初步的认识。对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年中国国际收支主要内容，我们分别从帝国主义对华暴力掠夺、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外国对华投资及其收益这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1．帝国主义对华暴力掠夺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华战争或用强权威胁，向中国勒索的赔款有对日赔款、庚子赔款、西藏赔款、革命损失赔款等，其中前两项数额尤为巨大。对日赔款数达2亿3000多万两白银，中国只得靠举借条件苛刻的巨额外债来支付。庚子赔款本息共近10亿两白银，不仅是中国空前沉重的负担，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美国学者费维恺曾认为中国晚清时期支付的巨额赔款，原是中国“可利用资源的一个大量净流失。”他指出，仅1895～1911年间，中国付出的庚子赔款及支付对日赔款的三项借款本息，就相当于“1895～1913年间成立的所有外国属、中外合办、中国属机制企业总创办资本的二倍” 。^[249]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中对外赔款数额共约7亿970万关两，而且截至1930年时尚欠列强3亿8434万关两赔款。对外赔款大大加剧了中国近代化与资本不足的矛盾。

另外，外国侵略者利用其通过暴力所得特权向中国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贸易活动，也应当属于暴力掠夺性质。这种大规模的毒品贸易，被马克思认为是比奴隶贸易还要残忍的掠夺性贸易。^[250]英国侵略者于1840年对华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用武力强制中国接受鸦片” 。据估计，甲午战争前的1843～1894年，外国侵略者利用其特权向中国贩运鸦片（含走私）累积18亿8800万关两，年均约3700万关两。^[251]甲午战争后，1895～1930年报关进口鸦片7亿7517万关两，^[252]走私进口鸦片、吗啡等毒品约2亿1500万关两，^[253]合计毒品进口近10亿关两，年均约2857万关两（比甲午战争前略低，这大抵与中国土烟发展有关）。1931年以后仍有大量毒品进口。

罪恶的毒品进口贸易，使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身心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还使中国大量资金流往国外。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向中国贩卖鸦片而从中国所得资金，是1894年中国产业资本总额的40多倍。如果把这笔被外国鸦片贩子掠夺的资金投资于中国近代产业的话，那么在甲午战争前夕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一定比实际状况好得多。甲午战争后至1930年，中国被迫支付的赔款及毒品进口货值这两项完全属于暴力掠夺性质的款项，共约16亿8000多万关两，比这一时期外国对华企业投资汇入总额多出近一半，相当于1927年本国民用工矿企业资本总额^[254]的3．8倍多。上述统计虽然是很不完全的（比如外国侵略者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侵略战争中对中国财富的直接掠夺，就没有包括进去），但是仍然可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暴力掠夺，使中国近代化急需的资金大量流往国外的情况。

假如中国政府能够履行其政府职能，至少能保护本国资源和市场免受外来的侵略和掠夺，这近17亿两的资金能留在国内用于经济发展，那么中国近代化与资本不足的矛盾将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现实情况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届政府非但不能抵御外来侵略掠夺，反而沦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向人民强征捐税作为向列强提供赔款，使大笔资金流往国外，成为帝国主义原始国际积累，其中一部分又转化为他们对华侵略的资本。

2．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

在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方面，虽然出口贸易的发展可以换回近代化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等，但是由于甲午战争后洋货进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土货出口的增长，中国连年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丧失关税等自主权的半殖民地中国对此无能为力，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895～1930年累积逆差已近30亿关两，成为中国资本形成的一个严重障碍。

外国资本通过不等价交换，也使旧中国很大一部分社会剩余转化为外国的资本国际积累。这些问题，前文已经作了讨论，不再重复。

3．外国对华投资及其收益

外国对华资本输出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影响较为复杂，这里仅考察它对中国近代资本形成的直接影响。1895～1930年外国对华资本输出25亿多关两，有人认为它为中国“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 。^[255]实际情况究竟如何？需要进行具体分析。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既有利益又有代价。要使引进外资有利于资金供给，首先要做到引进外资应有适度规模，不能超过本国外债偿还能力。否则资本输入国虽然暂时得到一些资金，但由于超出偿还能力，只能借新债还老债，债上加债，利上加利，从此背上过重的债务负担，从长远来看，将导致利息总额远远超过借款时实收本金，本国资金大量净流出，很不利于本国资本形成。

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情况是怎样呢？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大举借债，西方列强趁机勒索，抢夺贷款权益，贷款规模已失去控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更是滥借外债。在善后大借款谈判中，列强又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并组成银行团垄断对华贷款，用强权阻止中国政府选择条件稍为有利的外国贷款，使旧中国政府被迫接受它们的条件。帝国主义列强就是这样，通过贷款加强权来控制中国财政，并致使中国债务包袱越背越重，资金大量净流出。

发展经济学中常用“债务负担”这一指标衡量一国负债情况，“债务负担”通常以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外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例来表示。^[256]从表32中可以看出我国甲午战争后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情况。

表32　1894～1930年中国债务负担^[257]

有人认为从长远来看，外债偿还能力的唯一决定因素是外资对整个经济生产率所作的贡献，常用“外资利用效率”来衡量，而“外资利用效率”通常也用债务在GNP中的比重变化来表示。^[258]如果这一比重逐渐变小，说明外资利用效率高，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也增强了偿债能力。但是从表32中，我们发现甲午战争后我国债务在GNP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说明当时我国外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

外资利用效率低与外资投向结构有很大关系，合理的外资投向结构应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近代实业家张謇在论及借外债之事时曾强调：“外债可借，但借时即须为还计。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于何法，尤不可不计。”^[259]但是我们从有关外国间接投资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政军事借款占借款总额约2/3，帝国主义贷放这类借款的目的如前所述，在于掌握中国政治，控制中国财政，扶植帝国主义代理人。这类贷款中很大一部分又转化为购买外国军火等款项流往国外，对于中国来说，只是助长了军阀之间的内战，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动乱。

借款总额剩下的1/3中，铁路、电信借款占八九成，工矿借款约占一成。应当承认，这些借款中有些客观上能缓解中国资金周转的困难，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名为“铁路借款”或“电信借款”中有许多被挪用于财政军事目的。^[260]而且外国资本通过经手对华铁路贷款，不仅控制了中国陆路交通命脉，还往往借此强迫中国将铁路沿线区域划为债权国势力范围，享有种种特权。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于中国铁路投资权曾经一再进行激烈的争夺。某个帝国主义国家取得中国某条铁路的投资权后，如果它不愿意在近期内投资筑路的话，别国不能再要求投资修筑此路，中国自己也不能兴建，这样也就破坏了中国铁路的自主发展。从国际收支上来看，旧中国铁路借款的利息支付，几乎耗尽了铁路营运的盈利；^[261]债权国还往往垄断铁路材料的供应，从中获取垄断利润。经手发行铁路借款的外国银行除了获得借款的存放权外，还可以另外获得发行费、信托费、购料手续费、分红等，据估计平均约等于铁路借款总额的11．05%。^[262]而工矿借款如前所述，也多数带有高利贷性质，并附有其他苛刻条件，就像汉冶萍借款那样，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中国资本积累。

按照前面的计算，1895～1930年这36年来，实收外债13亿2250万关两，而外债还本付息11亿7670万关两，至1930年时尚结欠各国近20亿关两外债。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围绕着外债，实际上存在着结合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等因素的另一种恶性循环。它可用下列图式（图1）表示：

图1　围绕外债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晚清的外债重负，贻害于北洋政府；北洋政府的财政恶化，又不得不“仰给外债以度岁月” ，进一步陷入滥借外债的泥潭。蒋介石等后来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得到列强支持，不得不承认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所有外债，又背上了北洋政府遗留下的外债负担。所以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外国对华贷款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资金供给有益的成分很小，中国反要为此付出巨额债息，付出其他政治和经济代价，所付出的代价大大超过所得利益。

至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从有关投资结构分析来看，贸易、金融、运输等行业投资比重较大，这些行业都是最具有流动性和投机性的，企业资产容易被转移出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作用较为复杂，不能否认外资企业有时对中国近代化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这些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外资在华企业一般来说资本较雄厚，又享有一系列侵略特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造成极大的压迫。^[263]在中国国际收支账上，1895～1930年这36年，国外对华企业投资约值11亿9000万关两，企业利润汇出约24亿6000万关两，至1930年时外国在华企业资产（其中可能有华商附股）和房地产尚有37亿3830万关两。显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在外企投资收支账上，也是支出远远大于收入的。

一位外国学者在比较中、日、俄三国近代经济发展历史时认为，三国都有吸引、利用和控制外资的问题，日、俄在“利用那些可能成为剥削他们的人这方面较为成功” ，而中国由于“较弱的政治结构” ，造成很大的损失。^[264]所谓“中国较弱的政治结构” ，实际上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权在利用和控制外国资本方面软弱无能，反而使中国遭受外国资本的奴役和剥削。处于“被动附庸型开放”状态下的国家，是难以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外资的。

附表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收支

说明：据附表一及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附录二Ⅲ栏计算。

附表四　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注释】

[1]宫崎犀一等编，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览》，1990年版，第148、149页。

[2]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1987年版，第383页。

[3]《列宁选集》第二卷，1960年中文本，第808页。

[4]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1987年版，第150页。

[5]参见樊亢等：《外国经济史》第二册，1982年版，第27、28、69、264～265页。

[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版，第44～47页。其中原载53处，缺大连港。

[7]《海关1922—1931年十年报告》，第152～153页。

[8]汪敬虞：《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集刊》第十辑，1988年版。

[9]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1987年版，第66页。

[1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1957年版，第642～643页。

[11]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274页。

[12]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84页。

[1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第395页。

[14]《中国海关与邮政》，1983年版，第115～116页； “North China Herald” ，1905年9月25日，第640页。

[15]《海关文件》卷2，第614页。转引自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31页。

[16]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第327页。

[17]黄序：《海关通志》下，著者1921年发行，第120～134页。

[18]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1987年版，第224页。

[19]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72页。

[20]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76、406、407页。

[21]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1983年版，第398页。

[2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 》，第1068、1064页；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章开沅等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版。

[23]汪敬虞：《立德和川江的开放》。

[24]重庆海关《1922—1931年十年报告》。

[25]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993年版，第293页。

[26]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省进出口贸易统计》，1936年版，第16页。

[27]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6、63页。

[28]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447～450页。

[29]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3年版，第315页。

[30]历年《关册》。

[31]历年《关册》。

[32]据历年《关册》计算，美元数按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附录二有关汇率折算。

[33]详见陈争平：《天津口岸贸易与华北市场1861—1913》，《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集刊》第十一辑。

[34]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1995年版，第118、136～160页。

[35]《关册》，1898年，第1页。

[36]不包括房地产。见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133页；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第52页。

[37]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56页。

[38]1894、1914年见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529页；1930年见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60页。

[39]吴承明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52、53页。只计企业财产和房地产两项。

[40]历年《关册》。引自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31年版，第143～148页。

[41]《包头史料荟要》第7辑，第136～137页； 《宁夏文史资料》10辑，第184～195页； 《甘肃文史资料》8辑，第175～180页。

[42]“North China Herald” ，1903年12月11日，第1268页；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第0640、0641号。

[4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957年版，第326～330页；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958年版，第39～51页。

[44]“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1907年1月11日，第94页；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1981年版，第231页； 《上海外贸史话》，1976年版，第47～51页。

[45]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1985年版，第28～31、67～73、90、178～180页。

[46]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1989年版，第200～202页。

[47]上海市工商：《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初稿》，1964年油印本，第23、25页；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第205～206页。

[48]王水：《清代买办收入的估计及其使用方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集刊》第5辑；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756～759页。

[49]姜铎：《调查散记》，《近代史研究》1983年3期。

[50]详见上海市工商局：《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初稿》，第50～52页；王水：《买办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集刊》第7辑；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760～762页。

[51]《包头史料荟要》第7辑，第137页。

[52]《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40页； 《京师商会一览表》，1914年版，第13～44页； 《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1962年版，第255～256页。

[53]《包头史料荟要》第7辑，第52、53页。

[54]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767～768页。

[55]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1988年中文版，第73页。

[56]《美孚上海行部门经理胡帆春访谈录》，引自《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第207页。

[57]《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 》，第208、209页。

[58]上海市工商局：《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初稿》，第88页；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773页。洋商与华商签订的合同详细内容可见《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1987年版，第46～47页。

[59]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24～327页； 《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第46～49页。

[60]《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第57、65页； 《英美三大油行侵入天津概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61]历年《关册》。

[62]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第97页。

[63]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第95页。

[64]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1979年版，第115、116页。

[6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第979页；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第1073号；上海市工商局：《上海的洋行、买办调查初稿》，第82页。

[66]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235页。

[68]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1930年版，第24～25页；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第200页；鲁传鼎：《中国贸易史》，1985年版，第125页。

[69]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232页； 《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第200～202页。

[70]《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993年中文本，第879、880页。

[71]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96、98～99页。

[7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173页。

[73]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年版，第132～134页；秦瑛：《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洋纱布对华的倾销与角逐》，《经济学术资料》（沪）1983年11期。

[74]历年《关册》。

[7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457页。

[76]见历年《关册》；李康华等：《中国对外贸易史简论》，第244～245页。

[77]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4页。

[7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25～127页。

[79]据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98、455～456页改编。

[8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3页。

[81]据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371～372页有关数据计算。

[82]《关册》，1910年，Ⅰ，第49页。

[83]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822～831页。

[8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594、1595页。

[85]据历年《关册》有关数据计算。

[86]《关册》1906年，第46页。

[87]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251～253页。

[88]据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1939年版，第50～52页改编。

[89]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69页。

[90]根据历年《关册》编制。本章下文有关贸易值，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关册》或据《关册》计算。

[91]根据《关册》编制。华南区包括三都澳、福州、厦门、广州、汕头、九龙、拱北、江门、三水、梧州、南宁、琼州、北海、龙州、蒙自、思茅和腾越等口岸；华中区包括温州、宁波、杭州、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岳州、长沙、沙市、宜昌、万县和重庆等口岸；华北区包括胶州、威海卫、烟台、龙口、天津和秦皇岛等口岸；东北区包括牛庄、大连、大东沟、安东、龙井村、珲春、绥芬河、哈尔滨、满洲里、三姓和瑷珲等口岸。

[92]《国风报》，1910年，23号，第4页。

[93]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993年版，第76～78页。

[94]O．D．Rasmussen（雷穆森）：《天津》，载《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第2期。

[95]详见顾明义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1991年版，第247页。

[96]参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1984年版，第60～63页。

[97]刘克祥主编：《清代全史》第十卷，1993年版，第304页。

[98]根据本书第一章附表一计算。

[99]见本书第一章附表二。

[100]根据本书第一章附表三计算。

[101]《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1988年版，第359页。

[102]转引自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93页。

[103]转引自何炳贤：《中国的对外贸易》，1939年版，第17页。

[104]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95页。

[105]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116页，马士等著，姚译：《远东国际关系史》，1975年版，第526页。

[106]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表16改编。

[107]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7～269页；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952～964页。

[108]例见《关册》，1908年，I，第46页；1909年，I，第46页。

[109]萧梁林：“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手册），1974年版，第39、86页。

[11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3卷，第4～5页。

[111]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389～1394页。

[112]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1983年版，第140页。

[113]据许道夫上引书，第146有关数据计算。

[114]《上海对外贸易》上，第193页。

[115]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36、45页。

[116]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28页。

[117]据《上海对外贸易》上，第195页表及有关年份《关册》编制。

[118]［日］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转引自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1984年版，第198页。

[119]据萧梁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哈佛大学1974年版）及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有关数据改编。出口花生分有壳、无壳两种，本处按1∶0．7的比值将前者折算，与后者合计。

[120]历年《关册》。

[121]《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1989年版，第31页。

[122]朱斯煌：《民国经济史》，1948年版，第319～320页。

[123]《海关1922—1931年十年报告》卷1，第625页。

[124]曾同春：《中国丝业》，1929年版，第155～156页。

[125]英驻汉口领事曾从11个方面总结了印度茶叶对华茶竞争的有利条件，详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215页。关于中印茶叶产销的对比，亦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203～1209页。

[126]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43页。

[127]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208页。

[128]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43～144页。

[129]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第98～99页。

[130]孟宪章等：《中苏贸易史资料》，1991年版，第314、363～366、456～460页。

[132]《满洲的大豆》，中国海关特集第31号，1911年版，第210页；西·里默：《中国对外贸易》，第110页。

[133]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第58页；何炳贤：《中国的国际贸易》，第433～434页；沈光沛：《中俄贸易之检讨》，《东方杂志》卷31（1934年），第2号，第20页。

[134]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第57页。

[135]顾明义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396～399页。

[136]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36～139页；萧梁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第99、100页。

[137]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32～135页。

[138]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36年版，第536～539页。

[139]据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第158、482页有关数据计算。原因解释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3页。

[140]蒂姆·赖特著，丁长清译：《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991年版，第96～97页。

[141]《满洲经济年报》，1933年第三章，转引自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1994年版，第363页。

[142]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第116页。

[143]《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1955年版，第1122、1123页。

[144]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815页。

[145]蔡谦：《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第116页。

[146]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63～169页。

[147]据《关册》及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3～44页计算编制。

[148]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525页。

[149]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72～73页。

[150]罗龙：《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开放度问题》，1990年版，第31～32页。

[151]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87页。

[152]据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3，第232页有关数据计算。

[153]S．阿明著，高译：《不平等的发展》，1990年版，第135～141页。

[154]S．阿明著，高译：《不平等的发展》，1990年版，第135～141页。

[155]《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1988年版，第375页。

[156]前引《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第879～883页。

[157]《资本论》第一卷，1975年版，第124页。

[15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版，第130页。

[15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版，第131页。

[160]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157～1169页。

[161]“煤” 、 “棉纱”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157页；“面粉”见《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1987年版，第32页。

[162]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961年中文本，第118页。

[163]转引自京·法比翁克：《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83年中文本，第41页。

[164]樊亢等：《外国经济史》第一册，1982年版，第194页。

[165]《江海关1912—1921年十年报告》，转引自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985年版，第249～250页。

[166]参见《大生系统企业史》，1990年版。

[167]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195页。

[168]汪敬虞：《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彭雨新：《清代关税制度》，1956年版，第22、42页。

[169]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16页。

[170]S．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1958年中文本，第431页。

[171]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对外经济交易的综合，通常以编制平衡表来表示。本书采用这一广义的国际收支概念。

[172]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

[17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1984年版，第304、307页。

[174]根据《中国海关报告1889》附表所列。

[175]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全宗号179，卷号336，（Statistical Secretary’s Printed Notes），第96页；又见盛俊：《海关税务纪要》，1919年版，第251页。

[176]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1984年版，第304～307页。

[177]黄序鹌：《海关通志》第五章；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797页；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版，第144页。

[178]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

[179]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

[180]G．Jamieson：Report on the Balance of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d on the Effect of the Fall in Silver on Price of Commerodeties in China and on the Volume of Exports，Commercial Report，1894.

[181]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153、154页。

[18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641～1645页；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上海1984年版，第16～18页；萧梁林：《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第266页。

[183]周广远：《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4期。

[184]周广远：《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4期。

[185]周广远：《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4期。

[18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226～1227页。

[187]A、B、C、E、F、G见各年《关册》，D、H按本文修正公式计算。

[188]《关册》1901年Ⅰ，第2页。

[189]《关册》1902年Ⅰ，第1页；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88、89页。

[190]根据《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1988年版，第377、378页计算。

[191]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 ，《社会科学杂志》第6卷第3期附表1B。

[192]漆运钧等：《修改进口税则纪事》，1920年版，附录四表十。

[193]S．F．Wright：《中国关税沿革史》，1958年中文本，第443页；第四章，第307页。

[194]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海关档，全宗号179，卷号336，《Statistical Secretary’s Printed Notes》，第137页。

[195]C．S．see：“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对外贸易），1919年版，第334页；A．V．Marakueff，“Foreign Trade of China；and its place in world trade”（中国对外贸易及其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1927年版，第35页；武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99页；Condliffe，“China Today：Economic”（今日中国：经济），1932年，第202页；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第140页。

[196]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

[197]郑友揆：《中国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25页。

[198]O．D．Rasmussen，《天津》，载《天津历史资料》，1964年2期，第160页；王怀远：《旧中国天津对外贸易》，载《北国春秋》，1960年1期，第33页； 《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1988年，第59～69页。

[199]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246、278页；潘序伦：“The Trad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China” ，1924年版，第152页。

[200]转引自土屋计左右：《中华民国の国际贷借》，载《东亚杂志》1932年9月。

[201]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202]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7页。

[203]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第155页。

[204]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205]《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1989年版，第41页注，第39页。

[206]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一卷下，第1226页有关数据计算。

[207]甲午战争后，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在作贸易增长纵向比较时，本应扣除台湾部分，但甲午战争前打狗与台南的贸易值加在一起只占全国比重1%，影响很小，所以本文不再另行处理。

[208]见各年《关册》。

[209]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1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1957年版，第20页。

[21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1957年版，第247页。

[212]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又叫经常账户，是指一定时期内经常发生的支付项目，是国际收支的基础。经常项目包括：（1）贸易收支，又叫有形贸易收支，反映该国在一定时期内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全部收支状况，是经常项目中最主要最大的项目，也是影响国际收支的重大因素。（2）劳务收支，又称无形贸易收支，反映了该国在一定时期内对外提供或接受劳务而发生的全部收支状况。它又包括海陆空客货运输费用、银行手续费、保险费和风险损失赔偿费、政府的海外开支、文化交流费用和旅游费用等。（3）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利润、股票红利、公私债券利息、房地产及其他固定资产租金等。（4）无偿转移，又称单方面转移，接受的一方不作为欠债，无须偿还。它包括侨民汇款、国际组织捐款、战争赔款等等。在我们所要研究的这段时期内，中国对外战争赔款，及华侨汇款都是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内容。

[21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册，1986年版，第933、931页。

[214]“North China Herald” ，1903年12月30日，第1376页。

[215]张国辉：《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1989年版，第163页。

[216]雷麦认为这一收入来源可能仍被低估了。见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第160页。

[217]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1986年版，第428页。

[218]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5年版，第91页。

[219]据本章附表四及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52页有关数据计算。

[220]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90、91页。

[221]雷麦著，蒋学楷等译：《外人在华投资》，第164～166页；西·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的对外贸易》，第165页。

[222]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三章第一节。

[223]《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989年版，第896、897页。

[224]宫崎犀一等编，陈小洪等译：《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212页。

[225]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11，Material Progress and Worldwide Problems 1870—1898.

[226]罗志如等：《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1982年版，第130页。

[227]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0、158页。

[228]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0、158页。

[22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一），第420～424页。

[23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3页。

[231]张国辉：《中国棉纺织业1895—1927年的发展和不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辑。

[232]《大生系统企业史》，1990年版，第10～23页。

[23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011～1015页。

[234]《大生系统企业史》，第222～227、150～151页。

[23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17页。

[236]《大生系统企业史》，第222～227、150～151页。

[237]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18页。

[238]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四，第73页。

[23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050～1063页。

[240]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6～199页。

[24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1032～1033页。

[242]R．纳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66年中文本，第一章。

[243]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计算。

[244]W．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1960年中文本，第49～50页。

[245]巫宝三：《 “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修正》，《社会科学杂志》第九卷第二期。

[246]陈振汉：《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据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47]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1046页。

[248]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四章附录。

[249]费维恺：《中国近百年经济史》，1978年台北版，第78页。

[2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第29页。

[251]《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1989年版，第42页。

[252]据各年《关册》统计。

[253]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二章第四节。

[254]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991年版，第109页。

[255]侯继明：《外国投资和经济现代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译》，1987年版，第52页。

[256]谭崇合等：《发展经济学》，1989年版，第463页。

[257]详见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第五章第一节。

[258]谭崇合等：《发展经济学》，1989年版，第464页。

[259]《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七。

[260]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年版，第75～76页。

[261]Chi-ming Hou（侯继明）：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973，第40页。

[262]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980年版，第371～374页；陈仲秀：《英国银行界从中英借款中所获的利润》，《清华学报》（台北）1965年第5卷第1期。

[263]汪敬虞：《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

[264]M．Elvin：《中日俄近代早期经济增长的比较》，《经济学术资料》（沪）198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