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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东边道独立大讨伐”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时间:2022-08-2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冲破“东边道独立大讨伐”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与筹备第二次西征同时,杨靖宇正部署着另外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冲破长达近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121]然而,还未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正式开始,杨靖宇就指挥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十一独立师,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奇袭宽甸县大荒沟,给了日寇汉奸当头一棒。

冲破“东边道独立大讨伐”_关于杨靖宇的故事

与筹备第二次西征同时,杨靖宇正部署着另外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这就是冲破长达近半年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

经过1936年上半年的较量,日本法西斯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大发展,深知“共匪的猖狂仍未止息”[117],不仅使侵略者的刀锋无法指向全中国,而且还将使日寇汉奸的“王道乐土”最终化为乌有。于是,在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参谋长东条英机的直接策划下,以“彻底进行第二期的治安肃正工作”[118]为宗旨的《关东军第八五三号命令》,于1936年7月22日晨7时在长春出笼了。

所谓“第二期治安肃正工作”源于1936年3月出笼的“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即《关作命第七七八号令》及其附件《满洲国治安肃正计划大纲》,这两个文件将自1936年4月至1939年3月的三年时间定为“治安肃正”期,以“治标”“治本”“思想工作”的“三位一体”为方略,以期“彻底肃清在满共产党”。这里的所谓“治本”就是东北人民深受其害、至今痛恨不已的“集团部落”“匪民分离”,亦即“人圈”或“归大屯”,“思想工作”不外乎“协和会”“宣抚班”“日满一德一心”,而明火执仗地“讨伐”东北人民,便是唯一的“治标”良策了。

到这时,在自清光绪三年(1877年)即已设立的“东边分巡兵备道”,即“东边道”三十余县中,已有二十余个县成为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活动区域,再加上各路义勇军山林队,东边道绝对不会有一寸令侵略者“安然”的土地,因此,这里被定为“第二期治安肃正主要地区”并不出人意料。侵略者在《关东军第八五三号命令》中强调:“应将尽可能多的满洲国军,集中到北部东边道方面,同第一、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密切协商,直接领导该方面满军,单独彻底讨伐该方面的共匪。” [119](www.guayunfan.com)

这种以日寇指挥督阵、伪军充当刽子手的办法,较之以往确有其“新奇”之处,之所以如此,日伪当局的公开解释是“因为要检验满军的现有机构,即在省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正能力究竟如何” [120]。1936年11月 24日,时任伪满军政部少将最高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在通化“军政部讨伐指导部”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中,留下了又一份难得的自供:“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121]

然而,还未等“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正式开始,杨靖宇就指挥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十一独立师(即义勇军左子元部),于“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奇袭宽甸县大荒沟,给了日寇汉奸当头一棒。

大荒沟是宽甸县最为繁华的集镇,敌情复杂,杨靖宇认真研究了当地情况,认为“大荒沟四周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地势平坦,鸭绿江对岸朝鲜境内驻有日军守备队,敌人可以居高临下控制”[122],遂决定采用化装袭击的办法,鉴于镇内有一家经营烧锅、油坊的宝兴厚商号,杨靖宇还决定设法解决部队冬季给养问题,办法是:“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一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战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他自己愿意主动捐献,则更好。如果他没有了中国人的良心,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财产”。在战前动员中,杨靖宇一如既往,指示部队“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123]。

在杨靖宇的领导下,抗联战士取得了大荒沟战斗的胜利。

经过详细的侦查和充分的研究,决定由独立师张团长带一部分人,化装成土匪,在大荒沟东北方四五里的一个自然屯抢东西,再由教导一团政治部主任黄海峰化装成邵本良部队的郎连长、机枪连一排长刘宣传干事化装成日本指导官樱井,带领讨伐队去打土匪,然后进驻大荒沟街。

我军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找一堆乱草点把火,浓烟滚滚,冲天而起。然后化装成讨伐队,两路纵队大摇大摆地向大荒沟围子进发,到了大荒沟东门,围子里就是不开门。全副武装的警察、盐务警、自卫团荷枪实弹站在围墙上。自卫团长在上面向下喊道:“我们没有接到电话通知,不能放你进围子”。其实他们担心这是冒充的讨伐队。

我军战士在下面指着他们叫骂起来,这时黄海峰主任和刘宣传干事骑着大洋马上来了。刘宣传干事指着围墙上面,用半通不通的日本话叽哩哇啦一阵,接着黄主任喊道:“快快地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皇军指导官说,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说你们通匪。”

其实墙上伪警察看到两匹大洋马过来,有一个日本指导官,心里就害怕了。又听说不开门死了死了的,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不一会儿,围子大门打开,警察、盐务警、自卫团列队欢迎我军进围子。我们进了街后,黄海峰主任下令:“围子各大门由我们讨伐队接岗。”又命令我们机关枪班迅速接管街中心炮楼,并派部队立即封锁鸭绿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可又不敢炸翅。紧接着黄海峰主任命令治安警察、盐务警察、自卫团集合,怒气冲冲地喊道:“土匪就在你们围子前面住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我们把土匪打跑了,想进围子休息一下,吃顿饭,你们不开门,不出来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接着他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三步走!”

我们顺利地缴了敌人的枪。这时黄海峰主任才换了口气说:“我们不是讨伐队,我们是杨靖宇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这一下又使敌人吃了一惊,俘虏们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如梦初醒。黄海峰主任接着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

杨靖宇司令带领后续部队进到大荒沟街后,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厚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

我军部队撤离时,群众涌上街头,嘲笑警察和自卫团:今天建炮楼,明天修围墙,到头来他们自己恭恭敬敬地把红军接进围子。[124]

战斗结束后,杨靖宇将缴获的三十余支步枪和全部弹药分配给十一独立师。四天之后,《盛京时报》发出抗联“突使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奋力袭击,袭破大荒沟”的报道。此后仅仅一个星期,9月29日(阴历八月十四日),日伪军又在宽甸县牛毛坞错草岭与杨靖宇领导的抗联遭遇:

8月14日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杨司令就把全部兵力布置好了,都进入了阵地。有的埋伏在山头上,有的埋伏在庄稼地里和公路两旁壕沟里,也有的埋伏在人家里,等待日本鬼子进入埋伏圈。

8月14日午前,驻宽甸城日本守备队出发,十一辆汽车坐了全副武装的三四十名鬼子,还有两挺机枪和一门小炮押车。在中午十二点左右,日本鬼子坐的汽车,从错草岭上露头了,当车走到岭半腰时,当地的十家长张殿臣为了讨好日本鬼子,急忙跑去报告日本指导官说,下边有马胡子,日本鬼子听到后,都下了车,上了刺刀端着枪,分成三个分队,每个队距离二三十米远,往岭下行进。当日本鬼子先头分队刚走到肖家店门口时,敌人已全部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内,霎时,枪声四起,杀声冲天。战斗到下午二三点钟的时候,驻牛毛坞警察四五十人来增援,也被游击队一鼓作气打跑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把三四十个日本鬼子消灭了。并缴获了日寇枪支、弹药、大米、白面和军装等很多物资,充实了游击队的实力。鬼子的十一辆汽车,也被游击队倒上汽油点着烧了。

在这次战斗中,游击队的一名郝班长牺牲了,马连长也挂了彩。

通过这次战斗,杨司令在人民群众当中的威望更高了。广大贫苦群众认为,杨靖宇司令带领的部队勇敢善战,能为人民报仇、为百姓除害,是一支抗日救国的人民军队。有些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给游击队送情报、送米面和菜等物资,支援游击队消灭日寇。同时,广大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报名参加了杨靖宇司令领导的部队,使抗日游击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125]

错草岭战斗后仅两天,佐佐木到一便在通化成立“讨伐指导部”,任命伪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澄为司令官、满良为参谋长,纠集2.75万重兵杀向“东边道”人民。其中除当地兵力之外,还从驻齐齐哈尔的伪第三军管区调来了混成第十四旅和混成教导队,从驻热河的伪第五军管区调来了第五宪兵队和以索景清为旅长的混成旅,甚至伪军政部大臣直属部队乃至“国都”宪兵队也倾巢出动。

针对来势汹汹之敌,杨靖宇灵活运用“敌进我退”,于10月底率军部直属部队来到宽甸县北部四平街附近山林地区,这里属于龙岗山区,是宽甸、桓仁、本溪三县结合部,山高林密。这时,杨靖宇早已筹划的一步妙棋——密营,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

早在1935年,杨靖宇就从东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和日寇推行“集家并屯”政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部队冬季休整问题,“决定从各部队抽调人员,在收集粮食、筹备越冬给养的同时,选择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水源、便于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广建密营,储存粮食并做为抗联部队生活、休整的基地”。[126]1936年7月,在指挥西征的百忙之中,杨靖宇指示由第一军第一师战士王洪文担任工程队长,率领30名战士,在兴京黄木场东山后样儿沟和本溪碱厂羊湖沟里修建两座秘密仓库。王洪文回忆说:

秘密仓库修建在沟塘子里树木较多的山坡上,先剥土挖洞,挖进10米左右,安上保险门,再往里挖若干米后,开始挖宽两丈、高一丈二尺的空间,作为一间仓库。采取的办法是边挖、边搭棚子、边支柱。棚子和墙均是用从山林砍下来的树木砌成的。挖出来的土都倒在沟塘子里。然后,再到较远的山上挖来树和草栽在上边,使敌人看不到这些新土,每座仓库的外间都建有一、二间宿舍,再在宿舍内搭成炕。但这里的山沟没有砖头和石片,炕面只好用扒了皮的细木杆一根根排好,盖在挖好的炕洞子墙上,再抹上一层稀泥,然后再盖上一层木杆,再用稀泥墁上,将炕搭成。烟道是顺着地皮挖出一趟一二里长的小沟,用木头棚在沟上,盖上土,烧炕时的烟就顺着这小沟,渗到地皮外边去,这样不易暴露目标。修筑这两座仓库,共计13间,贮存着各村屯缴纳、捐献的粮食,以解决部队用粮问题。[127]

抗联一路军修建的密营

按照上述基本结构,杨靖宇指挥部队,在桓仁县前后夹道子、老秃顶子山里、濛江县那尔轰、青江岗、本溪和尚帽子山里、宽甸县四平街、北天桥沟等地修建了近百处密营。正当敌伪“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如狼似虎之际,杨靖宇率领部队于11月起在宽甸北天桥沟密营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休整,亦即战士们称呼的“猫冬”。在整训期间,杨靖宇领导了随营学校的工作,组织战士们以《救国时报》为教材,学习政治和文化,了解形势,坚定斗志。他还创作并导演了以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为题材的话剧《王二小放牛》,半个多世纪后,王传圣仍记忆犹新:

1937年(应为1936年——引者注)11月,天降头一场大雪,我们住进了北天桥沟密营。它西连老和尚帽子大山,北接外山堡大山,东毗老秃顶子大山,东南连接前后夹道子和花脖子大山。

部队成年累月在外行军、打仗,吃不好,这次一下子有了一个安稳的环境休整一下,战士们都很高兴。部队在密营里开展政治学习,进行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并想方设法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有时还派出小部队到外面去袭击、骚扰敌人,或者派出人员深入人民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

时间一长,战士们听说部队要在密营里过冬,等到明年春天雪化冰消才出动打鬼子,又着急了。纷纷议论说:“‘猫冬’还算什么抗日,不打鬼子怎么光复东三省。”

杨靖宇司令针对战士的这些思想情绪,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我记得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报告,分析东北的抗日形势。他说:“今年冬天敌人要对东三省的抗日联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全面围剿讨伐,他们急于寻找我军主力、消灭我军主力。如果我们不在密营‘猫冬’,急于出去,那不正好上了敌人的当吗,大家想一想,我们‘猫冬’,敌人找不到我们,他敢抽调兵力进关吗?现在不是我们怕日寇才‘猫冬’,而是日寇怕我们‘猫冬’。”

杨司令讲得大家心服口服,我们也就安下心来在密营里学习训练。

就在这个密营里,杨司令编写一个剧本《王二小放牛》。这是个四幕话剧。内容是说在抗日游击区里某山村,有一户人家,共四口人,王二小上山放牛去了,爸爸也砍柴出了门。日寇讨伐队和警察进村了。日本指导官踢倒了王二小的妈妈,抢走了姐姐。正在这时,抗联进村了,消灭了敌人,处决了那个日本指导官。王二小当即参加了抗日联军,一些乡亲们也送自己的儿子参加了抗联。

这个四幕话剧在密营里演了两场。大家看了非常高兴,极大地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抗日救国热情。我还在剧中扮演了王二小。机关枪连的王射手外号叫老太太,他扮演老妈妈,警卫员小徐扮王二小的姐姐,日本指导官由刘宣传干事扮演。

这个话剧,后来还演过两次。最后一次演出,一个战士在台下朝演日军指导官的战士开了一枪,一问,原来剧情和他的遭遇一样,当时很气愤,忘了是在演剧,幸亏没伤着人。[128]

在领导整训工作的同时,杨靖宇指挥第一路军各部队,在安图、临江、抚松、濛江、通化、长白、宁安、穆棱等地频繁与敌交战,并进一步密切了与吉东地区和以周保中为军长的抗联第五军的配合协同,歼敌近千人,击毙伪第二军管区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均为指挥伪军的日军军官)。日伪军恼羞成怒之余,除悬赏万元购求杨靖宇首级之外,又于1937年初调派大批部队进驻一路军部队的主要活动地区——宽甸,尤以对四平街地区的搜山“围剿”更为频繁。为此,杨靖宇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且情况不明之机,先发制人,首先消灭中岛“讨伐队”,战前,杨靖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决定由教导团一连奔袭敌军侧翼,把敌人赶出驻地,逼进驻地西南一片开阔地中,教导团其他各连埋伏在开阔地坎埂上,以全歼从驻地跑出的敌人”[129]。2月27日夜11时,杨靖宇率部挺进四平街,12时战斗打响,因敌军依托兵营围墙顽抗,杨靖宇及时改变部署,指挥部队强攻,经四小时左右激战,毙敌二十余人,于拂晓前撤出阵地,随后经外三堡转移至桓仁老秃顶子密营。此后数日,惊魂未定的日伪军出动重兵,在飞机配合下对四平街战地进行“地毯式”搜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武装游行”而已。

自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东边道独立大讨伐”折腾半年之久,自供与抗日武装交战563次,杀害了许多当地群众,据伪满战犯、时任伪军政部参谋司长兼训练教育总监的王之佑供认:“地方人民(内有朝鲜族)被逮捕杀害的约有数百人。尤其是无人区人民,失去田庐,走死流亡者不下两万人。1937年春夏之交,瘟疫流行,死亡者当有数千,这些恶果都是这次讨伐给予的。”[130]在此期间,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曾被《八一宣言》誉为民族英雄的王德泰,第一军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一军第一师副官李向山、第十一独立师师长左子元等,或捐躯沙场、或被俘就义、或纵身跳崖,为抗日救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曾与杨靖宇、金日成并肩转战东边道的王凤阁于1937年3月被俘后怒踢日伪宴席,横眉冷对屠刀,他年仅4岁的儿子小金子也高呼“中国人不吃亡国奴饭!”[131] 4月1日,王凤阁与妻儿和五名战士一起,慷慨就义于玉皇山下。金日成赞誉王凤阁:“在东边道一带打了不少仗,也洒下了不少热血。”[132]他们以自己的铮铮铁骨,抵御了“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屠刀。

王凤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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