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供给压力与就业问题

劳动供给压力与就业问题_转型时期中国社会人口

三、劳动供给压力与就业问题

（一）劳动供给的巨大压力

中国目前的巨大就业压力不仅来自于劳动力数量的快速增长，而且还来自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加速流动以及城镇失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的加大。

以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为标志所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流动设置了制度性的障碍，使得劳动力的供需在城乡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不平衡：在农村尤其是中西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富裕劳动力，而对这些富裕劳动力的需求则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和发达地区。因此，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找非农就业机会而不得不向城镇流动。图4-2描绘了1997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变化情况。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前后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在2000年之前，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定义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3个月上者，而在2000年之后的定义则为离开本乡且在外地居住超过1个月上者。因此，从1999年到2000年，农村外出务工人数有一个较大的跳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不过，当考虑了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之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不断增加趋势。随着农民在土地上获取收入的增加变得越来越困难，农民外出务工的人数还将进一步增加。在2002年，离开家乡到外地寻求工作机会的农民达9400多万。

虽然农村外来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并不构成绝对的竞争关系，因为人力资本、机会成本和保留工资方面存在的差异，城市中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工作，但是，随着外来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逐渐进入到城市人口就业的传统“领地”将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缺乏知识和技能的城市劳动力而言，来自农村劳动力的竞争压力将会越来越大。解决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在城镇地区，因为经济结构调整，大批的城镇职工下岗和失业。这一方面极大地加大了就业矛盾，同时，下岗和失业人员越来越难以再就业构成了另一方面的就业压力。1998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要求企业通过下岗分流的办法用3年时间完成对富余人员的精简。在3年的过渡时期，国有企业要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3年之后，企业的富余人员要按规范的方式通过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来进行，其再就业要靠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从总体上讲已经进入“并轨”阶段。1998年至今，全国累计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近2700万人，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已从7100万减少到5000万。虽然部分下岗职工能够实现再就业，但越来越多的下岗职工无法找到工作。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的再就业率为50%，但到了2001年，再就业率降低到只有30%左右（见表4-4）。

图4-2　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国有企业再就业人数”、“再就业率”引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1998—2001）。

更为严峻的是，在劳动力供给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严重不足，其结果，经济增长对吸收就业能力的下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GDP的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7%以上。但就业并没有保持和经济相同的高速度，而是呈现出增幅减缓的趋势。1997年，GDP增长率为8.8%，就业增加了1.1%；1998年GDP增长率为7.8%，就业仅增加0.5%；1999年，GDP增长率为7.1%，就业增加了0.9%；2000年，GDP增长率为8.0%，就业增加了0.8%。⁽¹⁾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降低了。而就业弹性所以降低，一方面在于企业为了提高效率既要提高资本密集程度又要不断精简大量冗员，二者的综合作用造成企业吸收新增劳动力空间的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则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使过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萎缩，而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尚没有建立和形成，从而造成总体经济增长吸收就业能力的下降。因此，就业机会的扩大虽然依赖于经济的增长，但如果缺乏相应的政策，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

表4-4　1995年以来下岗和再就业情况

巨大的劳动供给压力和对劳动需求相对不足所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目前存在着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02年9月召开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对当前面临的就业形势和矛盾做出了科学判断：“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当前，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由此可见，城镇就业形势的严峻性突出地体现在“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民工进城打工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三碰头’”（吴邦国，2003）局面的形成，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又有劳动力供求结构不匹配的结构性问题。

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其失业率的升高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而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特征并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的中国，所面临的就业问题既是总量矛盾又是结构性问题，而且这两类问题的叠加使得扩大就业和解决失业问题变得异常困难。

尽管城镇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但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劳动力市场调查统计体系，而官方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数字由于没有涵盖所有的经济活动人口，所以不能准确反映失业的真实情况。由于数据的限制，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到目前为止对就业和失业问题仍然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从而使得解决问题的对策很难发挥最佳的效果。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虽然不是专门的劳动力市场调查，但其关于就业和失业的定义基本上遵循了国际标准（国际劳工组织），这就为我们较为全面地了解中国城镇就业和失业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数据来源。下面主要运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具体地描述并分析中国城镇就业的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就业和失业：一般状况与特征

一般来说，描述劳动力市场的结果主要使用这样三个主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就业率和失业率。所谓劳动参与率是指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经济活动人口所占的比例；就业率是指有工作的人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而失业率则是指没有工作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根据上述定义，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恒等关系：

U+O=T-E

在上式中，U代表失业者，O代表退出劳动力市场者，T代表劳动年龄人口，E代表就业者。正因为上述的恒等关系，在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行为时仅仅使用上述三个指标中的某一个是不够的。例如，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没有被使用程度的度量，失业率往往是人们观察失业严重程度的最常用的指标，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仅仅依赖失业率一个指标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因为那些想工作、但因找工作屡遭挫折而被迫放弃了找工作想法的人，按照定义常常被归入非经济活动人口之中而不被计算为失业人员。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这部分人其实和失业者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他们因无法提供仍然具有劳动供给的愿望而在失业统计中被视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部分人因此被称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与所谓的失业者相比，这些“遭受挫折的劳动者”的情况通常更为严重。

因此，在研究劳动供给问题时，只有同时观察就业率、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才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问题的关键。如果在失业率攀升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劳动参与率上升，这也许并不表明失业问题有多么严重，因为失业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过去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又重新回到了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的缘故。如果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我们观察到劳动参与率保持不变，则这种情况意味着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在愿意供给劳动的总体中，失去工作的人增加了，失业率的增加很可能是因暂时的经济波动或者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劳动供给中最为严峻的问题莫过于失业率上升的同时伴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因为这种情况一方面意味着失去工作的人在不断增加，同时，在失去工作的人中，由于长时间无法找到工作而沦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的人数也可能在增加。“遭受挫折的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也许比纯粹失业人数的增加更糟糕，因为失业者似乎并没有丧失工作的信心，而“遭受挫折的劳动者”可能连信心都丧失了。这是一种相当严峻的就业形势。那么，目前中国城镇的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的基本状况如何并呈现怎样的特征呢？

1.分年龄和性别观察

从失业率来看，中国城镇失业问题已经达到严峻的程度。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城镇失业率已经达到8.27%，其中城市为9.43%，镇为6.24%（见表4-5）。分性别来看，女性的失业率高于男性。分年龄来看，失业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在20—49的黄金劳动年龄段，每个年龄段上女性失业率都要高于男性，在45岁以后的年龄段，女性失业率下降迅速并开始与男性接近。在50岁以后，女性的失业率开始低于男性。为什么失业率随年龄下降过程中存在着这样的性别差异呢？这就需要我们把失业率的变化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结合起来观察（见表4-6）。

表4-5　中国2000年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表4-6　分年龄、性别的城镇失业、劳动参与和就业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目前，城镇劳动参与率已经下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2000年城镇劳动参与率为67.67%，这一指标大约相当于美国1997年的水平。分性别来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为59.25%，远远低于男性的76.07%。除了20岁以前，几乎在随后所有的年龄段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都要高于女性。其中，在25—44岁年龄段，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女性高出约16个百分点。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35—39岁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且45岁以后下降的速度更加迅速。其中45—49岁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与40—44岁年龄组相比，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而50—54岁年龄组更是比前一个年龄组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男性劳动参与率虽然也在45岁以后开始下降，但下降幅度要小得多。其中，45—49岁年龄组与40—44岁年龄组相比，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6个百分点，50—54岁年龄组比前一个年龄组下降了12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性别差异意味着女性在45岁以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速度加快了，这部分地解释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失业率的性别差异。

与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相互补充，就业率反映了总体人口中劳动力资源被利用的程度。就业率低意味着依赖于就业者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增加了。所以，就业率既和劳动参与率有关系，也和失业率有关系。2000年中国城镇的就业率为62.12%。其中，女性的就业率只有53.84%，男性的就业率为70.37%。与劳动参与率相类似，25—4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最高，随着年龄上升，就业率逐渐下降。

2.分文化程度观察

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搜寻信息的能力越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但观察中国城镇失业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出现上述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关系。有着最高失业率的既不是受教育程度最低者，也不是受教育程度最高者，而是具有中等受教育程度者。中国城镇劳动参与人口中，失业的峰值出现在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和中专这几个群体上。而受教育程度更低的人口群体，失业率反而较低。失业率最低的群体出现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小学及以下者”和最高的“大学专科及以上者”两个极端上（见表4-7）。而且，受教育程度与失业之间的上述关系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性别差异。分性别来看，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都有较低的失业率；二者的峰值都出现在“初中”、“高中”和“中专”三个受教育阶段上。

表4-7　分性别和受教育状况的城镇劳动者的失业、劳动参与和就业状况　单位：%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有较低的失业率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容易竞争到职位。但为什么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也有较低的失业率呢？回答这一问题也同样需要结合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展现了一种正的相关关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分性别来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男性要低近17个百分点。在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中，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最大。然而，像失业率一样，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两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在迅速接近，在大学专科及以上的群体中，女性和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接近，相差只有3—5个百分点。

在了解了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后，较低受教育程度者有着较低失业率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往往较低，所以，一旦失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找工作时可能遭受更大、更多的挫折，从而这些人更容易成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而被视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失业者的数量的减少，其结果，失业率也就下降了。

就业率和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与劳动参与率和文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基本类似。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率也越高；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与男性就业率上的差距也在缩小。上述关系表明，提高受教育程度也许是缩小中国城镇劳动市场结果性别差异的一个有效途径。

3.分户籍状况观察

城镇地区不仅居住着城镇本地居民，而且还居住着大量从外地迁移来的外来人口。尤其是近年来，地区差距的拉大以及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劳动力迁移流动的趋势不断增强。过去，人口迁移主要以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为主，但现在从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已经占据很高的比重。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在迁移者中间，“城—城”迁移者的比重已经占大约28.4%。

从失业状况看，外来人口的失业率为4.67%，显著低于城镇本地人口的8.98%。进一步观察外来人口可以发现，“乡—城”迁移者的失业率更低，只有3.60%，“城—城”迁移者的失业率为7.93%，接近城镇本地人口的失业率。外来人口失业率低于本地人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乡—城”迁移者者在迁移者占有较大比重（约为72%）。

从劳动参与来看，虽然总体来看城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很接近，但“乡—城”迁移者和“城—城”迁移者之间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乡—城”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为71.06%，高于城镇本地人口3.5个百分点；而“城—城”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只有58.89%，比城镇本地人口低了近9个百分点。为什么“乡—城”迁移者和“城—城”迁移者在劳动参与方面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两个群体在迁移原因上有较大的差别。“乡—城”迁移者第一位的原因是“务工经商”，占“乡—城”迁移者总体的54.7%；而“城—城”迁移者中，因“务工经商”而迁移者只占20%。当然，出于“务工经商”目的而迁移者有更高的劳动参与率是不言自明的。

外来人口的就业率也大大高于城镇本地人口。这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有着更低的失业率所致。不过，在外来人口中，“乡—城”迁移者和“城—城”迁移者的就业率差别很大，“乡—城”迁移者的就业率比“城—城”迁移者高出14个百分点（见表4-8）。

表4-8　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失业、劳动参与和就业状况　单位：%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拥有城市户口和农业户口者受到不同的对待。在城镇地区，拥有城镇非农业户口者可以享受到各种福利待遇，这些福利待遇包括容易进入正规部门并得到更高的收入，养老、医疗保障以及子女入学入托等。由于享受的待遇不同，拥有不同户籍的人口的劳动供给行为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和差别。从失业状况看，非农业户口者的失业率（11.96%）比农业户口者(3.31%)高出两倍多。从分性别的角度看，在农业户口的群体中，不同性别之间的失业率差距不大，不到一个百分点；而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女性比男性的失业率要高出2.6个百分点。农业户口者还有着更高的劳动参与率，农业户口者的劳动参与率为75.98%，非农业户口者只有62.41%，前者比后者高出13.5个百分点。不同户口性质的两个群体在就业率上也体现出了同样的特征：农业户口者有更高的就业率（见表4-9）。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三）当前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严重的失业问题

从前面对城镇劳动供给的基本状况和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首先表现为严重的失业现象。中国公布的唯一失业率数字为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00年开始一直在攀升，截至2003年上半年达到4.2%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这一失业率数字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很高的失业水平，因为这一失业率数字和国际上通行的调查失业率不具有可比性，但从其连续多年攀升并达到目前的创记录水平这一事实来看，当前的城镇失业问题确实非常严峻。其实，从更能反映真实失业水平的统计数字，如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失业率来看，2000年中国城镇失业率超过8.2%，这一失业水平已经远远高于7%的警戒线。

国家统计局1996年就进行城镇劳动力抽样调查，其对就业和失业的定义也基本上遵循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但来自于这一调查的失业率从来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不过，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相关年鉴中，这一调查失业率仍然可以被计算出来。例如，杨宜勇（2002）、胡鞍钢（2002）等都报告了这一调查失业率。在2000年，国家统计局城镇调查失业率大约为5.6%左右，大大高于登记失业率（见图4-3）。鉴于有关这一调查失业率的抽样方案、调查实施等具体技术都没有对外公布，其可靠性和真实性令人怀疑。因此，很多研究人员仍然认为这一调查失业率也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失业情况。例如，一些研究人员，如胡鞍钢（2002）估计2000年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可能会在8.3%左右。因此，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也许是能够推测城镇真实失业状况的主要来源。

表4-9　分户口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失业、劳动参与和就业状况　单位：%

资料来源：登记失业率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各年；调查失业率来自杨宜勇（2002）。

对比“五普”失业率和其他失业率数字可以看出，“五普”失业率在所有失业率数字中（包括研究人员估计的失业率）是最高的。严格说来，从“五普”中得到的失业率也不是一个完全遵循国际劳工组织（ILO）失业标准并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对比“五普”和国际上关于失业标准的差别，“五普”失业率也许存在着对真实失业率的高估倾向，但综合来看，高估的程度不应该很大，因此，“五普”失业率基本上能够反映真实的失业状况。

图4-3　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

一些抽样调查得到的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五普”失业率的可靠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2001—2002年对沈阳、西安、武汉、上海和福州5个大型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这5个大城镇的真实失业率在2000年为12%左右，而且自1996年以来，这些城市的失业率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见图4-4）。抽样调查的结果和“五普”中得到的大城市的失业率数字非常接近。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中国虽然仍缺乏一个权威的能够反映真实失业状况的失业率数字，但是，存在着严重失业的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

中国严重的失业问题不仅仅表现为失业率的升高，更为严峻的是，在城镇失业率上升的同时还伴随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1998年以来，伴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城镇的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从1998年到2000年，城镇劳动参与率从73%下降到68%，3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近二千多万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见表4-10和图4-5）。虽然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这部分人中，有多大比例的人处于自愿并不清楚，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应该属于“遭受挫折的劳动者”。如果把这些“遭受挫折的劳动者”也看作失业者，则城镇失业率将会再增加一倍。因此，中国当前城镇劳动供给中的最突出的问题不仅表现为失业率的上升，而且还表现为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降。

图4-4　中国5城市调查失业率

图4-5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表4-10　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情况（1997—2000年）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6—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这样的劳动供给形势极大地威胁着社会的稳定。

在失业率上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情况下，城镇就业率也在下降。2000年中国城镇的就业率只有62%，这就意味着有38%的劳动年龄人口处在不工作状态。低的就业率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社会供养和大量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而且，由于城镇人口的收入来源越来越集中在劳动收入上，就业率低同时也意味着缺乏生活来源人口的数量的增加。

3.失业和劳动参与问题的严重区域不平衡

城镇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突出地体现为劳动供给的严重区域不平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失业现象相对较轻，但也都超过了7%；中部地区最为严重，接近10%。分省来看，城镇失业率超过10%的省份达10个，其中最高的辽宁为17.68%，其他依次为黑龙江15.43%，天津13.96%，海南13.42%，吉林13.88%，青海12.30%，上海11.99%，内蒙古11.35%，江西10.33%，重庆10.76%。

从劳动参与状况来看，在三类地区中，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的劳动参与率最低（见表4-11）。劳动参与率超过70%的省份有9个，分别为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它们中三分之二为东部省份，三分之一为西部省份。就业率的状况与劳动参与率类似。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出，就业压力相对更小的省份为东部那些传统产业所占份额较轻的省份，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和山东省都有这样的特点；西部省份就业压力最小的省份是人均GDP最低的几个省份。

表4-11　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地区差异：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单位：%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全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平均水平为67.7%，如果将劳动参与率低于65%视为较低水平，可以发现，劳动参与率最低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低于65%的省份共有10个，其中东部地区有5个，分别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和辽宁省，除了北京市和河北省外，其他三个省市的失业率都超过了10%；中部地区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山西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只有1个，为内蒙古自治区。

劳动力市场结果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城市规模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失业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有较大差距。省会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失业问题最为严重，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0%；中小型城市的失业率低于大城市，为8.88%；镇的劳动年龄人口中失业现象相对较轻，为6.3%（见表4-12）。

表4-12　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市场结果：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　单位：%

资料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抽样数据。

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劳动参与率差异与失业率呈现相反的趋势：省会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劳动参与率最低，只有63.1%；其次是中小型城市，为67.54%；劳动参与率最高的是镇，超过了71%。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仅是较高的失业率，而且还面临着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同时，劳动力市场结果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衡。失业最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那些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大、政府财政条件更为薄弱的地方，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青海等省份。如果这些地方的失业人群不能得到有效的救助，大规模的城市贫困就很可能发生。当然，劳动力市场结果在个人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遭受失业打击最严重的人主要集中在年龄较大、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上。这些人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本来就小，对失业的承受力也最差，一旦失业更容易陷入贫困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