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多数投票规则和中位选民定理时曾经提到唐斯的政治竞争模型。唐斯模型的突出贡献是重新设定了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政党在竞选时追求的是选票最大化，一旦政党赢得选举组建政府，政府的一切行为便被认为是为了赢得下一次的选举。在西方民主中，选举行为是周期现象，法律规定每隔4年或者5年必须进行新一轮的选举。伴随这种周期，政府的行为也形成政治经济周期。公共选择理论在宏观层面上的运用之一就是解释政治经济周期。
(一)政治经济周期
政治经济周期的形成和选举行为直接有关。对选民而言，选举是为了选择公共产品的供应水平和种类。结果，由于候选人追求的目标是选票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导致了选举服务于个人赢得选票的目的，选举的意义发生偏离。如果进一步解释这种偏离，必须研究选民的效用函数。要使选民最大化其效用值的假设变得可以考察，就将这种效用函数的变量减少到一个，比如说是收入不断增加。选民会选择承诺提供更多收入的候选人。对于所有的候选人来说，他们都认识到提高收入的重要性，但是从长期看，收入的提高与宏观经济形势有关，这一变量难以通过政府的短期政策发生改变。对一个追求选票最大化的候选人而言，他可以采取的策略是采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改变现存资本和劳动量的利用率来提高收入，也就是调整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指标。因此，在候选人之间发生的政治竞争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方案之间的竞争，而是再分配方案的竞争。最后，中位选民定理决定哪一个再分配方案胜出。
这种发生偏离的选举行为和传统的宏观经济方式的差异可以通过图4-13来说明[30]。
在图中，纵轴P代表通货膨胀指标，U代表失业率。W0和W1是两条效用函数，从W0向W1的移动表明效用的提高，因为W1代表更低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描述通货膨胀和事业替代关系的标准模型是菲利普斯线，短期的菲利普斯线FF和效用函数W0相切，切点是K。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方式中，政府的经济政策会选择K点，因为这一点代表的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在发生偏离的选举行为中，假设有一组选民沿着FF线进行选择，每一个选民的偏好组合都不一样。如果选择K点右部的选民大大多于K点左边的选民，在中位选民定理的作用下，最后决定的政策就会落在K1点。
图4-13 发生偏离的选举行为示意图
理解了选举行为的偏离后再来看追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党如何采取行为。如何观察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行为，长期的菲利普斯线是发挥约束作用的。在图4-14中，I1和I2都是中位选民的无差异曲线。长期菲利普斯线LL和中位选民的无差异曲线I1相切于M点。对于竞争的政党而言，他们为了获得中位选民的支持，都将努力推行宏观稳定政策，这种政策将满足M点的要求。
图4-14 竞争的两党政策取向示意图
发生偏离后的选举行为和选举中政党政策取向的一般规律使得政府的行为变为经济事务的内生变量。也就是说，寻求选票最大化的政府不仅仅对经济活动的变化采取应对措施，而且通过政府的行为影响就业、通货膨胀、产出等经济指标。选票最大化的目标能够影响[31]:(1)政府决定实施的政策，包括减少通货膨胀和失业、促进增长即实现收入分配目标;(2)政府目标的组合，其中存在权衡取舍的问题，如通货膨胀和失业等;(3)政策工具的选择，因为这些工具会对分配结果产生影响。
一旦政府行为成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政府可以通过其行为主导一定时期的经济状况，由此形成独特的政治经济周期。政治经济周期可以定义为:经济活动往往围绕大选日期波动，政府一般在大选之前寻求有利的经济结果，而把不利的经济结果拖延到大选之后[32]。
政治经济周期的出现需要满足以下几个前提:
1.政府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下一次选举中能够再次当选，政府调整政策是为了获得短期的较好的声誉，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它总是首先确保能够更明显带来良好声誉的指标。
2.选民投票时最关心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其他的经济指标对他们的投票行为影响不大。
3.选民是近视的，政府在短期内的政策调整带来的短期效用最大化能够吸引选民的选票;在随后的一段时期内政策变化带来的效用水平的降低趋势不在他们投票时的考虑范围之内。
从图4-15中可以看出政府行为导致政治经济周期的过程[33]。
图4-15 政治经济周期形成过程示意图
M点是长期菲利普斯线LL与中位选民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一点，它代表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最佳组合点。假设在各种经济指标中，价格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是相对不敏感的，那么政府会选择操纵宏观经济杠杆以便在短时期内减少失业率，而通货膨胀的影响在随后的一段时期中才会充分显示。政府使经济沿着短期菲利普斯线SS向左边移动，移动到M0点，在短期中降低失业率，提高绝大多数选民的效用。一段时间之后，通货膨胀率会上升，经济会恢复到LL线，政府必须降低通货膨胀率，重新向LL线上的M点靠近。
图4-16 政治经济周期示意图
如果更明确地将政府改变政策的时机与选举日期相联系，图中虚线所表示的这种政治经济周期的每一阶段的结果可以用图4-16表示。
在图4-16中，在第一个选举日之前，政府降低失业率，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在上涨。假设政府的这种降低失业率的政策使得它再次当选，在选举之后，它必须要采取充分的通货紧缩政策，解决最突出的问题，降低通货膨胀率，确保宏观经济的稳定。在任期的中期，它可能会提高失业率，以便在临近第二个选举日重复这种政策，再次获得选民的信任。
从以上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如果政府可以决定下一个选举日的日期，而不是由宪法明确规定这个日期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将选举日期控制在它认为最有利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组合时期，以此获得更多的当选优势。
如果政治经济周期出现的三个前提条件中的任意一个没有得到满足，政治经济周期就会出现扭曲。例如，当选民综合考虑多种经济指标，能够分析每一项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有利和不利结果时，他们的投票行为就不是近视的，政府改变形象的手段就受到限制。
(二)政府失灵
从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度看待政府，政府失灵具体体现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供给数量过多(过高的预算支出)、供给成本超过实际所需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等方面。
在公共选择过程中，政府失灵的原因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非市场决策，对政府的决策过程进行了经济分析之后发现，政府失灵既有偶然性的因素，更多的是必然性的因素。
参与公共选择过程的一切行为者都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为了谋求各自的私利而行为。选民对公共产品的供应规模和供应水平提出要求，并通过选举行为选择能够带来最大效用的供应规模和供应水平。而在前文的分析当中，选民偏好的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投票机制的选择和投票加总方式的选择，都制约着选民实际的选择能力，降低了其对公共产品供应者的约束能力。利益集团的活动摧毁了选民对公共选择结果的平等的影响力。尤其重要的是，不论用何种方式作出的公共选择，最后的施行者是缺乏竞争约束的官僚机构。而政治家或者称为候选人只关注当选和执政，他们在选举之前对公共产品供应问题的承诺往往在当选后不了了之。因此，在西方国家，政府失灵从逻辑上看是必然的。
公共选择理论对国家或者政府行为表现出一种“忧郁”的心情[34]。它对民主制度的悲观看法，一方面来自对实践的观察——不稳定性、无效率、被操纵的日程安排、互投赞成票等等民主决策的弊端，另一方面来自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纯理论的分析结果。
在传统的政治学理论中，对政治人的假设使得选民抱有幻想:政治家和官僚会为了公众利益而工作，政府失灵只是偶尔的操作失误，可以由政府自身加以纠正。公共选择理论打破了这一幻想。政府失灵不可避免，为了将政府失灵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公共选择的参与者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完善决策过程，加强对决策者的监督，加大约束力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