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劳动力供给演变研究
一、前言
保持全社会劳动力供求的基本平衡不仅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事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党中央高度重视劳动就业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浙江省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力充分就业问题，把新增就业人数和控制失业率作为政绩考评的重要指标，努力实现劳动力供求的基本平衡。目前浙江省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时期，经济形势的变化不仅影响到劳动力供给的规模，而且对劳动力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劳动力供给变动能否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劳动力供求怎样实现基本平衡，劳动力资源如何得到有效利用，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此为目的，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对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因素以及分年龄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做些探讨，系统分析浙江省劳动力供给演变规律以及由此引发的劳动就业问题，为“十二五”时期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提供依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劳动力供给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之一，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劳动力数量及质量能否满足市场需求，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一般认为，劳动力资源是劳动适龄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其中有工作意愿并在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又称为劳动力供给。一个地区一定时期的劳动力供给可用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及质量进行衡量。劳动力供给数量是指一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劳动的劳动者总量，一方面取决于劳动力资源，即劳动适龄人口；另一方面取决于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即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质量是指一个地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劳动的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效率，可表现为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的高低。
关于劳动力供给的理论最早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在18世纪他就对劳动力供给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做过阐述。当代关于劳动力供给的理论已经发展成为多个学派，包括个人与家庭的劳动力供给理论（Kalachek et al，1979）；劳动力供给动态分析理论；行为经济学的劳动供给理论（Golin Camerer，1997；Henry S.Farber，2005）等。在劳动力供给动态分析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劳动供给的生命周期理论（Sadoulet，1998），该理论认为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从事市场工作的生产率与从事家庭工作的生产率不同，进而提供劳动力市场的工作时数也不同。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不仅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变动，还取决于劳动参与率与劳动供给时间的变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均不相同（Robin L.Lumsdaine，1996；David E.Bloom，2000）。
我国有关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以人口学和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居多，主要分析劳动力供给是否满足劳动力需求。研究结果显示，21世纪初期，我国劳动力供给处于最丰富、人口抚养负担最轻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高峰，就业压力较大（蔡昉，等，2005）；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隐性失业及显性失业还有发展之势（郭庆松，2004）。然而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出现快速下降趋势。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从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演变为区域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有学者担忧劳动力短缺意味着人力资本短缺，劳动力数量因素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要素瓶颈（吴奇修，2010）。
对于一个开放的地区而言，劳动力供给不仅取决于本地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程度，而且取决于该地区经济发展潜力，能够吸引多少外来劳动力。经济发展前景好的城市在外来劳动力问题上面临两难选择，外来劳动力对城市的贡献与对城市就业岗位的挤占可能同时存在（袁志刚，等，2005）。另一方面，由于全国2015年前后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大多数城市和地区都将陆续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而且劳动力缺口将持续扩大（赵秋成，2009）。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劳动力供给的研究成果，劳动力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宏观分析，劳动力供给受制于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等，而从微观分析，劳动力供给受到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状况、个体行为、心理因素等影响。研究方法涉及劳动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然而从当前的区域劳动力供给研究来看，至少还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进行更深入地探讨:一是劳动力流动性对区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影响。以往研究多数关注外来劳动力对流入地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影响以及引致的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而对外来劳动力影响迁入地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关注较少，包括劳动力年龄结构、文化教育水平结构以及就业结构的变动，而这些结构性问题是地区劳动就业的本质性问题。二是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演变规律。劳动参与率是影响区域劳动力供给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以往研究通常把劳动参与率作为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的总体指标，未考虑分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规律。而随着社会经济变化，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呈现有差异的变化趋势，低龄组劳动参与率因入学率上升而下降，中高段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因受教育水平上升及身体素质改善而上升。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剖析区域劳动力供给演变规律及其相关的劳动就业问题，为政府部门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劳动就业措施提供依据。
（二）资料来源及主要研究方法
本项目的数据来源是近几次人口普查资料及统计年鉴。主要依据是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最近年份的统计年鉴。为便于纵向和横向比较，需要参考浙江省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劳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人口学分析方法。劳动经济学为分析区域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支持；区域经济学为分析和预判区域流动劳动力发展趋势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人口分析技术则提供了人口预测及劳动力结构分析的方法和手段。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第二部分是基于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对全省劳动力供给的演变特征进行梳理，为进一步分析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趋势提供现实依据；第三部分从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以及流动人口的变动三个方面，阐述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第四部分在前两部分的分析基础上，对全省劳动力供给态势进行趋势预测，并对预测结果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提出未来劳动力供给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提出对策建议。
二、基于“六普”数据的浙江省劳动力供给演变特征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进入迅速增长的轨道，经济活力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劳动就业人口持续增长，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支持。劳动就业人口的增长一方面源于全省人口年龄结构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规模逐年上升；另一方面则是浙江经济发展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厂商与劳动力都被大量吸引过来，外来劳动力填补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空缺，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综观近20年的发展，全省劳动力供给在规模、年龄结构、受教育水平、就业等方面显示出以下七大特征:
（一）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幅度增加
据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表2.1），1990年至2010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1]呈快速增长态势。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由1990年的2681.7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907.82万人，年增长率达到19‰。男性、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由1990年的1386.11万、1295.61万分别增加到2010年的2005.17万、1902.65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63‰、19.4‰，而同期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均未超过10‰，劳动适龄人口年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
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急速增大的重要原因是省外人口的大量流入。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在浙江居住的外省人口为368.89万，在其他省市居住的浙江人为148.25万，净流入人口约为220万。而到2010年在浙江居住的外省人口约为1182.4万，在其他省市居住的浙江人为185.4万，净流入人口已增加到997万左右。大规模流入的外来劳动适龄人口已成为浙江省劳动力资源的重要补充。
表2.1 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及年龄中位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全省历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整理和计算。
（二）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
近年来全省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如表2.2），具体表现为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比重大幅度下降，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显著增长。据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16—59岁人口中文盲及半文盲率为16.27%，2010年该比例已降至2.71%，充分说明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对教育的重视，文盲及半文盲率已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达到初中及以上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由1990年的42.97%上升至2010年的74.66%，20年间增长了32个百分点，从比例不足一半至约3/4左右。其中大专及以上的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增长最快，由1990年的1.72%增加到2010年的12.51%，20年间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显然，全省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状况改善的重要特征是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大幅度增加。
人均受教育年数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综合性指标。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可以计算得出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时点的劳动适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数[2]（见表2.2）。
通过三次人口普查时点的人均受教育年数比较，同样可以看出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数有较大程度的提高，由1990年的6.74岁上升至2010年的9.41岁，20年间人均受教育年数增加了2.7岁，由小学毕业年数上升到初中毕业。这一方面得益于省政府对基础教育的重视，近年来全省不仅大力推广九年制义务教育，而且省内部分地区还提出义务教育向幼儿教育及高中教育延伸。另一方面劳动力越来越重视提高自身受教育水平，因接受教育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不断扩大。即使进入职场，通过成人教育或者在职教育等途径以提高自身受教育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为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智力支持。
表2.2 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程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全省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整理和计算。
注: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指文盲和扫盲班；高等教育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三）劳动适龄人口年龄结构趋向老化
虽然全省劳动就业人口规模不断壮大，但是劳动人口的年龄结构开始趋向老化，主要表现为劳动适龄人口年龄中位数不断上升，高龄组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大。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表2.3），男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由1990年的31.49岁增加到2010年的36.58岁，20年间增加了5.09岁。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10年男性劳动适龄人口中有一半人的年龄在36.58岁及以上。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由1990年的30.78岁增加到2010年的36.58岁，增加了5.8岁。显然劳动适龄人口中高龄组人口比重呈增加趋势，低龄组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现象逐步显现。
表2.3 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年龄中位数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全省历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整理和计算。
（四）劳动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
近几年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迅速增加，而劳动失业率并不高，意味着全省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增长较快。“六普”数据显示（表2.4），2010年全省失业率为3.11%，全国平均水平是2.88%，两者都处于极低的水平。而浙江省劳动参与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单独考察失业率，并不能全面反映劳动就业状况。因为失业率是指经济活动人口中还没找到工作的那部分人群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而在非经济活动人口中仍有部分人群也想找工作，只是因为找工作时屡遭挫折而被迫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并最终成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这部分人群具有劳动供给的愿望。当经济形势好转时，他们可以重新进入到经济活动人口的行列。因此考察一个地区劳动供给的状况时，除了观察失业率的变化，还应该了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当失业率上升时，如果劳动参与率也上升，这有可能是因为过去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又重新回到了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还有可能是外来劳动力增多，就业竞争压力大，反映出的市场信号并不严峻。如果失业率上升，同时伴随着劳动参与率下降，则说明问题比较严重，这有可能是失业者人数在增加，与此同时由于长期无法找到工作而沦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人数也在增加，这是一种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
如果分受教育程度看，浙江省失业率最高的是处于高中、大学大专这两个群体上，分别为4.79%和4.59%，但同时他们的劳动参与率也是最高的。说明这两部分人群由于参加劳动的规模较大，就业竞争压力也较大。而失业率最低的人群是处于未上过小学、研究生这两个群体，两者分别为1.81%、1.83%。这种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一致。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失业的可能性越小，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搜寻信息的能力越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全省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就业率较高。但是未上过小学的人群为何失业率较低，主要原因是这部分人群一旦失业，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找工作时可能遭受更大、更多的挫折，他们更易成为“遭受挫折的劳动者”而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所以这部分人群的劳动参与率最低，仅为32.59%。
表2.4 分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失业、劳动参与状况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和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整理和计算。
如果分性别比较，男性失业率低于女性失业率。2010年全省男性失业率为2.41%，而女性失业率为4.02%。而男女性别差异主要存在于高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表现不明显。说明在需要低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还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而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与男性就业率上的差距也在缩小。因此，提高受教育程度也许是缩小劳动供给中性别差异的一个有效途径。
（五）劳动力就业显示出工业化及服务化趋势
近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浙江省就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一产就业比例明显下降，二产和三产就业比例显著上升。据近三次普查资料显示（表2.5），1990年全省就业的产业结构为61∶25∶14，2000年该比例变化为45∶36∶19，2010年该比例进一步变化为15∶52∶33。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10年的15%，20年间下降了46个百分点，就业结构上的非农化倾向日益突出。与此同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25%上升至2010年的52%，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由1990年的14%上升至2010年的33%，分别上升了27%和19%。至2010年全省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已超过50%，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就业的产业结构变化与近年来全省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
表2.5 三次普查时点浙江省在业人口的行业构成
续表
资料来源:同表2.3。
行业构成是产业构成的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如果再细分就业人口的行业构成，可以看出浙江省就业结构演变的趋势（如表2.5）[3]，非农产业的快速扩张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第二、三产业的强劲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人口就业结构的高度化，使其显现出工业化与服务化特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十六大类的行业中，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农林牧渔类，从1990年的61.19%下降到2010年的14.75%，农业从业人口比重减少了3/4，由“四普”时期吸纳劳动力的第一大行业变为“六普”时期吸纳劳动力的第三大行业，就业人口比重远低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而比重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制造业类，由1990年的21.71%增加到2010年的43.83%，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增加了一倍以上，2010年该行业已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第一大行业。另一方面，第三产业中服务业也成为劳动就业的主要吸纳产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就业规模也增长较快。就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步伐日益加快。
职业构成的变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的就业演变过程，与以工业化为主的非农化进程相对应，全省职业变动呈现出以服务为特征的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就业比重的大幅度增长。表2.6显示了近二十年浙江省在业人口职业构成的变动情况。其职业结构最突出的变化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所占比重大幅度减少，从1990年占在业人口的52.86%下降为2000年的34.45%，并在2010年下降至14.96%，减少了近3/4，而且该指标还是1990年此项统计略为偏低的结果，因为1990年未将水利业生产人员统计在这一项之内。与此同时，其他职业类型的就业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由1990年的1.54%增加到2010年的6%，增加了3.46个百分点；其次是商业及服务业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职业变动特征与就业的行业结构变化基本一致，是浙江省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表2.6 浙江省在业人口的职业构成
资料来源:同上表。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浙江省职业转换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二十年间全省从业人员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2010年该从业人口所占比重达到6%，位居全国31个省市中第5位。这反映了浙江省经济活动规模扩大、经济组织急剧增多，相关部门就业人员增多。另一方面，全省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所占比重下降最快，2010年从业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4.96%，该比例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列倒数第三，仅高于北京和上海，甚至低于其他两个直辖市。这充分说明浙江省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较快，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转移至商业及其他产业。与此相对应，2010年全省商业及服务业人员所占比重已达到21.69%，在全国31个省市中排名第5。
（六）一产与二产就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偏低
浙江省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
表2.7 2010年分行业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比较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浙江省及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整理计算。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表2.7），2010年浙江省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数为9.11年，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04年。然而如果细分各行业，可以看出浙江省农、林、牧、渔业人均受教育水平为6.55年，基本处于小学刚毕业的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53年。在该行业中，大专及以上比重仅占全部劳动力的0.51%，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是该行业劳动力的主要特点。2010年全省第二产业人均受教育水平略高于第一产业，其中采矿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人均受教育年数均在8—9年之间，但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年左右，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绝对多数，而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皆小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然全省在第一与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学历较全国平均水平低。
相比之下，全省第三产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高，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人均受教育年数都在13年以上，平均水平接近大学专科，且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行业对劳动力学历要求较高。而传统服务行业，如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对劳动力学历要求不高，低学历劳动力相对集中于这些行业。
全省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将影响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低是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重要原因，使农业难以向农业现代化推进。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偏低将难以支撑全省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偏低将制约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受阻。
（七）温杭宁台已成为全省劳动适龄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浙江省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临东海，南接福建，西与安徽、江西相连，北与上海、江苏接壤，是我国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其下辖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11个地市，其中杭州、宁波为副省级城市。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相对集中在温、杭、宁、台四个地区。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表2.8），2010年全省共计5443万人，其中3907.82万人是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1.8%。从劳动适龄人口的区域分布来看，全省有四个地市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超过10%，比重最高的是温州市，达到17.12%。其次是杭州、宁波与台州，所占比重分别是16.51%、14.41%和10.6%。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比重最少的区域是舟山，2010年该指标为2.1%，劳动适龄人口的区域分布与总人口的区域分布基本一致。
表2.8 2010年全省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地区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计算。
三、影响浙江省劳动力供给的因素分析
区域劳动力供给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从人口本身的属性来看，劳动力是总人口的一部分，它是属于特定年龄阶段的一组人群，因此劳动力规模受人口年龄结构惯性变化的影响。更进一步分析，在劳动适龄人口中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劳动力，部分人群因为升学、入伍等多种原因暂时离开劳动力市场，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因此劳动力供给还受到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发展来看，当其他条件不变时，一个区域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该地区对劳动力需求越大，将会促进更多的非经济活动人口转向经济活动人口，提高该地区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该地区繁荣的劳动力市场将对外地劳动力有更大的吸引力，外来劳动力将成为该地区劳动力供给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劳动技能与当地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地区产业结构对劳动力规模及素质有特定的要求。本节将从全省人口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外来劳动力流动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等几个方面分析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影响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省人口自然增长速度明显趋缓。据统计年鉴资料显示（表3.1），1990年全省常住人口为4238万人，2000年为4679.91万人。在此期间，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10‰以上，1995年之前都超过13‰。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4.17‰。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省人口自然增长一直保持在极低水平。人口出生率明显减少，一直在10‰左右徘徊，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处于4‰左右。显然，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导致全省人口年龄结构逐渐老化。
人口年龄金字塔更易于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图3.1是浙江省第四次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点的五岁组年龄结构金字塔。经过二十年的演变，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现象日益突出。占人数最多的年龄组由1990年的20—24岁演变成2010年的40—44岁；在此年龄组以下便开始出现一定幅度地收缩。低龄年龄组人口比重明显减少，尤其是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比重持续减少，预示着浙江本省劳动力后备力量增长有限，而高龄人口比重有增大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正处在高峰时期，人口年龄金字塔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型。
表3.1 浙江省人口自然变动情况（1990—2010年）
资料来源:《浙江省2012年统计年鉴》。
图3.1 两次人口普查时点的浙江人口年龄金字塔
从总体来看，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趋势对劳动力的影响将是深刻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及规模不断下降。按照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再过二十年，当目前人数最多年龄组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到老年人口行列时，本省自我成长的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口比重较小，新增劳动力将不足以弥补退休劳动力，届时劳动适龄人口不仅比重而且规模都将绝对下降。如果全省经济发展仍需保持较多劳动力供给，则只能依靠外来劳动力进行补充。二是劳动适龄人口老化程度也在日益加深。随着全省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劳动适龄人口的老化现象也将开始显现。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1990年为27.15岁，2010年则增加到32.58岁，20年间劳动适龄人口年龄中位数共增加了5.4岁。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年轻人更富有朝气、活力及创造力。如果劳动力队伍年龄结构老化，将会降低整个劳动力队伍的创造力及活力，并进而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造成一定影响。
（二）劳动参与率变动及其影响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劳动力市场状况、就业文化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因此劳动参与率因区域、年龄段、所处时间的不同而不同。
表3.2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变化
续表
数据来源:根据第五次和第六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别劳动参与率变化显示（表3.2），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保持不变，由2000年82.91%下降至2010年的82.32%，十年仅减少了0.6个百分点，变化幅度较小。低龄组劳动力正处于生命周期中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时期，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高龄组劳动力由于身体及技术水平的老化，劳动参与率也表现出下降的趋势，而“黄金年华”（25—45岁）的劳动力正处于体力、知识、能力的成熟期，劳动参与率达到稳定的高峰值，其数值均大于90%。高龄组尤其是女性高龄组劳动参与率有所回升，但是与男性相同年龄组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
从性别来看，男性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女性，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中男性总计为90.19%，女性为74.14%，男性比女性高16个百分点，反映了男性仍是家庭收入的主要贡献者。女性在16—19岁与55—59岁两个最低和最高年龄组的劳动参与率都低于50%，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女性低龄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导致该年龄组劳动适龄人口因接受教育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由于不少企事业单位实行男女差别化的退休年龄制度，女性进入55岁年龄组便被制度化退休。还有一种原因是随着社会进步，家务劳动也被认为是家庭经营的一种必要成本，一些女性在特定的家庭发展阶段选择回归家庭，以保证家庭的稳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预计，未来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总的劳动参与率不会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不排除个别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发生较大变化。低龄组劳动参与率仍可能因为升学等原因继续下降，而女性高龄组劳动参与率则可能因为退休年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调整。因此通过劳动参与率调整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空间比较有限。
（三）全省经济发展及就业制度环境改善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全省劳动就业的增长，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据统计资料显示（如表3.3），21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呈快速增长势头，全省GDP总额由2001年的6898.3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7722.3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01年至2010年GDP年均增长达到12.66%。同期全国GDP年均增长为10.73%，浙江GDP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全省从业人数也逐年增长，由2001年的2796.6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636.02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96%，而且就业增长率变动方向与GDP增长率基本一致，说明近年来全省经济增长对劳动就业有一定的拉动效应。
表3.3 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与就业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浙江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注:GDP增长率用可比价格计算。
使用就业弹性系数能更清晰地看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经济意义是经济增长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对应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点，反映了就业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反应灵敏性。就业弹性越大，表示该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强，而就业弹性越小，其数值越接近于0，表示该经济体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越弱。就业弹性系数高低与该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密不可分，就业弹性系数高并不表示就业充分，系数低也不意味着失业率高。随着经济结构向更成熟的现代经济结构演化，就业弹性系数通常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需求增量下降了。近年来全省就业弹性系数波动较大，就业弹性系数的高峰是在2007年，达0.5；低谷为2010年，为0.1。近十年全省就业弹性系数基本稳定在0.1—0.3之间，表示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1—0.3个百分点，而全国同期就业弹性系数均小于0.1，显然全省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有一定的拉动效应。
全省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劳动适龄人口就业，除了依靠于本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以外，很大程度上还依靠于全国其他省区的劳动适龄人口，而这取决于我国人口流动制度环境的改善。我国现行的偏向于非农业人口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曾为计划经济时期维护社会稳定、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与现今的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并且阻碍了劳动力合理流动及优化配置。目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而户籍制度改革最核心的内容是打破城乡界线、地区界线、城市界线，把户籍制度中人口流动信息登记职能与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教育、经济福利等权利分开，确立户籍自愿流动登记制度，实现居民的迁徙自由与居住自由。目前与人口流动相关的各种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深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各种相关配套措施在逐步完善。正是在制度改革的前提下，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成本越来越低，使得人口跨省流动成为可能。全省劳动力供给已经不再局限于本地劳动适龄人口，还可以从其他省区不断得到补充。
（四）外来劳动力对全省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自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浙江省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外来劳动力进入浙江省就业的人数逐渐增多，目前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外来劳动力大规模的流入对全省劳动力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全省劳动力规模、素质、就业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具体来看，外来劳动力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1）外来劳动力已成为全省劳动力资源重要的补充。据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4]（表3.4），全省人口迁移[5]经历了从净迁出、净迁入、再到大规模净迁入的转变。1985年至1990年全省省际迁入率为8.1‰，迁出率为15.26‰，净迁移率为—7.16‰。从流向上看，这一时期全省迁移以迁出为主要迁移方式。从迁移人口的来源地分析，省内迁移占全部迁入人口的70.42%，而省外流入仅占迁入人口的29.58%。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迁移总规模较小。第二个时期是1995年至2000年，迁入率达到60.51‰，迁出率为21.61‰，净迁移率为38.9‰，迁入率超过迁出率，人口迁入成为全省迁移的主要方式。同时迁移人口中，省内迁移占57.1%，省外流入达到42.9%，省际流入人口的规模开始增加。第三个时期是2005年至2010年，省际迁入的常住人口达到1182.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5以上。迁入率达到217.25‰，迁出率为34.06‰，净迁移率为183.18‰，人口迁入已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迁移方式。从人口流入来源看，省外流入已成为浙江省人口迁移的主体，占60.66%，而省内迁移所占比重已下降到39.34%。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迁入浙江的跨省迁移人数已占全国跨省迁移人口的13.8%，是继广东省之后的第二大吸纳外省人口就业的省份，浙江已成为外省人口流入大省。
表3.4 全省三次人口普查时点人口迁移状况的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浙江省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注:由于缺乏相应时点的数据，此处的迁入率及迁出率皆是迁移人数与普查时总人口的比率，其数值略偏小。
（2）迁入人口能部分缓解人口老化趋势。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11月在浙江省的外来常住人口为1182.4万，而从浙江流出至其他省市区的常住人口为185.4万，浙江省净流入人口存量已达到997万。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分析（见图3.2），迁入人口的年龄分布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15—55岁，即劳动年龄组。迁入人口最集中的年龄段是20—44岁，所占比重皆超过10%。对于老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而言，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可部分缓解人口老化对劳动力造成的压力。
（3）迁移人口主要以劳动就业为目的。从跨省迁入人口的动因来看（图3.3），务工经商是迁移的主要动因，浙江省迁入人口中83.84%是务工经商人员，已经占所有成因的绝大部分，务工经商通常都是以劳动就业为目的活动。同期全国该指标是74.68%，浙江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位于迁移原因第二项的是随迁家属，占迁入人口的10.13%，表明浙江省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有不断增大的吸引力，外来人口有举家迁入就业经商的迁移特征。
图3.2 “六普”时期浙江省迁入人口年龄分布
图3.3 2010年浙江省迁移人口迁移动因分布
（4）外来人口的来源地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及人口大省。从跨省迁入人口的来源地分布看，迁入浙江的人口来源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但以西南和中部省份为主，主要来自邻近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压力较大的省份。2005—2010年是浙江省流入人口激增时期，按来源地分，流入浙江省前五名的人口占全部流入人口比重为65.81%，流入人口的来源地相对比较集中，见表3.5。占总流入人口比重最大的是安徽省，所占比重接近20%，其次依次是江西、贵州、四川与河南，所占比重均超过10%。从区域的地理位置看，安徽和江西紧邻浙江省，与浙江省有共同边界和相似文化，迁移成本相对较低，人口迁入规模较大。贵州与浙江有比较深的渊源，贵州一直是浙江主要的人口流入来源地之一，“五普”资料显示，在所有的迁入人口中，来自贵州的劳动力比重达到8.16%，贵州成为流入浙江省的四大来源地之一。而“六普”时期，来自贵州的人数持续增加，说明贵州流入人口对浙江已形成选择性偏好。四川与河南则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中西部省份，两省与浙江经济的差距以及大量待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使得两省流入人口不断增加。
表3.5 2005—201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5）外来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低技能职业。从跨省迁入人口的就业分布来看（表3.6），2010年流入浙江省的外来劳动力主要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相关职业，所占比例达到全部外来人口的73.2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8%。排在第二位的职业是商业及服务业人员，所占比例为19%，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迁入浙江省的外来劳动力中92%是从事劳动技术要求比较低的生产运输、商业及服务业等行业，而外来劳动力在技术要求相对高的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职业比重较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5个百分点。
表3.6 2010年省外流入人口的职业分布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6）外来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浙江省外来人口主要从事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职业，因而流入人口受教育水平也相对较低。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表3.7），浙江省外来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初中文化水平，初中文化占所有外来人口的57.1%，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85.55%，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14.45%。而全国同期平均水平是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71.66%，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仅占28.34%，显然浙江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拥有较低文化水平的劳动力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的职业，这种状况与浙江产业结构处于较低阶段的现状密切相关。
表3.7 2010年外省流入人口受教育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四、浙江省劳动力供给态势分析
区域劳动力供给态势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数随时间变化较大，因此难以准确预测。本节采用分要素人口预测法，并结合劳动参与率的变动趋势，对浙江省劳动力供给态势进行预测。如果预测时期过长，社会经济条件变动较大，尤其是劳动力区域流动较难把握，为此预测时期确定为2011年至2030年，重点分析“十二五”时期，展望到2030年。
（一）劳动力供给预测方法及影响因素设定
区域劳动力规模预测通常有两类方法，一类是利用历史及现实数据构建回归模型，然后以该回归模型为基础，对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另一类采用人口分析技术预测未来人口发展态势，劳动力作为人口特殊年龄组的一部分，其发展趋势可以预见。前一类方法受到预测时期的限制，因为该类方法暗含的前提是假定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都不发生改变，与现实及想象的条件一致。如果未来条件发生改变，则影响劳动力规模的因素发生改变，模型将不再有效，因此该方法适合于时期较短的预测。后一类方法预测期限更长，由于人口发展有一定惯性，发展过程相对稳定，因此各年龄组人口发展也有一定规律可循。该方法的难点在于区域流动人口的预测，由于每个区域对流动人口而言是开放的，人口可以自由流迁，人口流动将受到各种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未来发展条件进行合理地预判。本项目将采用后一类方法对浙江省劳动力供给的趋势进行预测。
本项目采用分要素的人口预测方法，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2010年至2030年劳动适龄人口规模进行预测。预测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对影响人口发展的各要素进行参数设计；其次，基于所设计的参数值，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全省各年龄组人口进行预测；最后在人口预测的结果中分离出劳动适龄人口规模。
影响人口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出生、死亡及迁移。下面将对影响全省人口发展的诸因素进行分析及预判。
1.出生时预期寿命
近年来浙江省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有大幅度提高，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10年全省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77.15岁，女性达到81.5岁。省统计局对该指标做了修正，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5.58岁，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80.21岁。根据联合国编制的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模式，当预期寿命达到75岁以后，再增长的速度将相当缓慢。假定在未来二十年间，男性预期寿命平均每年增加0.04岁，女性平均增加0.02岁。
2.生育水平
近年来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率一直保持在极低的水平，根据六普资料计算，全省201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02，大大低于更替水平。不少专家预测，随着独生子女婚配概率的增大（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可以生二胎），全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将逐步增大。只是伴随着少生优育的生育文化形成，总和生育率增大的趋势比较缓慢。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浙江总和生育率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假定（如表4.1）:
低方案:以“六普”资料为基础，假定2050年全省总和生育率达到1.8，用罗吉斯特曲线对中间年份进行拟合。
中方案: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独生子女之间婚配可生育两孩；其他情况下，城市只能生育一孩，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可生育二孩。根据独生子女婚配概率设计了一组方案[6]。
高方案:初始年份以中方案为基准，2030年生育水平达到1.8。这种方案设计的依据是，浙江省一直实行较为严格的生育政策，全省独生子女家庭较多，人口老化程度较高。随着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双独”与“单独”家庭的比例不断增大，未来这些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大。无论是对于这些家庭还是对于全省而言，生育二孩的边际效益都将增大，因此有可能会带来生育水平的提高。只是生育水平不可能无限提高，还会受到生育文化等因素影响，这里假定2030年生育水平回升到1.8，然后用罗吉斯特曲线拟合。
表4.1 总和生育率预测方案
3.迁移规模
确定区域人口迁移流动规模是人口预测中一个难点，由于区域人口流动受多种因素影响，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宏观因素、亲友关系、家庭状况以及自身条件等都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流动，而这些因素不稳定，随时间变化大，难以长期预测。因此区域人口迁移流动的预测仍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本文将基于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结合就业弹性系数法，对全省迁移趋势进行情景设计。
从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浙江省人口流动经历了净流出、净流入再到大规模净流入的过程。根据三次普查资料推算，至1990年全省净流出30万人左右，至2000年净流入约220万人，至2010年净流入约997.7万人。劳动人口大规模流入与浙江省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在“十一五”期间，尽管全省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产业层次低，产业位于价值链的低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中技术水平要求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从而吸引了大量低技能外来劳动力。浙江省低层次的产业结构是与“轻小民加”为主和服务业发展滞后联系在一起。
我们预计未来外来劳动力大规模涌入的现象将不会持续，原因有三: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对外来劳动力就业产生一定的限制。“十二五”时期，浙江已经把推进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为核心的经济转型作为重点任务，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实施产业集群升级战略；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突出节能减排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对劳动力产生新的要求，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逐渐减少。二是较高的城市化水平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非无限供应，外来劳动力供给有限。据“六普”数据推算，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超过50%，表明全国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经生活在城市。农村能够转移出去的剩余劳动力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出去。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结果（章铮，2008年），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就业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外出，这说明目前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很有限了。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未来省外人口持续大规模地流向浙江的可能性较低。三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趋势加快，新增劳动力规模呈下降趋势，制约了年轻劳动力的供给。在现行生育政策的影响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加大。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2010年20—24岁年龄组人口有1.274亿，15—19岁年龄组人口下降至0.999亿，而10—14岁年龄组人口下降至0.749亿，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减少，预示着我国年轻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劳动力的流动性将受到影响，并进一步降低大规模流入浙江的概率。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预设未来二十年浙江仍属于人口净流入地区，但流入规模将逐年下降。为了尽可能描述全省未来劳动力供给变动情况，本文对全省未来人口净迁移设计了三种方案，分别是高方案、低方案和无迁移方案。
高方案:根据浙江经济发展速度预测外来人口数量。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全省“十二五”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假定2011—2020年，全省GDP一直保持8%的增速；2021—2030年全省GDP保持7%的增速。按照此速度增长，到2020年可以实现全省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2030年比2010年翻两番的目标。由近十年全省就业弹性系数的变动可知，就业弹性系数基本稳定在0.1—0.3之间，假定未来该数值从2010年的0.2逐步降至2030年的0.1左右，那么可以得出全省所需的劳动力年均增长率。然后计算无迁移情况下全省劳动力供给，其剩余部分为外来净迁入劳动力，并利用logistic曲线对净迁入劳动力重新拟合，最后根据每个劳动力的带眷系数可计算出总的迁入人口规模。
表4.2 人口净迁移规模预测方案
低方案[7]:采用人口分析技术，在预测全国各省区人口的基础上，利用城市化、人口增长及迁移的内在作用机理，对各省区人口的净迁移量进行预测。由于该方案把全国人口作为一个整体，各省区之间人口净迁移量是平衡的，我们将该方案作为低方案。
无迁移方案:即假定未来全省流入人口与流出人口基本抵消，无人口净迁移。尽管该方案无现实性，但是通过该方案的预测可以清晰地看出浙江省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便于发现人口自身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4.人口预测的其他几个主要假定
本预测还需要其他几个人口参数假定:
其一，假定全省婴儿出生性别比匀速下降。2010年“六普”资料显示，当年婴儿出生性别比为118。假定到2030年全省婴儿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09，基本调整到接近正常水平。
其二，假定全省分性别的死亡模式在整个预测期间保持不变。
其三，假定全省妇女生育模式在整个预测期间保持不变。
其四，假定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不变。
（二）全省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预测分析
由于此前对总和生育率以及是否迁移各设计了三种方案，因此共有九种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的预测结果。为便于分析，本文分别对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1.人口发展态势
如果没有省际迁移人口，全省将在2022年前后达到人口高峰，此后总人口开始逐渐下降。预测结果显示（如图4.1），在不考虑省际迁移人口的情况下，按照目前常住人口发展态势，据生育水平中方案估计，全省人口在2022年达到人口高峰5654万，此后人口规模开始缓慢下降，2030年降至5550万。生育水平高低不影响全省人口变动态势，只是会影响人口峰值到达的时间以及峰值数量。高方案与低方案达到人口峰值的时间分别为2023年和2019年，相应的峰值人口为5697万和5520万。
在省际迁移为低方案的情形下，外来人口以较低的规模进入浙江省，全省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得到部分缓解，人口高峰时间将推迟。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全省2028年达到人口高峰，峰值为6064万，此后人口开始缓慢下降。2030年总人口降至6059万。生育水平高方案和低方案的变动趋势与中方案相同，高方案在2030年仍未达到峰值，人口规模达到6152万，低方案在2027年达到峰值5872万，2030年降至5858万。
如果省际迁移以高方案形式发展，那么不断迁入的人口将能缓解因生育率下降而导致人口总量下降的趋势，2010—2030年全省人口仍将低速增长。按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2030年人口将达到6223万左右，之后人口仍将缓慢增长。高方案和低方案的变动趋势与中方案相同，高方案2030年达到6319万，低方案2030年达到6019万。
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水平对人口发展态势有一定的影响，生育水平越低，人口老化速度越快，人口高峰到达的时间越早。从长期看，这种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而从短期看，迁移流动对总人口规模的影响更大。迁入人口规模越大，总人口到达峰值的时间越迟，人口老化程度越低。其原因在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通常低于迁入地人口的年龄结构，年轻人的迁移意愿更强烈。
图4.1 不同生育水平下浙江省人口及劳动适龄人口变动趋势
2.劳动适龄人口发展态势
生育水平高低对短期劳动适龄人口的影响较小。劳动适龄人口是特定年龄组的人口，本项目中特指16—59周岁人口。由于劳动适龄人口的起始年龄是16岁，因此生育率的变化仅能影响16年以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就短期而言，生育水平对劳动适龄人口非常有限，而外来人口成为影响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劳动适龄人口表现出比总人口更为明显的下降态势（如图4.1、表4.3）。如果没有省外流动人口作补充，可以看出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速度较快。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结果显示，2010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为3908万，此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不断老化，劳动适龄人口规模逐年下降，到2030年降少至3179万人，年均增长率达到-1.03%。生育水平高方案及低方案的预测结果都表现出相同的变动趋势，只是2030年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分别降至3185万和3120万，年均增长率达到-1.02%、-1.12%。
表4.3 浙江省未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动趋势（生育水平中方案）
续表
在省际迁移低方案的情形下（表4.3），由于外来劳动力不断补充进来，全省劳动适龄人口下降规模及速度将减慢，但是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的趋势依然不变。预测结果显示，全省劳动适龄人口高峰年份在2012年左右，高峰值为3932万人。其后劳动适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2030年降至3566万。
在省际迁移高方案情形下，外来劳动力迁入规模增大，使得劳动适龄人口在2020年之前都保持较大规模，此后随着浙江省人口老化程度加剧以及外来人口流量的减少，劳动适龄人口进入快速减少的发展过程。2018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达到峰值3950万，2030年降至3694万。12年间减少了256万。
由此可见，外来人口流入将能部分缓解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老化趋势。一方面使全省劳动力更为充足，另一方面延缓年龄中位数上升速度。在无迁移情况下，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从2011年的37.05岁增加到2030年的41.73岁，也即全省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中，在2030年有一半的劳动适龄人口年龄超过41.73岁，劳动年龄人口老化现象比较严重。如果有外来人口不断补充，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老化现象能得到部分缓解，2021年的年龄中位数超过40岁，2030年达到41.35岁，年龄中位数增长速度低于无省际迁移的情形。
（三）全省劳动力供给态势分析
劳动适龄人口并非都能成为劳动力，还有部分人群因为各种原因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因此劳动参与率是决定劳动力规模的重要指标。前述分析显示，全省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表现出以下两方面特征:（1）劳动适龄人口总的劳动参与率基本比较稳定，位于82%—83%之间；（2）低龄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较大，年轻人更倾向于接受正规教育，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黄金劳动年龄段人口（25—44岁）劳动参与率不仅高而且稳定，其数值均超过90%。高龄组劳动适龄人口（45—59岁）劳动参与率有小幅度上升。
按照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目标，2020年城乡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可以预计未来人均收入水平将有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提高对劳动参与率必将产生一定影响。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工资率的增加将导致两种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一方面工资增加促使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收入效应），而另一方面诱使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替代效应）。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的作用会比较显著，这时低龄组劳动参与率仍保持在较低水平，高龄组的劳动参与率将会下降。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低龄组劳动参与率因为接受正规教育时间延长而继续下降，然而对于高龄组劳动适龄人口而言，由于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仍需较长时间，为积累较为丰厚的养老储蓄，也为了子女考虑，在身体条件良好的情况下，劳动者可能会延长工作时间以增加收入，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该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有可能上升。劳动力的主要组成是劳动适龄人口，但是还包括60岁以上继续从业的人口。基于上述分析，以“六普”时期全省的分年龄劳动参与率为基础，对全省未来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做了如下设计（表4.4）。即低龄组（16—24岁）劳动参与率稍有减少，黄金年龄组（25—49岁）劳动参与率不变；高龄组（50—60岁）劳动参与率略有增加，老年组（60＋）劳动参与率不变。
表4.4 全省年龄别劳动参与率方案
结合人口预测结果，按照全省年龄别劳动参与率设计方案，可以大致估算出未来我省劳动力资源以及年龄构成情况[8]。以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分别模拟出无迁移、迁移低方案、迁移高方案三种情形下全省劳动力供给态势。结果显示未来二十年全省劳动力发展态势的四个特征:
（1）全省劳动力规模呈现先小幅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无省际迁移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幅度最大，低迁入方案情形下降幅度较小，高迁入方案情形劳动力供给与期初相比基本持平（图4.2）。
图4.2 全省劳动力供给预测
如果没有省际迁移或者省际迁入迁出相互抵消，全省劳动力将从2011年的3674.10万上升到2013年的3684.43万，此后劳动力规模持续下降，至2030年降至3198.97万，20年间减少了475万。如果外来人口以低方案迁入浙江省，由于外来劳动力的补充，全省劳动力规模将从2011年的3674.11万上升至2016年的3759.67万，此后劳动力规模呈下降态势，至2030年下降至3537.99万。20年间劳动力仅减少了136万左右。如果外来人口以高方案迁入，全省劳动力规模将从2011年的3674.11万上升至2017年的3785.90万，此后缓慢下降，至2030年全省劳动力规模下降至3653.49万，与期初基本持平。
（2）全省劳动力的老化程度逐渐加深，老年劳动力比重不断加大。全省劳动力供给之所以不如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下降幅度大，主要原因在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长较快，而该年龄组人口中仍有一部分人群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愿意参与劳动，增大了劳动力总规模，同时也进一步加深了全省劳动力的老龄化程度。
表4.5 全省劳动力规模态势
续表
预测结果显示（表4.5），如果按照预测的劳动力参与率及人口发展态势，在无省际迁移或者省际迁入迁出基本持平的情况下，60岁及以上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将从2011年的6.54%上升至2030年的14.96%，老年劳动力规模及比重将大大增加；在省际迁移低方案的情形下，劳动力老化的程度略为降低，60岁及以上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将从2011年的6.5%上升至2030年的13.8%；在省际迁移高方案的情形下，劳动力老化的程度最低，60岁及以上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将从2011年的6.5%上升至2030年的13.43%。显然，无论哪种情形，全省劳动力不断老化将是个无法逆转的现象。
（3）外来劳动力仍将成为全省经济发展重要的人力资源补充。浙江省人口逐渐老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人口老化相伴的是劳动适龄人口规模的下降及劳动力的逐渐老化，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如果没有外来劳动力的补充，在未来二十年内，全省势必面临着劳动力不断减少的局面，假如产业结构没有实现升级转换，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要有不断增长的从业人员。这些增加的从业人员一方面可以来自于提高高龄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就需要不断吸引外来人口就业。预测结果显示，如果产业结构没有大幅度调整，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30年全省至少还需要累计引进450万左右的外来人口就业。而在目前的从业人员中近1/3是外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因此外来劳动力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劳动力资源。
（4）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仍将进一步提高。近二十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从1990年的6.74年到2000年的8.21年，再到2010年的9.41年，平均每年增长0.13年。随着省政府对教育投资的不断增加，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居民对教育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可以预计未来二十年全省人均受教育水平仍将进一步提高。由于目前仍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而高中还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因此可以预计未来人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将会减慢，到2030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将会达到11年左右，届时劳动适龄人口将基本达到高中教育水平。
五、浙江省未来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对策建议
经过多年的努力，浙江经济实现平稳快速的增长，经济结构调整初见成效，高效生态农业建设有显著成效，块状特色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服务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此浙江省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科学发展走在前列，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左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增幅、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城市化率、研发经费支出比重升幅和财政教育经费支出比重高于“十一五”实绩，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以及劳动力供给变动趋势，未来全省劳动力供给变化将会带来多种机遇与挑战。
（一）浙江省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变动特征
根据上述劳动力供给预测结果，未来全省劳动力供给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变动特征:
1.全省面临着劳动力规模小幅度增长或者减少的发展态势
随着人口老化程度逐渐加深，以及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大规模缩减，外来人口已由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预测结果显示（以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如果没有外来劳动力做补充，全省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将由2011年的3900万下降到2030年的3179万，劳动力供给量将由2011年的3674.10万下降到2030年的3198.97万，劳动适龄人口与劳动力供给规模都将绝对减少。即使按照浙江省经济增长目标，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在全省能够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情形下，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规模也呈小幅度下降趋势，由2011年的3928万减少至2030年的3694万。劳动力规模略有上升，由2011年的3674.11万上升至2016年的3759.67万，然后下降到2030年的3537.99万。全省劳动力逐渐减少的趋势已逐渐明朗。当然也不排除局部地区劳动力大幅度增长的情形，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当一个地区产生经济集聚效应时，劳动力及资本将会不断被吸引过来，形成累积循环效应。按照目前发展态势，浙江省一些地区有可能会产生空间集聚效应，这些地区包括温州、杭州、宁波等大中型城市以及发展比较成功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2.人口老化以及劳动适龄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深
浙江省人口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据预测结果显示，在生育水平中方案的情形下，如果不考虑外来迁入人口，全省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011年的38岁增加到2030年的47岁。换句话说，2030年全省一半人口的年龄已经达到或者超过47岁，届时人口老化程度非常严重。如果按照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引进外来人口，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略有减缓，全省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011年的38岁增加到2030年的46岁，人口老龄化总体趋势仍不会改变。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老龄化程度也不断加深。预测结果显示，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加快，在无迁移情况下，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由2011年的37.05岁增加到2030年的41.73岁。而在考虑迁移的情况下，劳动适龄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上升速度略为下降，老化程度有所减少。但是无论何种情况，劳动适龄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不可改变的。
3.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稳步上升
由于居民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政府部门对教育事业投入的加强以及独生子女所占比重的增加，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劳动适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不断上升。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省16—59岁劳动适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74年上升到2010年的9.41年。在全省社会经济平稳发展、人们收入稳定提高的前提下，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均受教育水平仍将逐步上升，可达到高中阶段的受教育水平。
（二）机遇与挑战
从劳动力供给的变动特征看，未来二十年将是全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大好时机。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一段时间全省将面临劳动适龄人口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劳动适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持续上升，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动态势已为全省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定的人力基础。
产业结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一般规律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依次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超过第一、二产业。在工业内部先以重、化工业为主，然后向高度加工工业转移，最后向技术密集化发展，产业结构演变是个渐进的过程。
浙江产业结构演进也遵循相似的轨迹。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1990年的25∶45∶30转变为2010年的5∶52∶43，第一产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全省凭借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迅速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此过程中劳动力需求量增大，发展了众多的中小企业，产业层次不高。可以说，浙江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劳动力投入和出口拉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浙江经济增长的约束被进一步强化。一是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将不再持续。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将可能被重估，以往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力成本有所提升，会迫使企业由“竞次”转向“竞优”，对劳动力成本低廉型企业形成“挤出效应”。二是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等因素的制约，浙江省作为资源小省，国际资源价格飙升将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的企业形成“倒逼效应”。三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越来越青睐高科技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长不明显，影响整体经济的增长。浙江产业结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低成本竞争优势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以及市场变化将对浙江产业结构形成一种强制性调整。因此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全省未来劳动力供给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需要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必要的条件。
根据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为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从劳动力供给态势分析，全省劳动就业将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1）全省就业形势依然严峻。虽然“六普”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劳动失业率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前景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将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部分行业劳动力就业竞争加剧，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表现得更为明显。
（2）劳动力产业转移的任务艰巨。按照全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产业发展方向，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推进工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全省劳动力就业将需要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内部以及相互间进行重大调整，如何促使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顺利转移，将是未来必须应对的一项重要任务。
（3）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六普”资料显示，虽然近年来全省劳动适龄人口人均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但是就业人口中74%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占据了劳动力市场的主体。而从全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发展趋势看，中专及以上高学历劳动者比重的增长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的部分行业，而第一及第二产业的高学历劳动者比重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行业之间劳动者教育水平的差异将阻碍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4）人才紧缺现象越来越突出。“六普”资料显示，全省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数有所提高，但高技能劳动力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根据全省未来产业发展方向，预计在人才需求与人才配置之间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首先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迫切需要国际化人才以及部分核心产业领域的人才。其次具有一线技术的高技能人才供应不足。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人才市场对一线工程技术岗位的应用型人才需求还将会继续扩大。
（5）就业人口呈现高龄化倾向。人口预测结果显示，未来二十年全省劳动适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逐渐加深，即使大量引进外来人口，也只能部分延缓而非阻止劳动适龄人口老龄化趋势。劳动适龄人口年龄中位数将由2011年的37岁增加到2030年的42岁左右，劳动适龄人口中高龄组比重将不断上升，就业人口的高龄化倾向是全省未来经济发展中所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三）对策建议
为了合理应对全省劳动力供给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1.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突出就业优先，优化就业结构
就业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态势，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必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慎防过度冒进，大规模地、快速地调整产业结构将会造成大量失业人群，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既要突出就业优先战略，又要优化就业结构。
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只有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才能为扩大就业提供强大的动力。然而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就业同步增长，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就业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在制定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调整政策时，要突出就业优先的战略思想，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并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上有所体现，实现经济发展及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
另一方面，全省就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企业选择有利的技术发展路径，尽可能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作用，发挥技术对就业的补偿效应。优先改造集技术和创新于一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其附加值。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尤其是大力发展第一、二、三产业中产业关联带动性强、能启动市场需求的产业，以增加就业空间和就业机会。
完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信息传导机制，使对劳动需求的数量和类别能快速、全面的通过市场机制反映出来。健全省级就业服务网络，发展促进就业的中介机构，并与地区、街道、社区、农村乡镇和部分行政村等共享信息资源，及时发布用人单位的需求信息。
2.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工程，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
解决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关键就是加强职业教育培训工程，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扩大劳动力的有效供给。
职业教育培训特别涉及五类就业群体，一是在读的职业高中及中专生的教育问题。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中学生将构成全省未来一线技术工人的骨干力量。这部分人群职业教育的重点应是把握技能紧缺型人才的动向，培养与全省产业导向一致的技能型人才。
二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问题，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急需获得实用技术培训的机会。这部分人群职业教育的重点是实用技术的培训。
三是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问题。目前无法再就业的人员，往往是那些文化程度偏低、技能水平偏低和年龄偏大的“三偏”人员，这些劳动力在市场上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面临的就业难度也越来越大。对于这部分群体，一方面需要通过培训获取实用技术，方便就业，另一方面要加强社会保障，提供社会救助，使那些真正陷入贫困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得到基本生活保障。
四是毕业生的创业培训问题。学生就业，尤其是高校学生就业问题是近几年全国关注的热点，高校学生就业也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比较突出的问题。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大学生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也就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对于这部分群体，职业培训的重点是开展创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创业能力，同时加强学生毕业前培训、实习以及毕业生技能扩展，提高他们的求职成功率和适应能力。
五是在职职工的岗位培训问题。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劳动就业岗位也将不断进行调整，在职人员通过职业培训，能够更好地优化职业结构，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2.拓宽人才培养渠道，优化人才开发的制度环境，吸引人才
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正规的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干中学等多种渠道。在人才教育培养方面，实行多层次、多元化办学模式。大力提倡成人教育，多渠道开辟教育培训途径，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终身学习。建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内容科学化的培养机制，注重开发人的潜能和激发人的创造力。在人才培养方向上，重点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具有战略眼光的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一大批擅长经营、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优秀企业家，一大批勇于创新、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高级科技人才。继续做好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的选拔、培养工作，重点培养一批技术应用型高技能人才。
进一步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开发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吸引、留住、用好人才的机制。关注人才的基本要求，激发创新意识。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完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双重激励机制，为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制度保证。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打破职务终身制，形成人才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升能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体制，完善有利于留住人才的收入分配机制，从制度上保障人才的权益。允许资本、技术、知识、专利、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灵活、监督相统一的分配体制。对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实施奖励制度，鼓励政府、企事业单位对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人才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在全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大力吸引各类人才，在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配偶就业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畅通人才引进、人才流通的渠道。
3.积极应对劳动人口年龄老化，对部分人群可适时适度放宽退休年龄
劳动力供求预测结果显示，“十二五”时期以后，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趋势开始出现，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力不断增加，由于退休后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迅速下降，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下降趋势。全社会抚养负担比将大幅度上升，部分产业及至行业将出现劳动力及人才短缺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对于部分劳动力短缺和人才紧缺的岗位可适时适度地放宽退休年龄，延缓退休，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适当放宽部分高技能人才的退休年龄，那么，45—65岁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势必上升，就业人口规模也随之增长。而这部分新增的就业人口是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是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高技能劳动力或者人才，可以缓解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同时，对部分劳动力延长退休年龄，也有利于吸引外来人才，在人才争夺中抢占先机，享受人才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
李 芬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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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章铮.民工荒:现状与未来［J］.人口与发展，2008（3）.
附表
附表1 2011—203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预测规模
注:表中第二行的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分别指生育水平高、中、低方案。
附表2 2011—2030年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预测规模
注:（1）表中第二行的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分别指生育水平高、中、低方案。
（2）劳动适龄人口这里特指16—59周岁人口。
附表3 2011—2030年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预测规模（无迁移）
注:此表为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结果。
附表4 2011—2030年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预测规模（迁移低方案）
注:此表为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结果。
附表5 2011—2030年浙江省劳动适龄人口分年龄预测规模（迁移高方案）
注:此表为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结果。
【注释】
[1]世界各国对法定劳动年龄的规定不尽相同。大部分国家将15—64岁的人口划分为劳动适龄人口，而我国现行劳动法规定法定劳动年龄为:男16—60周岁、女16—50周岁。同时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法定的企业单位职工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因此本文中劳动适龄人口统一以16—59周岁为标准，不包含60周岁。
[2]平均受教育年龄的赋值方法:小学学历以6年计算；初中学历以9年计算；高中和中专学历以12年计算；16—19岁的大学和大专以13年计算，因为大学和大专的入学年龄通常为18岁，其余年龄组的大学和大专分别以16年和15年计算。为了便于比较，扫盲班计入文盲，大学以上学历计入大学学历。
[3]三次普查中就业人口的行业大类划分有不同标准，第六次人口普查行业大类共分为20类，而第五次人口普查行业大类共分为16类，为便于不同时期数据的比较，本文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0大类行业按前两次普查的16大类进行重新汇总。
[4]三次统计资料的样本数及有关迁移的口径有一定差异，即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是对总人口中“在本地持续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口进行统计；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是以“在本地持续居住半年以上”为常住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常住人口口径与2000年基本相同，总体上2010年及2000年对迁移的调查口径宽于1990年普查。另外，此处的迁移人口是指常住地发生改变的人口，与户籍迁移有一定差别。
[5]人口迁移与人口流动是两个非常相近的概念。根据韦伯斯特字典中“迁移”的含义，迁移是“从一个地方（乡、镇、居住地）向另一个地方的流动，特别是指离开一个地区，而到另一个地区定居”。也就是说，迁移是人口流动的一种形式，两者之间存在概念上的重合。“迁移”往往是与永久性特征联系在一起，人口迁移是人口流动的一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外延更广。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通常被分成两个概念，人口常住地与户籍一起发生变化的被称为迁移，而人口常住地与户籍未一起改变的被称为流动。本文主要关注作为劳动力的人口流动，并非强调户籍的差别，人口迁移与流动的概念在本文可以互用，都是指常住地发生变动的劳动力空间移动。
[6]该组方案由浙江大学人口所尹文耀研究员提供。
[7]该组方案由浙江大学人口所尹文耀研究员提供。
[8]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全省经济活动人口的统计与统计年鉴公布的从业人员数据不一致。原因在于两次统计使用的方法及样本量不同。按照“六普”长表数据推算，全省2010年11月1日的经济活动人口为3412万，而统计年鉴公布2010年底全省从业人员已达到3636万，如果考虑到经济活动人口中还存在小部分失业人口，两者相差300多万。为使数据更具有实用性，本文用统计年鉴从业人员数据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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