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与劳动力供给

第八节　生育与劳动力供给

在上面的劳动力供给分析中，我们仅涉及劳动参与率，实际上影响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变量是总劳动力数量，它等于劳动参与率乘以劳动年龄人口，而劳动年龄人口又受总人口变化的影响。在劳动参与率一定的情况下，主要是总人口这一变量影响就业人口的变化，因而研究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能忽视总人口的变化。总人口的变化主要受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以及移民等因素的影响。出生率的增加会使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并影响供给的年龄分布，也会对妇女一定时期的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移民大多伴随着外来劳工的流入，因而会对本国的劳动力供给带来影响。正常的死亡主要涉及退休以后的人口，因而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这里，我们仅分析生育问题，移民问题在第八章劳动力流动中有专门的分析。

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会逐渐上升，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而人口的上升会导致资源的不足，从而使人类发展会陷入困境。经济收入会随之出现下降，这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当人们没有经济能力抚养更多孩子时，就会减少生育。在马尔萨斯看来，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生育始终起决定作用，并且其影响是同方向的：经济增长率高，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率低，人口减少。

但是，在距离马尔萨斯时代二百年之后的现代经济社会中，我们却看到了不同的景象：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提高后，生育率却出现下降。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生育率一直与经济增长逆行。对此，贝克尔的解释是生育率不仅受收入的影响，还受价格变化即抚养孩子成本的影响。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家庭的生育决策。假设家庭的效用函数包括孩子的数量和丈夫与妻子消费的商品，孩子和夫妇的个人消费都是作为经济人的丈夫与妻子追求的目标。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家庭抚养孩子的数量和消费商品的数量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抚养的孩子数量增加，就会影响父母的消费水平，即存在着一般意义的无差异曲线。当然，更高的无差异曲线需要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支持，使家庭能够抚养更多的孩子、能够消费更多的商品。同时，预算线也可以形成，如图2-13所示，横坐标上的截距是所有资源都用于抚养孩子所能达到的最大生育数量，它等于家庭总收入除以抚养孩子的单位成本。纵坐标上的截距表示所有资源都用于夫妇商品消费所能达到的最大消费数量，它等于家庭总收入除以商品的价格。家庭的均衡点为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相切之点，这一无差异曲线是家庭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着家庭能够达到的最大效用水平。

图2-13　家庭的生育决策

当然，无差异曲线本身的形状受到家庭偏好的影响。更加喜欢孩子的家庭和更加喜欢个人物质消费的家庭会有不同形状的无差异曲线，因而会有不同的均衡生育孩子数量。

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生育孩子的数量也会发生变化。这里考虑收入的提高和抚养孩子成本的提高对均衡生育水平的影响。家庭收入提高之后，家庭的预算线会向上平移，与更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均衡的生育水平会提高，即家庭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这与马尔萨斯的分析是一致的，孩子也是一种普通产品，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愿意更多地生育孩子。

当抚养孩子的成本提高后，家庭的预算线也会发生变化。其中有两种效用在起作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会使得家庭在抚养孩子和个人商品消费之间产生替代——商品消费比抚养孩子更有吸引力，因而在替代效应的作用下，家庭会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而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也意味着家庭收入相对减少，收入效应也要求家庭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因而两种效应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都要求减少生育孩子的数量。

那么，为什么抚养孩子的成本会提高呢？一般来说，收入越高，抚养孩子的成本越高。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高收入家庭尤其希望能够将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才，因而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花费就会增大。这样，抚养成本的提高使得高收入家庭反而较少生育孩子。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农村家庭的孩子数量往往多于城市家庭，虽然农村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除了与传统习俗有关外，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农村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较低，不仅生活费用便宜，而且教育费用也较低；而在城市，从孩子入幼儿园开始，就要支付较高的生活费和学费。此外，农村孩子不仅抚养成本低，还会为家庭带来收益。他们从幼年开始就能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为家庭收入做贡献。

小资料：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需要花费多少？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人均花费49万元。0～16岁期间的直接经济成本为25万元，孩子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平均为48万元，30岁前未婚不在读子女的成本为49万元。间接经济成本包括：社会赠送、学校免费、压岁钱（5万～6万）、孕产期支出、因孩子而误工、减少流动与升迁等造成的损失。

资料来源：《青年研究》2005年第1期。

下面对家庭生育孩子的行为进行计量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家庭中孩子的数量N_child，解释变量包括抚养孩子的成本P_child和家庭收入I。回归模型如下。

N_child= αP_child+ βI + other variables

抚养孩子的成本不仅要包括直接成本，还要包括母亲为抚养孩子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即机会成本。事实上，由于直接成本很难衡量，大多数研究都用母亲的工资作为衡量抚养孩子成本的指标。分析表明，这一成本对生育孩子数量的影响弹性系数为-0.3，即抚养孩子的成本每上升1%，孩子的数量会减少0.3%。而家庭收入对生育孩子的影响仍是正的，但影响弹性系数非常小，小于0.4%。^[26]也就是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只有微弱的增长。

政府在了解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之后，可以采取一些经济措施鼓励或限制人们的生育行为，以达到社会公共目标。例如在中国，为了控制人口过度膨胀，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城市家庭只允许生一个孩子。通过各种宣传改变人们“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从而改变家庭的无差异曲线。同时，对超生者要给予经济处罚，这实际上增加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成本，所以在政策实行的初期，很少有家庭违规生育第二胎。随着经济收入的普遍提高，经济处罚的金额是很多家庭都能够承受的，因而违规行为逐渐增多。但是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以及抚养孩子成本的增加，许多年轻夫妇都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这一新现象的出现将使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峻。为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一些地区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例如解决“入托难”的问题），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目的在于改变家庭面临的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通过家庭的自主选择来保持社会稳定的生育率。

在考虑生育问题时，不仅要考虑抚养孩子的成本，还要考虑孩子将来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即使是一个利他主义的父母，也希望孩子将来能够给自己带来精神上的快乐，照顾自己的晚年生活。而且，从抚养孩子的数量来看，存在着收益递增和成本递减的问题。收益递增在于父母抚养孩子的经验会不断增加，花同样的成本抚养后出生孩子的质量会更高；后出生的孩子可以从哥哥、姐姐身上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因而更有利于自身的成长。成本递减在于多个孩子可以分享相同的资源，例如哥哥、姐姐的玩具、衣物可以传给弟弟、妹妹。这时，家庭合理的生育规模就要由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这一原则来决定。

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对劳动力供给的结构问题做一简要说明。首先考虑某一时点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如果劳动力供给中年轻人占的比例过大，则会使劳动力的技能不足以及摩擦性失业等问题突出，因为年轻人一般缺乏必要的职业技能和经验，而又倾向于经常转换工作。

与年龄结构相关的是劳动力供给的技能结构。上面的分析中，年轻人（16～24岁）的劳动参与率较低，随时间变化也较为复杂，这涉及人力资本投资问题。前面我们假设劳动力的技能是既定的，且同质。实际上劳动技能要通过教育、培训后天获得，不同的劳动者为此投入的时间不同，获得的技能水平也不同，这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影响数量是因为某些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教育）使劳动力无法参加工作。人力资本投资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因而这种质量改善只能在长期内形成。

以正规教育形式接受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发生在青少年阶段，因而这一时期的参与率较低。而决定是否进行以及何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还要对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在美国，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去接受高等教育，提早参加工作者可能认为教育投资的收益小于成本。1980年，美国仅有不到一半的16～24岁青年在校读书，20世纪90年代以后入学率上升，更多的人感到教育投资的未来收益，相应地，劳动参与率下降。而一个缺少知识技能的劳动参与者很容易受到失业的威胁，1992年，美国高中以下学历的劳动者的失业率为11.4%，高中毕业者为6.8%，大学本科以下者为5.6%，本科者为3.2%，在其他年份这种差别也非常明显。^[27]

另一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则来自于在职培训或阿罗所说的“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样的投资虽不影响劳动力供给的数量，但却能够提高供给的质量。在职培训的一个问题是有的技能仅适用于特定的生产过程和生产环境，离开了目前所在的企业，这种特殊技能的价值就大大降低。这样的话，工人一旦从这个企业失业，他向其他企业转移又会发生困难。

投资人力资本是个人选择问题，在制度约束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投资往往不能适合社会经济需求，这也会引起供给的低效率。所以，分析某一时点劳动力供给的学历结构、技能结构也是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的重要方面。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问题，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进行具体分析。

小　结

●如果市场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劳动者会进入劳动力市场。非劳动收入的提高会提高保留工资、降低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市场工资的上升会增加劳动参与的可能性。

●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劳动者会合理配置时间，使得花在购买闲暇的最后一单位货币与花在购买商品的最后一单位货币获得相同的效用。

●工资的提高会产生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增加工作时间，而收入效应减少工作时间。因而如果替代效应占主导，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如果收入效应占主导，劳动供给曲线会向后弯曲。

●各种社会救济等福利制度会造成工作的负激励，因为它提高了接受救济者的非劳动收入。

●家庭成员在做家务和外出工作方面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分工组合。参与劳动力市场者往往不擅长家庭生产，但能够获得较高的货币工资。

●男性劳动者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一般为负，而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弹性一般为正，但弹性都不大。

●在生命周期的高工资阶段，劳动者会更愿意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上，并工作更长的时间。

●男性劳动者的跨时期劳动供给替代弹性非常小，只有0.1左右。

●高工资的劳动者会选择推迟退休，而有丰厚年金的劳动者会选择提前退休。

●补充劳动者效应说明如果经济不景气，一些劳动者（Secondary Workers）会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而失望工人效应则说明如果经济不景气，劳动者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如果失业率和某一类型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说明失望工人效应占主导。

●抚养孩子成本与家庭生育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家庭收入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但相关系数非常小。

主要概念与术语

劳动力（Labor Force）

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预算线（Budget Line）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

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劳动力供给曲线（Labor Supply Curve）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

家庭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

劳动力供给的跨期替代（Labor Supply’ s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补充劳动者效应（Added Worker Effect）

失望工人效应（Discouraged Worker Effect）

马尔萨斯的生育模型（Malthusian Model of Fertility）

折现（Discount）

思考题

1.假设劳动供给时间的函数是h =（120- w）2，h表示工作时间，w表示工资。计算在工资为20个货币单位时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这时哪种效应（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占主导？

2.里根总统任职期间（1981～1988年）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认为，削减收入税会提高工作的激励，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用工作和闲暇的替代图形证明这一结果。这一结果如何假定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解释这一说法：“收入税对工作激励的作用在女性身上比在男性身上反映得更明显。 ”

3．近年中国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这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怎样的影响？

4.帮助低收入家庭的一个方法是提高最低工资，另一个方法是提供直接的补贴。从对工作的激励和社会成本等方面比较这两个方法的优劣。

5.考虑由丈夫杰克和妻子玛丽组成的两人家庭。他们每天都有10小时可以支配，用于外出工作或做家务。假设杰克的劳动力市场小时工资为20美元，他家庭生产的平均产出为每小时10美元。假设玛丽的劳动力市场小时工资为30美元，她家庭生产的平均产出为每小时15美元。如果杰克和玛丽决定完全专业化的分工，谁将专门从事家务劳动，谁将专门外出工作？为什么？如果玛丽家庭生产的平均产出提高到25美元，分工模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家庭的偏好不变，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不变）？试用图形加以说明。

6.为什么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比其他国家妇女的参与率高？列举影响中国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近些年妇女劳动参与率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是什么？

7.有人认为中国农民工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工资下降，劳动供给反而上升，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8．现行美国法律规定，大多数领取社会保险者不需要缴纳收入税。假如政府开始对社会保险收入征税，这会如何影响人们的最佳退休年龄，用图形加以说明。

9.中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劳动者60岁，女性劳动者55岁。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都希望推迟退休年龄，为什么？从在职收入、退休金以及对闲暇的偏好等方面来分析。

10．美国的实证资料表明劳动参与率随失业率的变化而变化，为什么？用失望工人效应和补充劳动者效应来解释。在中国，这两种效应是否存在？ “补充劳动者效应可以用收入效应来解释，而失望工人效应建立在替代效应的基础上” ，你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11.哪些因素导致中国城市和农村生育率的差异？它们会如何影响长期的劳动力供给？

课外阅读文献

1．Pencavel J，“Labor Supply of Men：A Survey” ，in Ashenfelter O. and Layard R.（1986 ed.）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North-holland.

2．Killingsworth M. R. and Heckman J.J.，“Female Labor Supply：A Survey”in Ashenfelter O. and Layard R.（1986 ed.）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North-holland.

3．Chung-cheng Lin，“A backward-bending labor supply curve without an income effec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003，336-343.

4．Mark W. Plant.，“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Welfare Depende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4（4），September 1984，673-684.

5．姚先国、谭岚：《家庭收入与中国城镇已婚妇女劳动参与决策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7期。

6．郭继强：《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7．Altonji J. G.，“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in Labor Supply：Evidence from Micro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3），177-215.

8．Martin Floden，“Labor Supply and Saving under Uncertain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6（July 2006），721-737.

9．Disney and Hawkes，“Why has Employment Recently Risen Among Older Workers in Britain？ ”in Dickens，Gregg and Wadsworth（2003 ed.），The Labor Market under New Labor：the state of working Britain. Palgrave Macmillan.

【注释】

[1]如果实行的是志愿兵役制，本质上这些人员也不形成劳动力。但有人认为，如果人们自愿选择参军，并能够获得一定的收入，可以把参军理解为在劳动力市场就业的替代，并可以用就业选择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的自愿参军行为。

[2]资料来源：OECD Employment Outlook，July 2000.

[3]资料来源：Elliott（1991）. Labor Economics，McGraw-Hill；Employment ＆ Earnings，December 2002.

[4]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虑，是一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5]资料来源：OECD Employment Outlook，July 2001.

[6]闲暇的机会成本或价格为工资。

[7]但是如果闲暇是劣质品，不能增加人们的效用时，人们反而会选择增加工作时间。

[8]参见Chung-cheng Lin，A backward-bending labor supply curve without an income effect，Oxford Economic Papers，55（2003），336-343.

[9]发展经济学讲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丰富，劳动供给具有无限弹性，说的就是总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直线。

[10]离住所较远的工作，需要花费更多的交通费用和闲暇时间，所以会降低该工作的吸引力。

[11]在西方国家有贫困线的标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可以获得政府救济。在中国也有针对贫困群体的救济，称最低生活保障。

[12]参见萨尔· D.霍夫曼：《劳动力市场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27～131页。

[13]在国民经济统计中，有人建议将家庭生产活动计入GDP的核算范围内，但由于家庭生产活动的计量非常困难，这一想法还很难实现。

[14]可以通过Probit二元选择模型来做，劳动者选择是否外出工作，若“是”定义为1，若“否”定义为0。

[15]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67.

[16]John Cogan，“Married Women’ s Labor Supply：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estimation procedures” ，in James P. Smith，editor，Female Labor Supply：Theory and Esti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13.

[17]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p.67-68.

[18]转引自中马宏之：《劳动经济学》，新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19]因为有较丰厚的退休金，使得他们选择提前退休。

[20]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p.86-87.

[21]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89.

[22]由于近年我国就业压力较大，很多人不到法定退休年龄就被迫提前退休。所以，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在短期内不会被采纳。

[23]Gary Burtless and Robert A. Moffitt，“The Joint Choice of Retirement Age and Postretirement Hours of Work，”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April 1985）：209-236.

[24]参见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213页。

[25]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82.

[26]转引自G. J. Borjas（1996），Labor 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p.97.

[27]American Statistics Abstract，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