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在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经济、园艺作物商品性生产不断扩大的同时，粮食作物的商品化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二者彼此关联，互相促进。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经济、园艺作物种植的扩大，势必减少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力和耕地，使农户或整个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下降，经济、园艺作物生产者对商品粮的需求加多。因此，经济、园艺作物种植的扩大，势必导致粮食作物商品化的发展。
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的种植扩大所导致的粮食商品化，其程度和表现形式，因经济、园艺作物所占耕地面积比重和专业程度而异。当某一个地区的经济作物或园艺作物种植面积有限时，仍可以在该地区内通过余缺调剂，满足粮食供应。粮食商品化仅仅表现为局部范围内经济园艺作物生产者同粮食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经济、园艺作物所占耕地面积比重越大，调剂粮食余缺所涉及的地区也越广，越是必须依赖其他地区的粮食供应。这时，粮食的商品化就表现为不同地区之间的粮食运销。一个地区城镇的数目和规模对粮食商品化的影响，情况也一样。
这一时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制约，绝大多数地区，当经济、园艺作物的种植面积超过耕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时，就会出现地区性缺粮。所占比重越高，缺粮情况越严重。江浙、广东一带，本来就地狭人稠，粮食供应紧张，现在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占去了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耕地，更加大了依赖外地粮食供应的程度。如江苏太仓，口粮“全恃他县接济。 ”[210]南通棉田占十之七，每年须运入粮食50万担。[211]浙江海宁、富阳、余杭、吴兴等桑棉渔业区，无不缺粮。海宁每年输入的粮食达“十成之五六” ，吴兴即遇丰年，亦短粮30%，定海粮食则仅足供3个月，须由宁波、海宁等处运去。[212]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桑田占用稻田，粮食“出产殊稀” 。全粤所出，不足供3个月之粮。食米“非仰给于镇江、芜湖、广西，则输入于安南、暹逻” 。[21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每年进口的洋米价值达1亿元以上。[214]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大量土地种植柑橘、龙眼，粮食须仰给台湾和长江流域各省。[215]1921年的海关报告说，厦门地区“大米不敷当地需要，每年必须大量从上海和海外进口” 。[216]
湖北一些地区的农民用相当部分的土地和精力经营丝、麻、茶、棉、油漆等业，导致大面积的粮食短缺。据统计，20世纪初，全省人口2700余万，每年约需米粮2亿余石，而稻产和杂粮各仅6000余万石，每年约需输入米粮1亿石。[217]
北方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稍宽，但单位面积产量低，一些经济作物区的粮食同样不敷供应。山东东部盛产花生、烟草、柞蚕丝，而小麦等粮食不能自给，靠鲁西曲阜、泰安、禹城、平原，安徽怀远、蚌埠和江苏徐州等地运进。[218]益都农产以水果、蚕桑、烟叶为主，食粮和油料等部分或全部输自邻县。[219]直隶昌黎盛产水果，粮食相当一部分依靠外县供应，米面由秦皇岛运来，杂粮来自奉天，仅杂粮一项，最多年在30万石以上。[220]即使像东北这种地阔人稀，有相当数量商品粮外运的地区，少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很高的州县，也需要调进粮食。如吉林珠河，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初垦荒地种谷者仅十之一二，以致“每患米荒” ，即遇丰年，也必须以豆易米，方可足食。[221]山多地少、柞蚕业发达的安东县，每年也要从外地运进一部分粮食。
有的地区，由于地狭人稠或其他原因，也必须部分依赖其他地区的粮食供应。如广东潮安、澄海，虽水田占耕地十之八九，但因人口稠密，所产粮食仅足3个月之需。丰顺则仅足两月。[222]湖北宜昌地区，因山多地少，农产不丰，所产谷物很难满足当地人口的需要，必须经常从四川和湖南等地运进大量的粮食。[223]江苏仪征，虽农产以米麦为大宗，但仍“不足以供本地之用，尚须仰给于邻邑” 。[224]直隶井陉，由于土地稀少、贫瘠，口粮不敷，“每年由东西邻村输入杂粮颇多” 。[225]卢龙、迁安一带，因“人烟稠密，虽值丰收，亦常缺粮” 。[226]山东博山，“通邑地不足二千顷” ，再加上花生和蚕桑占去一部分耕地，以致粮食“不足本地人之用，皆恃外县输入” 。[227]类似情况，在一些地区是不少的。
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是造成商品粮需求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国内商业、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原有城市继续扩大，同时发展起来一批新的工业城市。郑州、青岛、石家庄、唐山、大连、哈尔滨等都是甲午战争后发展起来的。
这些新旧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迅速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和外贸口岸，每日食米约需万石。每年需米365万石左右。而本地非产米区，全恃常熟、无锡、苏州、同里、八坼、泗泾、松江、青浦、朱家角等处的白米，湖南、安徽的各色籼米，暹逻的洋籼等接济。[228]北京，据1927年的估计，约有人口140万，据说其中1/4以面粉为食。全年需面粉7690万斤，合小麦约9590万斤。[229]天津有人口110万，也有相当部分的居民以面粉为食。这些面粉都需要直隶和附近省份农村供应。据1913年调查，直隶全省有小麦外销的36县中，有3县向北京供应小麦，13县向天津供应小麦，11县同时向北京和天津供应小麦。[230]
一些新兴城市对商品粮需求的扩大更加明显。如直隶唐山，本是滦县、丰润两县交界的开平镇所属的小村庄，自1877年创办开平矿务局和京奉铁路通车后，遂成重镇，人口移居亦众。人口的增加导致商品粮需求的扩大，每年输入的粮食，仅杂粮即达30万～50万石，小麦、面粉等细粮尚不在内。这些粮食大部分来自奉天，小部分来自察绥地区。[231]
石家庄、郑州、青岛等，都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城市。石家庄直至1903年还是荒僻村落，自从正太、京汉两路在此交汇，现代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到30年代已有人口10万。郑州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小县城，虽系军事要地，商业却不甚发达。自从成为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的交点，迅速发展为中原交通枢纽，人口增加。青岛原来只是胶州湾东岸的一个荒僻渔村。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的同时，在此开始了筑港工程，山东等地的货物又由此出口，于是迅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据统计，1902年的人口不到1．6万，1910年增至16．5万。[232]
特别是东北，由于铁路运输和新式工业的发展，新兴城市更多。20世纪以前，东北稍大的城市只有沈阳、吉林、长春以及作为与关内联系孔道的营口等少数几处。人口最多的也不超过20万。而且只有两个。到1925年，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加到3个，5万～10万人口的城市由1907年4个增加到9个，1万～3万人口的城镇由24个增加到51个。[233]
原有城市中，长春、沈阳等继续发展，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长春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但本身需要愈来愈多的商品粮，而且成为重要的粮食集散中心。1907年开埠时，长春每年集散的大豆和粮食总额尚不过30万石，而后逐年增加，“输出之发达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1909年增至40万石，1910年达50万石，1912年一跃而至75万石，次年更达85万石。据说“所有仓库、豆袋、高粱包堆积如山，或无容纳之地” 。[234]
同时，哈尔滨、齐齐哈尔、安东、大连等城市兴起了，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地区的粮食商品化。哈尔滨原来只是松花江边一小村，自从1898年俄国人在此开筑铁路，顿成交通枢纽。加上周围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开垦迅速，很快成为东北重镇，1900年已有2万人，1905年激增至10万。商品粮需求大增。同时，哈尔滨的发展又是以面粉业为基础。据1919年的统计，各面粉厂每昼夜耗麦172万斤。集中哈尔滨的粮食每年约在3万车皮（合90万吨）以上。[235]大连、旅顺本是一荒凉海滩，自从南满支路修成通车和筑港开埠通商，迅速发展，成为东北粮食和其他工农产品最重要的吞吐港和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对外贸易港口，它对粮食商品化的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一些地区粮食的缺乏，恰好刺激和加速了另一些地区粮食外运量的增加和粮食商品性生产的发展。或者说，那些缺粮区之所以能够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特别是经济、园艺作物的种植和发展，是因为另一些地区粮食商品性生产的存在。湖南、四川、安徽、苏北、江西、广西、直隶、山西、绥远、东北的一部分州县，就是这一时期主要的商品粮供应地。
湖南米谷，据说“不独津沪赖其灌输，武汉尤视为生命” ；[236]20世纪初，由长沙外运的稻谷每年达300万～500万袋（每袋150斤），岳阳每年外运大米一二百万担。1920年最高达230万担。洞庭湖沿岸、粤汉铁路沿线、湘江及其支流流域，是商品稻谷的主要生产地。[237]
安徽的粮食商品性生产集中在皖北和以芜湖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地区。
皖北津浦路附近的泗县，二三十年代，“农业产品，每年除自给外，麦豆高粱，尚多输出” 。[238]其他一些州县，也有数量不等的商品粮运出。自从津浦路建成，运输条件改善，蚌埠成为皖北小麦、杂粮的集散市场。
安徽长江沿岸的粮食商品性生产，集中在芜湖附近和青弋江流域各县。郎溪和当涂外销稻米分别占产量的80%和60%，繁昌为50%，宣城、南陵、和县也在20%以上。[239]据海关统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每年从芜湖运出的大米在200万～500万担之间，价额占该埠出口贸易总值的40%～ 80%。1925年最高曾达620万担。[240]这些大米的运抵或销售地主要是广州、汕头、上海、烟台、天津以及汉口、厦门、九江等口岸。[241]
江西、江苏和广西，这一时期的粮食商品性生产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
江西鄱阳湖流域和南浔铁路沿线一带，本是重要的粮食产区，1916年，推行多年的谷物出口禁令被废除，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地区的粮食商品性生产，谷物种植面积增加。据说抚州、吉安和袁州地区的大量荒地被开垦和种植了水稻。[242]南昌、新建两县产米尤丰，不仅品质为全省之冠，产量亦推各县之最。丰年将所产十之六七输出，而无本县米贵之虞。[243]
在江苏，这一时期蚕桑、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城市新式工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省粮食的商品化，使许多地区改变了原来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状态，扩大了不同生产者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粮食运销。
苏北江都、甘泉、山阳、盐城、东台等都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是苏南桑棉区和城镇口粮的重要供应地，扬州、邵伯是重要米市。据1926年的记载，邵伯“近年米业大兴” ，“中稔之岁，米麦可销银币近百万” 。[244]盐城中稔之年可产稻五六百万石，岁可赢余二三百万石，以供外销。[245]江都、山阳除稻米外，还盛产麦豆杂粮。江都每年供给面粉厂的小麦和外销的豆子达数十万石。[246]山阳“秋豆尤丰，江南大贾携资贸易，舟载以去，名曰豆客” 。[247]东台米麦杂粮不少，米多运销外埠，麦则大半为各面粉厂所吸收。[248]如皋农产以棉花为大宗，但稻米、大小麦、大豆等，仍“兼销邻县” 。[249]
毫无疑问，随着上海等城市规模的扩大，蚕桑、棉花种植的推广，苏北地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了。正是这些地区保证了苏南、上海和浙江城市居民和棉农、蚕农相当一部分商品粮的供应。
即使在苏南，也有一部分粮食是作为商品粮在本区范围内调剂的。如宝山、吴县、吴江、昆山、宜兴、溧阳等县，米麦等除本地自给外，都还运销无锡、上海乃至浙江等地。丹阳籼稻、杂粮仅供县内，但糯稻、大豆、小麦大都出售。[250]无锡稻米供本县民食，而小麦全部作为商品卖给面粉厂。[251]
广西是广东的大米供应地之一。销售广东的广西米被称为“西江米” 。南宁、贵县、梧州每年都有大量的稻米运往广东。据海关统计，1911年通过梧州常关的外运大米不少于250万担。[252]据估计，20世纪20年代以前，广西全省每年运销广东的大米为300万～500万担。[253]
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铁路的修建和面粉工业的兴起，华北京汉、津浦、陇海、京绥、正太等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商品化，在这一时期有了特别明显的发展。
河南新乡一带和直隶宝坻、南乐、文安等县是重要的商品小麦产区。据1913年的调查，宝坻、南乐、文安是天津各面粉厂的重要原料供应地。《武陟县志》载，“麦为北方食料上品，大河南北，业麦商于京津者甚多，武麦亦与焉” 。[254]高邑的小米、小麦、高粱、豆子和其他杂粮，除供本地食用外，广泛销售邻近的赵县、元氏、赞皇、柏乡、临城、内丘、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地。[255]定县小麦输出，“每年不下数十万石” 。[256]藁城虽盛产棉花，但仍有余粮出卖。据说五谷及甘薯除供民食外，“随时随地销售” 。[257]盐山产麦“尤丰” ，二麦有秋，“四方来籴者，毂相击” 。小米如值丰年，亦可行销外境。[258]
山西不但有相当部分粮食在本省市场调剂，而且是直隶和豫西陇海沿线产棉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山西的小米、高粱和小麦，南销河南，东销河北。据1935年的统计，全省有小米外销者54县，输出量达168万余石，其中57%运往外省；有高粱外销者35县，运往外省者占44%。[259]上述统计虽然时间较晚，但大体能反映2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晋中正太路沿线和晋北京绥路沿线一带粮食商品化的明显发展。正太线上的榆次，过去粮食几乎完全自给自足，品种以当地食用的小米、高粱为主，小麦仅占1/10。自火车通行，小麦行销，种麦者“比岁增加，几占全县禾田十分之三” 。[260]阳曲、太谷及其附近地区的小麦亦大量投放市场。北部小麦则多由大同运销京津。[261]京绥路沿线的察哈尔万全、张北等地的粮食商品化，同样有了明显的发展。万全被称为“米粮川” ，盛产各种杂粮，尤以绿豆为最。铁路修通后，绿豆、高粱、小米以及稻谷，大量运销外地。[262]张北县外销的粮食有莜麦、小麦、荞麦、小米、高粱、蚕豆、豌豆、绿豆等20多个品种，销售地区包括察哈尔各地，黄河、长江流域各省以及国外一些地区。[263]
华北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商品化，在形式上明显地表现为农民“粜精留粗” 、 “粜精籴粗” 。这一地区的商品粮交易，主要是两种情况：一是粮农同经济作物农、粮产区同经济作物区、余粮区同缺粮区之间的粮食交换；二是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粮食交换。如果说在前一种交换中，农民还主要是粜精留粗的话，那么，在后一种粮食交换中，则相当一部分属于粜精籴粗了。京汉路沿线的农民，一方面将小米等细粮卖给城镇居民，小麦卖给面粉厂；另一方面购进玉米、高粱等粗粮以自食。铁路沿线的北京、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新乡、郾城、许昌、汉口以及天津、开封等，均有机器面粉厂采购小麦，保定、石家庄、彰德、郑州等城镇，居民以小米为第二位主粮，这就使小麦和小米空前行销；同时，由于京汉路与正太、京绥、京奉三线衔接，有利于山西、张家口外和东北地区杂粮的运出。这就为农民的粜精籴粗提供了市场条件。如京汉路东侧卫河流域的龙王庙、大名府一带，是产麦名区，天津面粉厂直接运载高粱入乡，与农民换购小麦。[264]郑州以北京汉沿线地区，农民大多以高粱、玉米为主食，但在作物种植面积安排上，小麦、小米却占了很大的比重，高粱、玉米居次要地位。
东北是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商品粮区。随着铁道的敷设、农民的移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的商品化不断发展，北部地区尤为显著。如中东铁路东线地区，铁路起运货物，最初以林木为大宗，后因耕地扩大，粮食运输遂增。到1926年，其数量已超过林木，宁古塔一带还发展为中外有名的小麦种植区。松花江下游地区，耕地面积亦增加甚速，右岸地区尤甚。外运粮食，“大有与年俱增之势” 。[265]黑龙江拜泉、明水、依安3县，1915年还只有熟地22万晌，1919年增至71万晌，1927年更达84万晌。3县所产粮食，大多由呼海铁路输出。[266]
同其他一些地区相比，东北粮食商品化的程度更高，地区也更广泛。市场交换的粮食品种既有小麦、小米、稻米等细粮，也有高粱、玉米、糜子、稗子等粗粮。就地区而言，不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粮食商品化程度很高，有的还行销国外，如洮南每年运出粮食10余万石，行销各省和日本。[267]就是一些离铁路稍远的地区，也出现了粮食商品化的倾向，如奉天通化，五谷毕备，“除食用外，或车载，或船艚运，大都售之安东” 。[268]黑龙江讷河，则大宗输出小麦。[269]
从粮食品种看，东北地区商品化程度最高的是小麦。这一时期全国将近40%的面粉厂设在东北。[27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北小麦产量的丰富和商品化的程度。据记载，几乎各地都有一定数量的小麦供面粉厂消费。如吉林宁安，农产以小麦为大宗，播种面积占耕地的47%。所产小麦多为宁古塔各面粉厂所采购，余则运往哈尔滨、乌苏里江等处。[271]呼兰、瑷珲输往欧洲的小麦，据说每年各达数百万石。[272]
高粱、玉米、小米、杂豆等粮食作物的商品化程度虽不如小麦高，但也都有了发展。由于铁路和海上运输的改善，不少高粱和其他杂粮被运往关内各地销售。如奉天新民的高粱行销直隶、山东；[273]海城高粱通过海运销往山东、上海；[274]辽阳、东丰每年由营口、大连、安东运出的高粱分别达12万石和25万石左右。[275]台安“高粱种者极多，为出口货大宗” ；[276]辉南所产高粱，“除本地销用外，亦颇能行销内地” 。[277]其他如奉天锦西、义县、北镇、岫岩、凤城、宽甸、兴京、海龙、铁岭、昌图、梨树，吉林桦甸等地，都有数量不等的高粱运销关内或其他地区。[278]同时还有很大一部分高粱就地酿酒，运销各地。奉天开原一带，除大豆外，以高粱产量“最富” 。因其质量颇佳，大多被用来酿酒。[279]宽甸、桓仁、兴京、海龙、新民等县，每年所出高粱酒，都在80万～140万斤。这也是粮食商品化的一种形式。玉米、小米等的情况和高粱大体相同，只是产量和市场销售量稍低。
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水稻种植和商品化也明显发展了。由于稻米价格高，[280]获利较厚，在一些地区，水稻的生产一开始就是商品性的。随着稻米商品化的发展，还有人在吉林宁安、奉天铁岭等地设立垦牧公司或稻田公司，专门从事水稻的商品生产。[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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