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第二节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亚里士多德通过观察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认为人具有偏爱布道和政治活动的自然倾向；而亚当·斯密通过观察公元18世纪的苏格兰人，却认为人具有一种从事政治交换的倾向。从这两位知识界巨人的观察中，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两个独立的领域:政治科学和经济科学。政治科学一直研究人在公共舞台上的行为，经济科学一直研究人在市场上的行为。政治科学通常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利益，公共选择领域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对当选政治家始终会寻求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政策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参见布坎南、伯顿和瓦格纳，1978）；而经济科学则假设所有的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且，以社会科学中独特的一种逻辑来对这种行为进行模型化分析。

如果政治意味着优雅和客气，而经济意味着节省和效率，那么，政治和经济这两个目标就经常抵触。如果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而中央银行的目标只有一个:稳定通货。所以，如果中央银行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它就会成为政治家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物价稳定自然就无从谈起，因为通货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不过是其他政府政策——试图达到高就业目标，或保持巨额预算赤字——的一个分支。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在任何时空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他确信，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源自货币供应的高增长。当“通货膨胀”被定义为物价水平持续而快速地上升时，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是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都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货币才是通货膨胀之源。

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也许早在人们开始对经济学本身感兴趣的时候，这一问题就已经被提出来了。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许从更早时期的重农主义）开始，起码到1848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S.Mill）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止，我们今天称之为“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在当时一般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制定政策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会严重影响货币政策，引用得最普遍的冲突是中央银行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尽管政治家自己之间也存在冲突（如政府的执行部门以及立法部门之间的冲突）。像政治家和中央银行家之间这种冲突对社会是有害的，因为，其所产生的政策经常是一种不恰当的妥协，它取决于所涉及的双方相对讨价还价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平衡背后的因素随时发生改变，则由此引起的政策很容易改变，并很难预测。然而，中央银行家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不一定能避免他们合谋，政治家想要影响货币政策，但同时又想避免由于不得人心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抱怨。因为中央银行家不需要面对选民，政治家能将中央银行家当做否认自己必须对不得人心的政策负责的替罪羊。他们也能贿赂中央银行家与其合作，并利用授予他们多种特权、更高的薪水以及中央银行家所爱好的其他相似的东西，而将滥用职权的罪名抛向中央银行家。这种游戏的意义在于，政治家能严密地监管中央银行并限制它们的决策权，但是政治家不这样做，因为如果中央银行是一个可靠的替罪羊，则它必须具有决策权力:在联邦储备银行70年的存在过程中，国会和总统们依然不赞成迫使联邦储备银行公开地屈从于它们的意愿，这不是一种偶然。通过给予联邦储备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大量的事前决策权，当选的政治家给他们留下了事后抱怨联邦储备银行的余地，无论其政策的哪方面发生了错误。

在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一点是政治家倾向于选择相对较短的时期，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任职期一般很短，并且经常是不确定的。因此，从社会的角度看，政治家倾向于相对较多地贴现未来，他们很难采取一般社会利益可能要求的“长期视野”（政治家也可能被引诱到对社会有害的政策如通货膨胀中，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税收收益，并且税收的替代形式在政治上更花费成本）。然而，中央银行家的任职期更安全并且能采取长期视野，并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尽管如此，决定货币政策最明显的因素显然是政治。历史上的经济学不仅认为政治力量影响经济结果，而且经常将政治视为决定性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分析通常假定，中央银行直接受到当时政府的政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即必须执行政府的政策），这个假定毫无疑问对中央银行只是作为政府的执行机构的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合理的，即使中央银行能自主地决定采取何种方式执行预定的目标（工具独立性），这种情况也适用。相反，如果中央银行也拥有机构独立性，就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但如果中央银行担心政府会解除自己的这种独立性，那么，政治压力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从政治运作的角度分析赋予中央银行以充分独立性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理论（最早对政治经济周期的详细探讨见于卡莱茨基的著作中，但直到最近公共选择理论发展之后，这一概念才被广泛接受）。这些研究的共同假说是宏观经济变量影响执政党和政党领导人的声誉，以及在选举时期的选票数量。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普遍被认为是宏观经济业绩的基本指标，这些变量构成了贯穿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的共同主线。

在缺乏剧烈的政策冲击下，通货膨胀率基本上取决于过去的通货膨胀率，政策行动首先影响的是实际产出，然后才影响价格水平，这样，扩张性政策在加速通货膨胀之前先减少失业，而紧缩性行动在减缓通货膨胀之前先增加失业，所以，扩张性政策首先取得受欢迎的结果，然后才会出现不受欢迎的结果，于是，政策制定者立即受到颂扬。当通货膨胀率确实加速时，社会公众很少会将它与几个月前采取的政策行动联系在一起，从而不会归咎于政策制定者，反而他们可能将它与当时的一些事件如粮食歉收、工商企业或者劳工组织唯利是图等联系起来；另外，紧缩性政策首先引起不受欢迎的失业增加，接着才是受欢迎的通货膨胀减速，于是，政策制定者马上受到责备，当通货膨胀确实减速时，社会公众很少会将它与前面的政策行动联系在一起，自然也不会增加对这些政策制定者的信任，反而他们会将它与当时的一些事件如粮食丰收、生产力提高或者经济管理部门能力的增加等联系起来^[2]。

经济政策的执行是政府阶层为了继续当政而不得不满足选民需要的经济需要的行为。市场以价格为基础分配资源，而政府则以选票为基础分配资源。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政府官员必须面对每隔几年的重新选举，这种频繁的选举决定在其当政的时间段内必须有所成就。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政治行为和政策结果的时间范围并不能较好地满足这一时间段，因为政策对经济的影响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存在时滞。然而，不能满足足够大比例公众的要求就意味着将在选举中面临失败，因此，当局往往宁可采用一些效果较差，但更明显、更快发挥作用的政策，而不采用那些明知更优的政策。例如，经济政策对收入的作用往往快于对价格的作用，因而，在短期内实行扩张性政策首先会表现为收入的增长（这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而不是物价的增长（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实际收入会降低，通货膨胀上升，联邦储备体系主席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对国会就此问题提出警告:

获取这种收益的过程对经济绩效以及长期的生活水平是不利的，它必须付出很高的成本，对这种诱惑的让步给经济带来通货膨胀的倾向，并容易导致经济不稳定、衰退以及经济停滞，相对于从长期考虑实施的更加自由的货币政策而言，其将产生更高的利息率以及更低的生产率以及生活水平（见Alan Greenspan，“Testimony，”Federal Reserve Bulletin，December 1993，p.1101）^[3]。

一种经济不能在真空中运行，在经济上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并不一定在政治上同样吸引人；相反，在政治上吸引人的解决方案在经济上也并不一定同样吸引人，特别是为了放慢通货膨胀而采取的限制性经济政策工具，因为从定义说，这种政策都降低一部分人的支出和收入。经济不能简单地与政治割裂开来，实际上，近来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常常被人们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和政治之间经常会产生矛盾，经济学家宣称没有“免费的午餐”，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必须作出选择；另外，政治家则依靠鼓吹“免费的午餐”而生存。正如《华尔街时报》（The Watt Street Journal）所说:经济学界名声不好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学家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令人痛苦的……同时，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被政治家否决。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有一种像剃刀那样锋利的感觉。这就是经济学家不仅有用也是危险的原因所在。说经济学家是有用的，是因为他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纠缠在一起的复杂的形式；说经济学家是危险的，是因为他只从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然而，世界并不仅仅根据经济的角度发生变动^[4]。

政府往往具有滥用掌握的政策工具的冲动，而且，在实行货币政策上天生就是不诚实的，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永久性的高通货膨胀率，而同时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上。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s）理论认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对增长目标的刻意追求会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经济周期。在早期的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1975）—麦克雷（C.Duncan MacRae，1977）模型中，货币当局通过在选举前夕营造可能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短期最佳组合以刺激经济，提高就业率，为在位总统再次当选创造良好的竞选环境。因此，一些经济学家相信，经济政策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让决策者斟酌处置。如果政治家是无能的或机会主义的，那么，我们可能就不想给他们斟酌处置权来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这一强有力的工具。政治家的无能产生于几个原因:一些经济学家把政治过程看做是反复无常的，这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特殊利益集团权力的转移。此外，宏观经济学是复杂的，而政治家往往没有足够的宏观经济学知识，从而不能做出有根据的判断。这种无知就使“江湖骗子”提出了错误的但表面看来能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而政治过程往往不能把“江湖骗子”的建议与有资格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分开。

经济政策中的机会主义产生于决策者的目标与公众福利的冲突。一些经济学家担心，政治家把宏观经济政策用于他们的竞选目的。如果公民是根据大选时存在的经济状况投票，那么，政治家就有动机在选举年实施使经济发展看好的政策。一个总统会在当选后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很快引起衰退，然后，在下一次大选接近时为了降低失业而刺激经济；这就确保了在选举日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低。为选举利益而操纵经济被称为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 Business Cycle），这是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广泛研究的题目。

对政治过程的不信任使一些经济学家建议把经济政策放在政治领域之外，一些人提出了宪法修正案，例如平衡预算修正案，这个修正案试图约束立法者的手脚，并使经济与无能和机会主义分隔开。

总之，政治的坐标是短暂的，“政治家既没有爱，也没有恨，支配他们的是利益而非情感”。“请大家听我说，绝不再增税了”（乔治·布什，1988）。所以，必须把货币政策交由独立于政治的具有长远视野的中央银行控制，才能为实现货币政策的长期稳定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

政治家也会受党派利益所驱使，因为除非赢得或保持权力，否则，意识形态纲领就不能付诸实施。在过去的25年间，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检验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失业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对政府声望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表明，诸如此类的宏观经济变量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并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参见莫斯利，1978；施奈德和弗雷，1988）。由于从政策供给的角度讲，在位政治家所处的位置与垄断者类似，因而毫不奇怪，他们可能常常会受到选择性政策的诱惑，并采用这些政策来使他们的再选前景最大化。在过去的20余年间，经济学家建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模型，他们已将这些内容纳入其中。现在，经济与政治的相依关系已成为研究总体经济不稳定性原因的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5]。

根据政党或政府追求目标的不同，我们可以把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分为机会主义型和党派信徒型两种模型。机会主义模型认为，政治参与者的唯一目标在于赢得选举，因此，任何政党设计选举方案时只是考虑使得选票最大化，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它也执行这项政策——不管当时的参与者是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偏好；相反，党派信徒模型则认为，每个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执政党将执行支持它的利益集团认为是最优的政策，即使在选举方案中曾起草过一项其他的政策，理性的选民预测到这一点，就会选择其意识形态与自己的偏好最相近的政党。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文献中，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主要方法和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1975）通过建立政治经济周期的机会主义模型使人们对这一领域重新产生了兴趣（亦可参见林德贝克，1976；麦克雷，1977）；而希布斯（1977）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而非占有职位的动机。遗憾的是，在70年代中晚期，理性预期革命使诺德豪斯和希布斯的模型均受到了冷落。理性预期假设意味着理性的投票人和经济主体是前瞻性的，不会系统地受骗。阿莱西纳（1988）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破坏性”后果，在诺德豪斯（1975）和麦克雷（1977）的贡献之后，“从实质上讲，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文献没有什么进展”。理性假设对希布斯模型也一样有影响。由于在新古典模型中，扩张的或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对产量和就业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因此，识别党派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要困难一些（参见阿莱西纳，1989）。阿尔特（1985）总结说，党派的影响不是持久的，而是在政府换届后暂时出现的。

表3-1　政治经济周期模型的基本假设

资料来源:［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M］.黄险峰、孟令彤、秦岭、罗军译，黄险峰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66.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段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自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文献大量涌现出来（参见威利特，1988）。作为对理性预期批评的响应，经济学家们建立起了新一代的理性政治经济模型，如罗戈夫和赛伯特（1988）等经济学家建立了理性机会主义模型，而阿莱西纳（1987）则建立了理性党派模型。

一、“机会主义型”政治经济周期（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

公共选择理论家认为，对政治行为可以像对经济行为一样来加以分析。正如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公共选择理论家认为政治家所考虑的是选举，他们的目的是使再次当选的前景最大化。在某种程度上，选举前的操纵行为至少是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选举产生经济扭曲问题的一部分。“在（总统选举的）指定日期远未到来之前，选举就成为最重要，甚至有人会说是唯一让人全神贯注的事情……总统……进行统治不再是为了国家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能够再次当选；他拜倒在公众面前，经常忙于揣测他们反复无常的变化，而不是按照职责要求去抗拒他们的激情。”（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ary in America，1848）在下面这段引自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著《美国的民主》（1835）中的话就已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不认识到总统希望再次当选是总统的主要目的，就不可能考察美国正常的选举进程……尤其是当选举临近，他的个人利益就取代了公众利益。”依据弗雷（1978）的观点，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循环流程模型需要加以修正，以便把政府的自利行为考虑在内。这一修正的政治—经济体系可用图3-1来表示。在政治—经济循环流程模型中，政治家受意识形态和再选前景的双重考虑所驱使。投票人评价政治家的依据是诸如高就业、低通货膨胀、实际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等合意的经济目标是否成功。临近选举的经济状况对政治家至为关键，政治家明显意识到为了能继续保持其地位，就必须使经济充满活力。如果经济状况不令人满意，选民就会投反对党的票，现任者就将失去其位置。因此，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进而当选的动机就会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使用^[6]。

图3-1　一个政治—经济模型^[7]

最优政策选择的标准模型中只有一个单一的计划者，他在经济的整个存在期间做出政策选择，而无须考虑该时期是有限的还是无穷的。尽管决策者可能喜欢永远执政（确实也有很多政治家都在尽可能地这样做），但决策者通常都是经选举产生的，其任期有限，并且他也明白自己迟早会被另一个决策者所替代。在选择不同决策者的机制中，研究最多的是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整个要点就在于将不一致的偏好加总为某个唯一的政策选择）。但这并不是决定选择决策者的唯一制度，因为单一的个人就可以将决策权授予某个决策者，有时某个小组也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样，就产生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一个人或一群人（即委托人）福利的决策是由另一个人（即代理人）做出的。委托—代理问题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使代理人做出有利于委托人的决策。选举可以使投票人选择他们认为“最优秀的”（或者认为他们的执政观点最接近于选民认可的意识形态）候选人，以使执政者对全体选民负责。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约束手段:如果当政者政绩很糟糕，就会面临下次选举失利的惩罚。当只有一个委托人（或者很容易用一个委托人来代表的一群委托人）评价单个代理人的行为时，如同政府官员的唯一目标就是“讨上司的欢心”情形一样，此时的委托—代理范式是最有用的。当有许多委托人，他们的偏好不全了解，他们的行为又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个委托人的行为时，并且当委托人又可以在不同的潜在代理人中间进行选择时，这时运用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就会变得比较困难，而这正是对选举本质特征的描述^[8]。

事实上，在缺乏民主的社会里，政府满足它们公民的经济需求的必要性也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虽然，这时官员的任期较长，但在一定时期以后，若政府仍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经济效果，它将以另一种方式被取代，任何一个政府的生命期与国内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以及家庭收入的悬殊性都呈负相关关系。在任何时候，控制政府的政治团体都有各自的利益倾向，如果当政的政府通过一项超过自己任期的长期承诺使政策陷入闭锁状态，就会阻碍未来当选者进行他们所想要的变革。如果其他政党或者新的派别上台执政，原来执政的政党给予某个利益集团的好处将有可能取消。这种涉及“政治产权”的不确定性将使这些利益集团进行政治妥协，并出台一些不易逆转的、经济上没有效率的制度。无效率政策的“好处”就在于它在给予一个规模小而集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很高人均收益的同时，却将其成本以很小的人均数量落在一个规模大而分散的人口之上。前者具有充分的动力获取他们的收益，并解决在政治行动中所面临的“搭便车”问题，但是后者的动力却小得多，因此，难以获得信息并被组织起来。阿克曼（1947）指出，选举周期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在政治家能够影响或控制中央银行政策的程度上，当选的政治家可能会明显地出于竞选目的而利用中央银行政策（Nordhaus，1975）。如果选民根据经济状况作出选举决策（投票人采用的是众所周知的回顾性投票规则，因为他的投票取决于过去观察到的执政者的政绩），而中央银行政策影响这种经济状况，则政治家为了最大化再次当选的机会，往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人为地制造一种经济上的繁荣景象；在一届政府当选之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的经济政策来降低通货膨胀率，以降低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在此过程中失业率也会上升。这种当选后初期的紧缩政策选择作为对将来的一种“投资”，可以使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在政府当权后期接近于“初始状态”。而在当选前夕，政府则会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即以“适度”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以便降低失业率，从而引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使利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其他经济变量比原来更不稳定，也更不可能预测。所以，这种政治经济周期实质上是当选的政治家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所进行的一种游戏。政治周期所导致的经济周期模型通常被称为政治经济周期（PBC）模型。

关于政治引致的经济周期的研究兴趣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就开始了，它是由以下几篇论文引起的:克雷默（Kramer，1971）研究了经济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的决定作用；塔夫特（Tufte，1975，1978）颇具影响的研究以及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而且它极有可能就是美国1972年总统选举的理论模型，克雷默（Kramer，1971）对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波动二者关系的早期研究进行了评论。在这一领域中，塔夫特（Tufte，1978）的《经济中的政治控制》乃经典之作。根据塔夫特的理论，机会主义型PBC模型的研究基础可以归纳为两个前提条件:选举前的经济状况会明显影响选民的选择；并且政治家由于充分了解上述事实，因而，试图对此加以利用。无论是政策工具本身，还是与政治周期相关的经济活动，以及选举左右一段时期的经济波峰的度量指标，它们的周期性波动都证明了后一个前提条件存在。早期的研究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支持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的经验证据。而在对经济条件影响投票行为的作用方式的经验研究中，克雷默（Kramer，1971）的论文可能是最早的一篇，其结论是:经济波动会对美国国会的选举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施蒂格勒（Stigler，1973）得出的结论是，国会选举结果并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可以参见奥肯（Okun，1973），这一结论也为塔夫特（Tufte，1975）所证实］。克雷默对执政党得票总数对大选之年政绩的两个不同度量指标（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以及当年通货膨胀率）的回归，结果发现它们都是得票总数的显著决定因素。早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可能是费尔（Fair，1978）的论文，他在该论文以及随后的论文［费尔（Fair，1982，1988）］中发现美国存在着类似的结论。他还考虑了总统任期中经济状况的16种不同度量指标，包括4个基本的经济活动度量指标——实际人均GNP增长率、GNP缩减指数变化率、失业率水平以及失业率变化率。费尔（Fair，1978）的结论是:选举前的经济状况对投票结果确实很重要，大选之年的实际经济活动的变化（或者用选举年实际人均GNP的变化，或者用选举年失业率的变化来表示），看来对选举总统的投票行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发现，增长率每提高1%就会使在职者的得票总数增加大约1%。在经济活动增长率既定的情况下，费尔发现，虽然有用的两个度量指标中，用选举前两年中的通货膨胀率效果最好，该通货膨胀率用GNP缩减指数变化率来表示，但是，其他14个宏观经济状况度量指标在解释方面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第二个关键发现是，选民似乎对过去经济状况的贴现率非常高，他们几乎不再考虑一年或者两年之前的经济状况。关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选举前经济状况对投票模式影响的重要性，有许许多多的其他论文也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通过考察投票函数或者拥戴函数，刘易斯—贝克（Lewis-Beck，1988）发现，克雷默和费尔得出有关美国的结论，对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成立。关于丹麦、挪威和瑞典，麦德森（Madsen，1980）也发表了相似的结论。塔夫特（Tufte，1978）、阿莱西那和罗森塔尔（Alesina和Rosenthal，1995）对很多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在讨论经济条件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时，最后一点涉及总体经济状况与个人经济状况对投票的不同影响。刘易斯—贝克（Lewis-Beck，1988）认为，虽然经济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看来个人并不是根据自己的经济境况“狭隘的钱包（经济利益）”来投票，而是根据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偏社会性的投票）。他通过对调查数据的详细分析，发现无论是在美国的选举还是在所考察的西欧国家的议会选举中，上述结论都成立。他认为，在整体经济状况既定的条件下，“仅仅靠评价自己的钱包，对个人投票选择的影响作用是可以忽略的”（Lewis-Beck，1988）。他表明，一个选民在判断现任者的绩效或者能力时，会意识到总体经济状况会比个人经济状况能够提供更精确的信息^[9]。

机会主义的PBC模型通常假设所有投票人都是相同的，因此，导致周期的选举操纵就会针对代表性投票人而进行。由于选民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这样，根据代表性投票人的宏观经济总量决策来对其构造模型是讲得通的。机会主义的PBC模型强调另外一种利益冲突——一方面是信息不太充分（或者不完全理性）的选民，另一方面是自利的执政者，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诺德豪斯（Nordhaus，1975）在政治经济周期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建立了正式模型，并通过这一研究首先提出了政治经济周期假说。诺德豪斯作出了若干假设:①该政治体制中包含两个政党，如道恩斯（1957）的中位投票人定理所预测的，这两个政党间有完全的政策趋同性。②两个政党均对政治利益最大化感兴趣，而不是对意识形态纲领感兴趣。对于这些机会主义的非党派政治家而言，只有选举结果是重要的。③选举时间是外生固定的。④总体失业（Ut）和通货膨胀预期出现在每个投票人的偏好函数中，并且喜欢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政策制定者完全了解投票人的偏好。⑤投票人根据在位政治家当政期间管理经济的表现作出政治选择。投票人不仅会回想起他们的投票行为，而且他们的记忆在衰退，亦即，他们是短视的。⑥宏观经济系统可以用一条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其中，短期的取舍关系不如长期的取舍关系受欢迎。投票人不了解宏观经济框架。⑦通货膨胀预期是适应性地形成的。⑧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采用财政货币政策操纵总需求来控制失业水平^[10]。他还假定全体选民只关心失业水平和通货膨胀（克拉克等人研究了1979～1983年英国每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数据，也确实发现政府威信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在诺德豪斯模型中，居民实际收入、国际收支和社会保障等因素都被简化。这样，在选民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目标是最大化其再次当选的概率。而在罗戈夫—希贝特（Das Rogoff-Sibert Modell，1988）的学说中，政府的能力体现在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上: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比能力差的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同样水平的公共物品（即能够在大选前以降低税收或更多的转移支付的形式向选民传递关于其能力的信号）。为有效地将自己与能力差的政府区别开来，它必定在“降低税收”的信号上大动脑筋。因此，它常常迫使中央银行过多地进行铸币税融资，但这都无法被观察到，因为要经过一段时滞（选举之后）才会以高通货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11]。即使对于能力差的政府来说原则上也存在着激励:通过发行大量的货币而将自己伪装成有能力的政府，如果不同能力的政府发出同样的信号，那么就出现混同均衡。但直觉标准认为只有分离均衡才是强有力的均衡，因为那时能力最差的政府不会发出信号（税收不会下降）。在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之后，政府才确定货币政策并因此确定增长率。在大选之前，选民虽然能观察到增长率，但却观察不到通货膨胀率。产出会立即对政府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做出反应，而价格则会在一定的时滞之后才会受到影响，因此，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要到大选之后才能被观察到，从而在大选之前无法直接推断出政府的能力。但选民能够间接地（通过观察大选之年的增长率）对其能力作出推断，因为所有的选民都是同质的，所以，总是选择他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政党。在分离均衡中，选民可以通过观察增长率来正确地推断政府的能力。如果经济形势在大选之年表现良好，政府将重新当选；相反，反对党上台^[12]。

政治参与者只谋求他们的自我利益，他们企图利用失业与通货膨胀的替换关系都可能导致经济活动的不稳定（即导致内生的、政治引起的经济周期）。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1975）和C.邓肯·麦克雷（C.Duncan MacRae，1977）使用类似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适应性预期的模型，提出了寻求选票的货币政策将会形成一种周期的思想:经济运行往往围绕大选日期而波动，在大选之前政府一般都采取有利于自己当选的经济措施，而把不利的经济后果拖延到大选之后。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罗戈夫—希贝特的学说也认为政治过程会产生内生的经济周期，但这个周期现在不再被认为只有消极影响，虽然一方面内生性的波动会导致福利损失；但另一方面，选举是取代无能力政府的一种工具，由此才有可能转换为一个更有能力的政府，这又会带来福利收益（更高的增长率），当然收益必须与损失相权衡。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独裁政府虽然不会产生周期，但它也不会因为无能而被替换掉，这说明了一个有趣的替换:选举得越频繁，产生的波动就越严重，但也就能越快地纠正错误^[13]。

图3-2　长期和短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和SRPC）

图3-2反映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SRPC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在曲线上每一点都代表了可供政策制定者选择的一个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组合，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改变总需求在这条曲线上移动来选择自己的目标。当周期性失业为零时，经济处于自然失业率UN水平上，通货膨胀率就由预期值和供给冲击引起，等于π^e＋ε，SRPC斜率的绝对值为β，表明失业率每降低1%，通货膨胀上升β%。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显示，当不存在有利的供给冲击和无法改变人们的预期时，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经济必然会经历衰退和失业率的上升。为了决定是否实行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政府必须了解这一过程中产出下降的水平以权衡降低通货膨胀的收益和成本。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受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当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时，曲线向上移动。当预期通货膨胀率由0上升到gP_A，SRPC由SRPC₂平行上移到SRPC₁，这时，对应每一个失业率水平上，都有一个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以上分析的预期都属于适应性预期，另一种主导的假说是理性预期，这一方法是和卢卡斯和萨金特（T·Sargen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预期假说认为人们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来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人们总是积极地搜集各种信息，包括关于当前政策的各类信息加以分析并预测未来。人们在对信息的处理反应过程中也会犯错误，但是很容易被发现并纠正，因此，人们在其预期的形成过程中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变化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当政府宣布要降低通货膨胀率时，理性的人们就会迅速调整他们的预期，使预期通货膨胀率降低，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在极端的情况下，成本甚至为零，也就是不引起任何衰退。这种无害的反通货膨胀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降低通货膨胀的计划必须在工人和企业形成对工资和价格的预期之前宣布。二是这种计划必须是可信的，否则，工人和企业不会调整他们的预期。一旦这两个条件满足，根据理性预期假说，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会向下移动，通货膨胀率就能在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得到下降。在这里，宏观经济政策的可信性是反通货膨胀成本高低的关键。

在每条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预期通货膨胀率都是固定的，预期通货膨胀的变化会造成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移动。在U＝UN点的左边，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因此，失业率低于自然率的水平。而在右边，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低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高于自然率的水平，即使人们只是作出适应性预期，在长期内企业和工人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预期，最终使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得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于是，得到长期菲利普斯曲线。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得与实际通货膨胀率相等时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

当预期通货膨胀等于实际通货膨胀时，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是位于U＝UN的一条垂直线，它由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上实际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相等的各点连线组成（图3-4）。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实际上也就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它表明，在长期内，古典两分法是适用的，失业率保持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产出水平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在长期内不再成立^[14]。

图3-3　选民欢迎等高线

图3-4　诺德斯政治经济周期

没有预期的通货膨胀通过为我们所熟悉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就会产生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实际失业率，也就是说，没有被预期到的通货膨胀使得厂商提供的名义工资高出了工人的预料，从而给工人们造成一种幻觉:自己的工资水平提高了，更多的人就会选择去工作，于是，就业率上升，失业率下降。

当局将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gP^e视为给定，通过选择基础货币的扩张比率，当局能够完全控制当期通货膨胀率，所以，它们必须在失业率（U）和当期通货膨胀率gP之间寻找可利用的短期权衡关系。我们假设该权衡关系，即SRPC是线性的。

U＝Un-c（gP-gP^e）

其中，U＝当前的失业率，Un＝自然失业率，c＝正的常数，gP＝当前的通货膨胀率，gP^e＝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

当局能够将当前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视作给定的（预先确定的），因为在模型中，公众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是适应性形成的（以向后看的方式），该预期仅基于过去通货膨胀率的经验。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这一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于过去一期的通货膨胀率。若今年的现实通货膨胀率低于今年预期的通货膨胀率，gP＜gP^e，则会降低明年的预期通货膨胀率，从而改进明年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权衡关系。预期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使得（SRPC）曲线下移。高于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将产生相反的效应。图3-4中，SRPC₂代表gP^e＝0时的权衡关系。SRPC₁代表gP^e＝A＞0时的权衡关系。

每一条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代表投票人所认知的并给在位者带来相同投票比例的U和gP的组合。为了说明为什么要实行周期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假设投票人的眼光是短视的。投票人关心选举日的（U，gP）组合，但不关心在位者的任期中以前的经济指标。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在选举前夕离原点（0，0）越近，投票人越支持在位者。图3-3中曲线所附的百分比数字显示了投票支持率。

控制货币政策的在位者，选择一定次序的货币增长比率，目的是提升他们在下一次选举中的票数。在这一背景下，选票最大化政策寻求在选举日时达到与原点尽可能接近的欢迎程度等高线上的一点。结合图3-3、3-4的内容，显示SRPC₂上的D点是在位者最好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就是从在位者为到达目标点D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中形成的。假设一条垂直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LRPC），假设经济活动开始于点A，则在位者必须降低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RPC。这意味着推动经济沿着图3-3中所示的下面路线运动:点A到点B到点C再到点D。

设想上任政府发现自己当选后处于点A，此时现实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都等于gP_A。为了达到点D，必须将SRPC从SRPC₁下移到SRPC₂。这意味着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0（回想，SRPC₂从构造上本身代表gP^e＝0时的权衡关系）。在简单的适应性预期方式下，当局要将预期通货膨胀率下降到0，唯一的办法是将现实的通货膨胀率降低到0。短期内，将通货膨胀率下调到0将使经济向东南方沿SRPC₁移动到点B，暂时提高失业率U。一旦gP^e下降到0，SRPC向下移动，经济从点B移动到点C。新的SRPC是SRPC₂。经济回到了LRPC，但是通货膨胀率降低了。

为了最大化再次当选的希望，当局将在新的选举前夕出其不意地提升通货膨胀率，使经济向西北方沿SRPC₂移动到点D。在SRPC₂上所有的点中间，点D能赢得最高的选民欢迎程度，该点是SRPC₂与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相切的点。选举结束之后，在新一轮执政时期，该周期重复出现。

上述的政治性经济周期合理化之所以会发生，其必要条件之一是政府经民主选举按期产生（总统终身制没有理由会产生这样一种周期），除此之外，要求选举之间的间隔期是固定的。该政策也适合，至少是可能适合当政的政府具有随机确定下一次选举日期的权力，以及任期可变的议会体制^[15]。

迄今为止，前述理论并不将在位者的目标限定在以D点所代表的U和gP的组合上。已知如图所示的投票人偏好，原点（0，0）无疑是无限制条件下投票最大化点。为了达到该起始点，SRPC与LRPC只能相交于负值区域。因此，它要求使gP_e下降到低于0，在给定适应性预期的情况下，这需要一段期间的负通货膨胀。整个周期将被下移，目的是使得选举年的通货膨胀为0，并且，在任期内，将确实存在通货紧缩。不用说，这种格局在历史上并未被观察到。诺德豪斯模型暗含地依赖于一些约束条件，从而使得D点成为可获得的最好点。约束条件之一就是gP从不下降到0以下，但是其理由并不明显。

我们已经注意到，投票人是短视的，他们并不考虑在位者任期早期的宏观经济实绩。他们也不考虑明年经济可能的表现。投票人不预测（或者不关心）选举之后的情况。如果他们认识到并且不满于刺激经济沿SRPC移动仅是暂时性的事实，他们的投票结果将大不相同。

对该模型最基本的反对意见是:模型认定公众天真地预测到了当前的通货膨胀，却对政府所玩的游戏全然不知。与模型相一致的（“理性的”）预期将使在任政府成功地玩该种游戏。如果公众理性地预期到选举临近时通货膨胀会发生，那么，SRPC将上移。实在的通货膨胀上升到预期的水平，则经济将处于LRPC上。

诺德豪斯讨论了一种适应性预期长期均衡的答案，其中，预期随时间推移而一步步地展开。如果政府也是短视的，意思是说政府甚至不愿意采取降低SRPC所必需的反通货膨胀措施，因而失业增加，欢迎程度暂时性损失，那么，政府从点A开始所能做的是在选举前夕转移到点E。SRPC将相应地上升到SRPCA，下一任政府将面临更糟糕的SRPC，并且，如果政府继续采取类似短视的政策，经济将结束于F点所在的状态。注意F点的U和gP都要比E点恶化:“滞胀”是短视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物。

多届政府连续短视所造成的结果将是失业和通货膨胀沿“选举结果线”（EOL）运动，该直线由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和SRPC的切点连接而成，直到其到达EOL和LRPC的交点M为止。点M代表了短视政府的长期停靠点。通过点M的SRPC不再能够被利用来增大选民欢迎程度，因为它与选民欢迎程度等高线相切；M是通过M点的SRPC上的最佳点。与“黄金规则”（非短视的）最优点G相比，M点具有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但是失业率相等（给定LRPC垂直）。长期来看，较高的通货膨胀没有带来能起抵消作用的好处。

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深入探究，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时候符合了他的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将显示与选举周期相匹配的特定格式:“随着选举的临近，以前年度的失业和通货紧缩被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繁荣替代。”诺德豪斯对1947～1972年西方9个国家选举前后的失业变化进行对比以验证他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德国、新西兰和美国这3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的一致性非常明显，而诸如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的周期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在最近对20个国家的研究中，包括德国、爱尔兰和英国在内的9个国家在选举年失业明显下降。索（Soh，1986）在对通货膨胀波动情况的调查中，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他断言，1961～1980年间，他研究的国家中至少有半数国家的数据可以证明类似的选举周期。经验实证面临的挑战是将看起来像政治性经济周期的特征与随机事件区别开来。从3个国家——德国、新西兰和美国的研究出发——他发现现实格式与预测的格式非常匹配，随机发生的概率不到10%。但如果要考虑宏观经济中众多变量的密切联系，在案例的研究中就要考虑其他总量（在任何一次选举中，许多因素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投票决策的形成）。在早期的选举周期争论中，克雷默（Kramer，1971）仔细审查了1896～1964年与美国议会选举有关的内容广泛的系列数据，结论是实际收入的波动看来在决定选举结果上确实有影响。临选举前实际收入水平的上升，看起来能够提高现任政府的政治前途。但是，施蒂格勒（Stigler，1973）对这些数据重新整理发现，克雷默的结果对模型的精确形式高度敏感，因而施蒂格勒对选举周期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索（Soh，1986）从包括美国在内的8个国家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样本中，还是发现了选举周期存在的证据^[16]。

为了更好地理解模型检验及其结论的性质，以及在该模型所得到的经验支持程度上为何会产生如此显著的差异，把上述研究成果分成两类是很有用的:一类与经济结果（诸如可支配收入、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有关，一类与政策工具（诸如转移支付、其他财政工具或货币增长率）有关。

贝内特·麦卡勒姆（Bennett McCallum，1978）对诺德豪斯的理论展开了批评:

公众没有预料到像钟表一样每四年发生一次的通货膨胀率上升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任何系统的因而是被预料到的货币政策，在使实际变量——像失业和实际收入——偏离它们的自然率水平方面是无效的。但是，近期沿着政治经济周期这一传统的工作表明，只要在投票人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诺德豪斯（1975）模型的某些内涵即使在有理性预期的模型中依然能够保留。换言之，为使政治家制造政治经济周期，投票人不必是短视的。最优政策只有在具有一致的社会目标以及经济主体、投票人和政治家之间信息对称的政治竞争的世界中才可能存在。因为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满足，因而政治家就有实施非最优政策的机会。如果存在信息不完全的因素，使得前瞻性的投票人未能获得关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某些特征的信息，那么当政者就有机会为赢得连任而制造“暂时繁荣的幻觉”（阿莱西纳，1989）^[17]。

图3-5　短视状态下的长期均衡点M

麦卡勒姆（1978）用美国的数据拒绝了诺德豪斯模型的含义，帕尔达姆（Paldam，1979）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也只发现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微弱证据。戴维·迈泽尔曼（David Meiselman，1986）用图示证明了美国从1960～1986年的M1增长率具有粗略的选举周期（图3-5）。而刘易斯—贝克（Lewis-Beck，1988）在他所考虑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希布斯（1987）、阿莱西纳（1988、1989）、阿莱西纳和鲁比尼（1992）以及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1992）从美国及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与GNP增长的数据中也只找到了很少的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的证据。即使选举的时间是内生的也是如此（参见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1993）。关于诺德豪斯模型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取决于部分选民的非理性行为。不但在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方式上，而且在政府政绩的评价方法上，投票人都是非常幼稚的。任何一个投票人，只要他在诺德豪斯的世界中经历过一个选举周期，就不应该被愚弄到投票选择一个善于操纵的机会主义的决策者。他会明白，伴随着选举前一段时期的低通胀和低失业现象，会出现选举后一段时期内的高通胀、高失业状况。他的投票行为应该是前瞻性的，而不是回顾性的；而且对于在选举之前搞这种诡计的执政者，投票人应该惩罚他而不是奖励他。对一个选择短期刺激经济的决策者而言，如果投票人不会被愚弄到去投票选举他，那么，决策者就不会采取此类政策，进而选举性经济周期也会消失^[18]。

关于诺德豪斯模型的比较好的结果有索（1986）、诺德豪斯（1989）、海恩斯和斯通（1990）以及塔夫特（1978），他们发现了在美国大选前操纵财政货币政策的证据。海恩斯和斯通（Haynes和Stone，1989）发现:在GNP和失业率中都存在一个四年周期现象，在总统选举季度GNP达到其波峰，而失业率则在选举之后那一季度达到其波谷。曼弗雷德·W.凯尔（Manfred W.Keil，1988）发现了英国的失业率数据中的选举周期。塔夫特也坚信，在工业化国家中，经济活动表现出很明显的政治周期。他宣称，在1948～1976年，美国除了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的任期之外，政治经济周期除了存在着一个“在选举之前的数月中失业率将下降，并且通常在选举之后的12～18个月中失业率将开始上升”这样的失业率四年型周期以外，还有一个“偶数年份加速，奇数年份减速的实际可支配收入方面的”两年型周期。塔夫特（Tufte，1978）还认为，也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其他民主国家中在结果方面也有政治周期现象，这是因为在一个由27个国家组成的样本中，“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短期加速现象更有可能发生在选举年份而不是其他年份”（Tufte，1978）^[19]。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Alesina，Cohen and Roubini，1992）对通货膨胀中的政治周期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通货膨胀行为中的PBC效应在所有的国家中都是广泛存在的，而且该结论建立在比GNP和失业率的结论更强的经济证据之上。他们还运用研究通货膨胀率时使用的同一种工具变量，对样本中OECD国家的数据所做的混合截面时间序列回归，发现年度M1增长率中存在一种明显的政治效应:在选举前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中，货币增长率是较高的。威廉姆斯（Williams，1990）引用伍利（Woolley，1986）的研究并认为，大选之年明显的货币政策行为很可能是扩张性的而不是紧缩性的。凯文·格里尔（Kevin Grier，1987）提供了货币增长恰好在选举前系统地偏高的计量证据。斯图尔特·D.艾伦（Stuart D.Allen，1986）通过估计EV虚拟值和联邦债务规模之间相互作用的方程发现美国在1954～1980年期间的货币增长具有选举周期。丹尼尔·J.理查德（Daniel J.Richards，1986）发现一些证据，美国在1960～1974年期间未被预期到的货币增长的格式与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相符合，但是，1974年后就不符合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退伍军人津贴的政治周期的消失，或许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格利尔（Grier，1989）和威廉姆斯（Williams，1990）在直到或者包括80年代早期的数据中会发现明显的政治货币周期，而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Alesina，Cohen和Roubini，1992）虽然使用了更长的时间序列，但发现的证据却要弱一些？政治货币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治财政周期引起的，后者强度的不断变弱也会使前者弱化］^[20]。

有一些论文发现，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政治预算周期。例如，塔夫特（Tufte，1978）利用一些相关文件证明，在选举之前的财政转移支付中（不仅包括社会保障支付，而且还包括退伍军人津贴）存在大量明显的机会主义型操纵事件^[21]。基奇和帕克（Keech and Pak，1989）指出，在美国从1961～1978年中的退伍军人津贴中存在选举周期现象，但是又认为它此后不久便消失了。尽管阿莱西纳、科恩和鲁比尼（Alesina，Cohen和Roubini，1992）以及阿莱西纳和鲁比尼（Alesina和Roubini，1992）认为，除了转移支付，其他财政工具中没有财政周期存在的证据，但他们还是在转移支付中发现了机会主义周期存在的证据。阿伦·德雷泽（Allen Drazen）认为，确实存在一些经济计量证据表明在政策工具中，特别是财政的转移支付中，存在某些机会主义的行为^[22]。塔夫特（Tufte，1978）提供了一个关于转移支付时间安排案例研究的不错的证据，在案例中，政府将选举年支票的分配提前一个月或两个月，以便正好在选举前进行支付。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当属理查德·尼克松［罗戈夫（Rogoff，1988）称其为“政治经济周期的全天候英雄”］在1972年大选前的做法。在1970年，充分就业时的预算赤字是平衡的，但是到了1971年，预算赤字就上涨到100亿美元，到了1972年，更是上涨到了120亿美元。1971年大幅度提高了社会保障津贴和个人所得税减免，同时重新恢复了投资的税收抵免。1972年中的操纵看起来更加令人吃惊；在选举前两周，社会保障津贴提高了20%，这是尼克松总统在一封信中向2476万个社会保障受益者宣布的。与1960年大选时财政支出减少的情况进行对比，就能更好地理解财政支出过量的问题。在1960年，尼克松因票数仅差一点点而在总统竞选中败北，他认为那是由于经济疲软造成的。［参见尼克松的《六次危机》，引自塔夫特（Tufte，1978，p.6）］有1960年的经历，所以在1972年，尼克松就不再冒险了^[23]。应当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发达国家政府的行为十分相似。舒克内希特（1996）在对35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了因选举而产生的财政政策周期的“大量证据”，不过，在较开放的经济中，提供给自利的政治行为的机会就要少得多。

豪泰林（Hotelling，1931）已经证明，在两党体制中，两个政党都将以中间选民为标准确定它们的目标，如果它们是机会主义者的话，争夺选民会使两党的方案相互接近；各政党的政策几乎是可以互换的。如果政府以中间选举人的利益为导向，那么它刚好实现社会最优解，但在不对称分布的情况下这总是导致扭曲效应，但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扭曲效应，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

从政治的层面上看，任何一部宪法都有武力威慑作为后盾，虽然宪法的目的就是要使该种武力及其产生的威慑力服务于公共利益，但是，并不能保证一个机构在拥有国家武力的垄断权之后不会利用它为自己谋利。而且，许多政治承诺并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强制实施机制的制约，法院不行使这种职能。在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司法系统是宪法的有效监护者，它可以阻止政府采取某些行动，即使是已经承诺的行动，但是司法系统也不能强迫政府采取行动以履行竞选时作出的承诺。如果一个政治家没有履行这样的“契约义务”，那么，唯一的救助方法就是将他或她解职。但是，在民主社会中，这是比较困难的，而要使非民主政府下台就更为困难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外部性强制实施机制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对于不履行诺言的行为也没有货币处罚或赔偿。所以，就需要一个制度框架，创造引导更经常地实施长期目标的可持续的经济政策环境。工业化民主国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是在不威胁到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限制政治家过分热衷于短期的相机抉择行为，这说明经济周期与选举周期之间的关系仍将是宏观经济学家的丰富而肥沃的研究领域。正如经济力量不能被政治家所忽视一样，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的竞技场”（阿莱西纳，1988）。

总之，不同模型之间所得结论有所不同可能源自于众多因素，诸如经济活动定义的差异以及样本选取的不同，但是结论中的主要差异看起来是源自于数据的不同区间，而且尤其是源自于政治工具变量的不同规范。

二、“党派信徒型”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在诺德豪斯模型中，所有的政府均有相同的机会主义行为。另一种方法是将政治家视为强调意识形态的人或党派人士。他们把赢得选举视为将党派纲领付诸实施的手段。依据希布斯的观点，“不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结果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而言，具有重要的、与阶级有关的影响”。政策制定者的显示偏好通常反映了支持各政党的社会集团的利益。阿莱西纳模型预测，党派效应越大，不稳定性将增加，因为有很大分歧的政策必然产生不确定性并使预期不稳定。

“党派信徒型”政治经济周期理论可以分为希布斯（Hibbs，1977）的基本党派信徒模型和阿莱西纳（Alesina，1988）的理性党派信徒理论，两者在含义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在前者模型中，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异贯穿于整个任期之中；而在后一个模型中，失业中的差异并非一直存在，其特征在于它仅仅存在于任期的前半段。

（一）基本的党派信徒模型（希布斯模型）

基本的党派信徒模型应归功于希布斯（Hibbs，1977，1987）。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影响收入分配，希布斯拒绝了诺德豪斯的政策趋同性假设，并于1994年提出了政党目标能够随经济状况进行调整这样一种理论，因为过分追求党派精神会使他们在选举投票时受到惩罚。富雷和施奈德（Frey和Schneider，1978）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果执政党拥有令人满意的支持率，该党就会追求它的意识形态目标。但如果大选临近时它的支持率下降了，这表明想再次当选可能有问题，这时的政策选择就主要取决于它的机会主义选举动机。这样，政党在决定是否追求它们的党派目标时，要取决于经济状况或其他条件是否能够保证足够的支持率。随着实际经济状况变化，目标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关系也是希布斯（Hibbs，1994）模型形成的基础，这种周期性反映了党派信徒的目标是在不断变化的。

希布斯的研究是从这样的观察开始的:美国两个政党在诸多经济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即它们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有着不同的偏好，它们不仅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目标上立场相左，而且在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相对厌恶程度上也不一样。这些与党派属性相关的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分别代表着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代价所持观点不同的那部分选民。希布斯（Hibbs，1987）对此概括如下:民主党的核心选民是由下等阶层构成的，他们持有的主要是人力资本。这样，当存在额外失业时，他们承受的损失与其所占的经济份额就会不成比例，而且要付出更广泛的社会成本。共和党的核心选民是由上等阶层构成的，他们持有金融资本，因而承受着额外通货膨胀损失中最大的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与共和党的选民相比，拥护民主党的选民一般对失业表现出更大的厌恶，但对通货膨胀却不那么反感。上述选民的利益差别会导致不同政党偏爱不同的政策。显然，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国家中的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24]。希布斯认为，经验事实支持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意识形态观点。各职业集团的不同利益反映在对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政策偏好上。通过对1945～1969年间的12个西欧和北美国家的考察，希布斯发现了对这一猜测的有力支持，即平均的通货膨胀率越高且平均的失业率越低，工党（社会党）执政时间的百分比就越大。除了静态总量事实外，希布斯还发现美国和英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也支持这一猜测:民主党和工党政府通常要减少失业，而共和党和保守党政府则倾向于增加失业。因此，希布斯模型预测了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主观偏好相一致的各政党政府的政策选择和结果的系统差异。

正如阿莱西纳的理性党派信徒理论中阐述的那样，该理论预测，与任期后半段相比，在任期前半段，不同政党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情况可能偏离得更远一些。尽管在阿莱西纳模型中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即使选举结果中不存在不确定因素，随着总统任期的延续，也会存在党派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这一现象。希布斯的目标变化模型（以及与时间变化有关的情况方面的结论）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对经济结构和政策效应的情况不能肯定，他们根据结果来改进他们对可达目标的判断。这样，这些经济状况就对他们的党派信徒目标，进而对其政策选择产生了一种反馈作用^[25]。

希布斯的基本党派信徒模型抓住了经济波动中的关键驱动力，但是，该模型中的政党必须通过沿着一条长期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才能导出这些波动。构造党派信徒型周期模型的另一种方法就是保留货币政策作为模型的一种驱动力，但要假设存在理性预期行为，而且存在着一条只有非预期的通货膨胀才能影响产出这一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这就是阿莱西纳（Alesina，1987，1988）提出的办法，他在原始的希布斯模型中引入了理性预期的形成因素，从而得到了理性党派信徒型模型。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波动的驱动力并不是党派差异本身，而是因为这些差异与选举结果不确定性相联系在一起。这种改变是很大的，因为模型中隐含的总量波动与原始的党派信徒模型实在是很不相同^[26]。

执政党大选失利可能归咎于错误的经济管理，而错误的经济管理又归咎于在试图完成其目标时所表现出来的过度热情（Hibbs，1987）。选举另一政党，则是选民通过授权来纠正这些错误。正如基奇（Keech，1995）所指出的，由于民主党在经济管理中奉行高扩张性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所以，共和党在随后的1968年和1980年大选中取得了胜利，这主要依靠于他们推行收入管理政策来有意识地收缩经济。类似的，民主党在1960年、1976年和1992年的大选胜利，都是在共和党政府被低水平的经济活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之后取得的。如果政党能够从过于狂热地追求党派目标所犯的众多错误中汲取一些教训，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如果想再次当选，就会不断地改变政策，以适应现实情况。这会导致党派精神和机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如上所述，这种相互影响要比富雷和施奈德（Frey和Schneider，1978）所指出的弱一些。正如基奇（Keech，1995）总结的那样，这种相互影响意味着，其党派信徒的策略很可能根据不同的经济状况相机而定^[27]。

阿莱西纳及其合作者，例如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与他们对美国的研究一样，还检验了OECD国家样本经济活动中最初的希布斯党派信徒理论，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任期前半段，经济活动度量指标中的党派信徒效应是最强的^[28]。

由于如下两个原因，党派信徒目标相机抉择的理论看来也是很有发展前途的。首先，既然政党目标不是静态的，而且看起来确实会对经济状况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样一种理论无疑大大丰富了政治经济周期的党派信徒研究方法；其次，在没有借助选举结果中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对劳动合约的签署时间安排作任何特殊假设的情况下，该理论表明，随着任期的推移，经济活动中逐步减少的党派信徒差异是怎样得到解释的^[29]。

（二）理性党派信徒理论［阿莱西纳—加蒂（Alesina，Gatti，1995）模型］

贝克（Beck，1982）、阿莱西纳和萨克斯（Alesina和Sachs，1988）和哈弗里莱斯基（Havrilesky，1988）等人指出了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的两处不足:认为该模型一个最大缺陷就是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偏好不同的两个党派产生政治不稳定性，进而导致产出易变性。因此，在若果夫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冲击这个变量，创立了阿莱西纳—加蒂（Alesina，Gatti，1995）模型，又称政治博弈理论（蔡志刚，2002）。相对于诺德豪斯模型和希布斯模型而言，另外一个关键变化就是阿莱西纳用理性预期假设代替了适应性预期假设。给定每一半任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执政党就会选择它们的最优政策；反过来，通货膨胀预期也取决于对谁将会在下一届选举中获胜的预期。周期性存在与否就取决于选举结果中的不确定性了。所以，在左翼政党任期之初，经济将会经历一场“繁荣”，此时，通货膨胀率较高而失业率将会低于自然失业率。然而，在右翼党任期之初，经济会经历一场“衰退”，其特征表现为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高于自然失业率时的失业率。在任期后半段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将不会存在任何形式的党派信徒型差异。此时，预期的通货膨胀将等于实际的通货膨胀率（与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执政时要更高一些），无论哪个党执政，失业率都将等于自然失业率。右翼政府在任期前半段会“制造”衰退，这并非因为它更偏爱这个结果，而是因为与左翼政府的行为相比，它不太喜欢扩张性的政策。赢得选举的概率与任职者的政策不相关，政党的彻底的党派信徒，它丝毫不具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特征^[30]。意外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失业率，阿莱西纳采用这一微观结构并以其为基础。

名义工资的增加反映了签约时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理性预期行为，这样即使代理人是理性的，介于两个签约期之间的意外通货膨胀仍会产生一些实际效应。他们认为，只有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才能够驱使经济离开LRPC。在他们看来，由于不同的政党有着不同的目标或政治主张，对菲利普斯曲线上通货膨胀—失业的组合有不同的选择，例如，“M”政党比“N”政党对通货膨胀的厌恶较低，但对高于自然率水平的失业则更加厌恶^[31]，所以，它在面对SRPC的权衡时，倾向于选择比“N”政党更高的通货膨胀率。而选举的结果是不确定的，究竟哪一个政党将会赢得选举是一个未知数。这样，选民就会选择如果M政党获胜将采取的较高通货膨胀率（gPM）和如果N政党获胜后将采取的较低通货膨胀率（gP_N）的平均值作为对选举后通货膨胀率的预期gP^e。于是，不论是哪一个政党获胜，都会存在选举后“意料之外”的通货膨胀率:如果M党当选，实际的通货膨胀率将是gPM高于预期值，并且，失业率将被降低到低于自然率水平。如果N党当选，实现的通货膨胀率将是gP_N低于公众的预期值，并且失业将超出其自然率水平。

选举后意外的通货膨胀率将一直持续，迄止工资合同因选举结果而调整。如果这将花费任期的一半时间（阿莱西纳和萨克斯说，对美国而言，这一假设完全合理，美国平均的工会工资合同是两年期限），则失业率在任期的后半期回到自然率水平。

最基本的党派信徒模型认为，政党所偏爱的政策不同是形成政治经济周期唯一的驱动力，而根本不考虑机会主义的作用。在一个两党轮流执政的国家中，不同政党的政府就要制定与实施不同的政策，从而两党轮流执政也就意味着政策的反复调整。所以，就必然要发生与大选日期同步的经济波动。如果M党当选，经济“繁荣”两年，接着，经济又回到产出和失业率的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在四年里都居高；要是N党当选，经济萧条两年，然后，经济又回到产出的自然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在四年里都偏低。

短期菲利普斯曲线SRPC的位置取决于通货膨胀预期gP^e（gPM和gP_N的加权平均值）的高度，权重分别是两个政党获选连任的概率。令v为M政党当选的概率（1-v就是N政党当选的概率）:

图3-6　“党派”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gP^e＝v（gP_M）＋（1-v）（gP_N）

选举之前，经济在M政党的政府下处于M2，如果N政党执政，则经济处于N₂。如果M政党候选人连任，经济移向SRPC上的M1，此时通货膨胀高于加权平均的预期值，并且失业率因此低于自然率。如果N政党候选人取而代之，经济移向SRPC上的N₁，此时，通货膨胀率低于预期值，并且失业率因此超出自然率。

选民越认为M政党当选可能性大（v值越大），则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越高，如果M政党真的当选，选举后的通货膨胀与预期值的偏离（gPM-gP^e）越小，并且，经济繁荣的泡沫越小。同理，当事人以为M政党当选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N政党反而获胜，则选举后的通货膨胀与预期通货膨胀之间的负向偏离越大，经济萎缩的程度越深。

与诺德豪斯—麦克雷模型不同，繁荣或者萧条（偏离LRPC）只发生在选举随后时期，相当于美国总统任期的头两年。一旦选民（他们的预期决定短期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知道执政党的偏好，并且相应地形成预期，那么，在执政的后半期，出乎意料的通货膨胀就会消失，经济也不再偏离LRPC^[32]。

近年来，检验理性党派理论的经验研究大量涌现出来（参见阿莱西纳和萨克斯，1988；阿莱西纳，1989；阿莱西纳和鲁比尼，1992；阿莱西纳和罗森塔尔，1995）。这些研究发现了支持模型所预测的对产量和就业的暂时党派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党派效应的证据。阿莱西纳和萨克斯为政党模型提供了颇具分量的事实证据: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任期内，实际GNP增长率存在重大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仅存在于总统任期的前半段。对美国而言，在许多届政府中均找到了头半期（而不是后半期）的系统差异。虽然阿莱西纳的理性党派理论与诺德豪斯（1975）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对共和党和保守党政府给出了相似的预测，但总的来说，表3-2的数据并未显示出机会主义行为的证据。与阿莱西纳模型的预测一致，“除里根的第二届任期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每届共和党政府均从衰退开始；而每届民主党政府均不是从衰退开始的”（阿莱西纳，1995）。这一发现的一种解释是，两党对通货膨胀和失业有不同的偏爱。这就是说，也许我们不应该把政治家看做机会主义者，而应该把他们仅仅看做党人。共和党人看来比民主党人更不喜欢通货膨胀。民主党实施更为扩张性的政策以减少失业，并愿意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作为代价。考察货币供给的增长表明，实际上共和党执政期间货币政策的膨胀性较小。因此，看来两个政党实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而且，政策过程是经济波动的一个来源。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当选后的美国和英国的较深的衰退与预测相当吻合。1981～1983年期间，法国在密特朗政府执政的头一阶段，一开始就实施扩张性政策，尽管当时其他主要国家经济均陷入了衰退之中。密特朗总统和美国的卡特总统均在他们与通货膨胀的斗争中结束了他们的政府。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对卡特政府而言，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石油价格冲击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33]。

从对美国的非参变量检验表明，在执政第2年和第3年，民主党政府下的实际GDP增长率要明显高于共和党政府下的GDP增长率。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给出了美国在1949～1994年间实际GDP增长率、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年度平均值也证实了这一点:任期第2年时，其值分别为5.73%和0.03%；任期第3年，其值分别为4.8%和2.79%，并指出，从选举之后的大约第3个季度开始，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执政下的增长率就开始发生明显的分离，但是，在任期的第4年，共和党政府下的实际GDP增长率会上升，而在民主党政府下的实际GDP增长率会下降，因而，两党的增长率趋同。失业率的平均值数据也支持理性党派信徒模型，尽管程度较弱一些。在任期的第2年、第3年和第4年，民主党政府下的失业率要明显低于共和党政府下的失业率，在任期后半段这种差异尤其惊人（民主党政府下为4.69%，而共和党政府下为6.43%），而不是像理性党派信徒理论可能会提出的那样，认为差别主要发生在任期前半段。

看来，理性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在经验检验方面比诺德豪斯模型和希布斯模型都更为成功。特别是，“党派效应”看起来“相当强”，而“机会主义效应”看起来“幅度比较小”，并且仅影响某几种政策工具，尤其是财政变量（参见阿莱西纳，1995）。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期间，微观和宏观政策的收入分配后果“特别具有党派特征”。在这两届政府期间，收入不均等明显增加。

关于美国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执政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的另一种经验性解释也很值得一提。1964年大选之后的高增长率，反映的并不是一种意外的货币性冲击，而是与越南战争有关的军事建设计划，它是列在雄心勃勃的社会规划上的头等大事。在1950～1951年期间，也就是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的第2年和第3年，产出增长率是战后最高的。尽管这与1948年杜鲁门当选这一现代美国选举史上最出人意料的事件相吻合，但是却有一个更简单的，同时也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朝鲜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开支。更一般地讲，在战争时期，民主党执政的次数要比共和党执政的次数多一些，这可能说明民主党上台与经济繁荣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党派信徒的周期性行为，或许反映了政策选择动机中还存在着非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这也值得进一步研究^[34]。

表3-2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期间的实际GDP增长率

注:a.石油冲击。

资料来源:《总统经济报告》，1992年。（转引自阿莱西纳，1995年）^[35]。

理性党派理论存在以下几方面重要的弱点:①如果周期效应是由于在选举前所签订的工资合同，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合同的签订推迟至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当然，如果选举时间是内生的，该解决办法则不适用）。但在美国，工资合同是交错的和重叠的，这意味着至少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工资合同期限必然超过选举日期。②与其他假定名义工资刚性的模型一样，阿莱西纳模型隐含逆周期的实际工资，这与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相左。③在这些模型中缺乏解释名义工资合同机制的坚实的微观基础，阿莱西纳（1995）认为这是理性党派理论的致命弱点。④根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货币政策不可能对产量和就业产生实际影响，总量波动主要是由对生产函数的冲击决定的，并且这些冲击具有独特性。政治家在选举前的行为与选举后的货币意外几乎没有联系，温和的货币政策并不会导致总体波动。⑤如果由于总需求扰动的持续影响，理性党派模型的自然率性质不被满足，那么，政治经济周期就可能变得“乱七八糟”（参见加特纳，1996）。⑥党派模型与机会主义模型并不是不相容的，而一个更完善的模型应对这两种影响都加以考虑（参见弗雷和施奈德，1978；舒尔兹，1995）^[36]。

对理性党派信徒理论较为不利的证据还来自于通货膨胀率方面。就美国而言，非参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党派信徒型通货膨胀差异的时间分布，并不符合理性党派信徒理论。尽管阿莱西纳及其合作者提供了有关政治经济周期方面的大量经验证据，但是，在理论所预测的政府任期内通货膨胀率的时间分布问题上，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正式的检验结果。就OECD国家而言，阿莱西纳和鲁比尼（Alesina和Roubini，1992）给出了对OECD中单个国家的回归结果。其中，有7个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回归结果是支持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尽管有时显著性水平很有限）。在其余的国家中，证据是相当否定的:通货膨胀率回归结果中政治工具变量的系数总是不显著的，而GNP增长率或失业率回归中政治工具变量的系数，充其量刚刚算显著^[37]。

对于理性党派信徒理论依赖于意外通货膨胀这一点，有以下三种经验批评:一是涉及工资合约是在选举前签署的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二是涉及为了驱动模型，党派之间必须存在差异。谢夫林提出，他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理性党派信徒模型，却仍然反映了美国党派之间差异并不是很强这样一个事实。罗默的研究结果和罗默（Romer，1989）关于货币政策的详细研究结果也都对那些政治差异同样持怀疑态度。三是与谁将当选的不确定性有关。理性党派信徒模型预言，选举的意外程度和选举之后实际经济活动的波动规模之间呈正相关。希布斯（Hibbs，1992）认为，这种预测与美国的经验证据是不一致的。例如，1964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没有悬念的一次，那次普遍预测约翰逊（Lyndon Johnson）会当选，而在约翰逊政府任期的前两年中，实际GNP增长率的年度平均值为5.8%，这在所有民主党政府中是最高的。与此相对照，考虑直到里根首次当选时战后共和党所取得的所有选举胜利，则尼克松在1968年大选胜利中的得票数是最为接近的，该次选举也是最不确定的。但在他执政中关键的第2年，实际产出减少的反应是最小的。另一方面，对于1948～1992年之间举行的所有美国总统选举，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构造了一个选举意外性指数，当共和党获胜时，该意外性指数为负值。民主党（共和党）当选的意外性越大，就隐含着选举之后一个更高的实际GDP增长率。变量的构造是非常自然的，但也是很复杂的，因而就很难明白为什么由回归得到的结论与由简单案例研究得到的结论不一致。选举前的不确定性与选举后的波动行为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38]。

另一方面，基本的通货膨胀率（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率）并不确认党派信徒理论，尤其是理性党派信徒理论。在任期前半段，民主党政府有着比共和党政府更低的通货膨胀率平均值，这与关于意外通货膨胀冲击的理性党派信徒理论所预测的完全相反（正如在诺德豪斯模型中那样，如果认为通货膨胀一阶滞后于经济刺激措施，则数据看来还是相当有利的，但模型强调意外通货膨胀冲击是模型的驱动力，这与上述解释不一致）。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在解释这些数据时认为，它们与理论是一致的，因为从民主党政府任期的第2年开始，通货膨胀率上升，而从共和党政府任期第2年年初开始，通货膨胀率下降。既然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基础是预期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而后者建立在通货膨胀率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其变化率的基础上，那么这种观点只具有部分的说服力。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外部事件冲击，诸如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对通货膨胀数据的影响是很强烈的，因而通货膨胀的行为模式不应当被理解为拒绝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证据。总的来说，可以认为，实际GDP增长率方面的非参变量证据还是非常支持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失业率方面的证据有支持的也有不支持的，而通货膨胀率方面的证据至少对该理论的真实性提出某些质疑。对任期之内通货膨胀率的时间分布情况，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给出一个非正式检验结果:无论民主党政府任期前半段的通货膨胀率是否会高于共和党政府在任时，在任期后半段，这种差异均会变小^[39]。

谢夫林（Sheffrin，1989）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支持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经验证据都是很弱的。例如，他认为，在美国，随着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获胜而产生的经济波动，一般说来，与理性党派信徒理论并不吻合，选举之后出现衰退的方式，常常也是很意外的。他认为，除了非预期的货币政策外，在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所有其他因素中，结论较弱是由于不同要素起的作用重要性是不同的。希布斯（Hibbs，1994）也响应这种观点。在罗戈夫和赛伯特（1988）及罗戈夫（1990）的模型中，选举周期是由诸如政府支出、税收以及货币增长等造成的，而且暂时的信息不对称使这类周期成为可能。虽然投票人的目的在于选择他们认为能提供最大效用的政治家，但他们对不同的政治家的能力缺乏信息。因此，在选举之前，当政者操纵“信号传递过程”，以诱使投票人认为当政者有能力。在英国，在财政大臣作年度预算报告期间，尤其是在选举之前，总可以观测到这类信号［参见诺曼·拉蒙（Norman Lamont）1992年的报告及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1996年的报告］^[40]。

加芬科尔和格拉泽（Garfinkel和Glazer，1994）给出的经验证据表明，对总统大选年签署的为期少于2年的劳动力合约而言，有一种要将签约日期推迟到大选之后才进行的明显的趋势。只有在大选之年的选举结果存在着明显的不确定性，以及只有在那些对经济总量波动极为敏感的行业中，才可能存在将签约时间推迟举行的激励。加芬科尔和格拉泽注意到，为期2年以上的劳动合约，签约时间安排看来与总统选举不相关。他们的假说是这样解释的:这些合约所涉及的行业对总需求的变化相对来说不太敏感，意味着企业和工会更愿意签订长期合约。简而言之，看来可将劳动合约时间安排上的变化作为一种证据，它表明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基本构造模块是值得怀疑的。阿莱西纳（Alesina，1995）在总结该理论时也承认这一批评意见的潜在重要性，并将关键的工资决定机制的外在性称之为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阿基里斯的脚踵（比喻唯一致命的弱点）”。关于模型中基本驱动力的第二个关键问题与政党当选概率有关。另外一种关键驱动力——它决定了政治导致波动的经验幅度——以及波动幅度如何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就只能由外生因素来说明^[41]。

阿莱西纳、鲁比尼和科恩（Alesina，Roubini和Cohen，1997）检验了货币政策中的党派信徒周期行为。在整个样本区间中，货币增长率的季度数据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党派信徒性差异。当样本区间为1949～1987年时，检验结果是非常支持党派信徒理论的，尤其是当检验指标采用的是基础货币时。他们将这种差异归因于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很多研究人员发现这种不稳定性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他们还发现，在财政政策中并不存在显著的党派信徒型差异，特别是在与GDP相比的个人转移支付中，但（类似于对机会主义模型的结论）这取决于所考虑的时间段。阿莱西纳（Alesina，1988）发现，在1961～1985年这一时期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效应，但是，如果再加上样本区间1949～1961年或1985～1994年，或者考虑整个样本区间，上述效应又消失了^[42]。

理性党派信徒模型表明，即使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是理性的，实际可观测的政党想采取的政策之间的差异以及谁将赢得选举胜利的不确定性就可以导致经济活动的周期性行为。一个很关键的但不太清楚的问题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非预期货币冲击的作用。阿莱西纳及其合作者发现，有最强的证据支持理性党派信徒模型，但是却反对机会主义模型和基本的希布斯党派信徒模型。基本的党派信徒模型认为，与右翼（在美国为共和党）政府相比，左翼（在美国为民主党）政府执政时的经济活动水平更高一些。相比之下，理性党派信徒模型在经验中的基本预测如下:民主党政府上台伊始会产生经济扩张现象，共和党政府任期之初则会有经济紧缩现象；如果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偏差越大，选举的结果就越出乎意料；如果选举结果没有悬念，则在一个政党的任期之初就不会产生什么效应，而且无论在哪个政党任期的后半段，也不会有任何失业效应；在整个任期之中，民主党执政时的通货膨胀率总会高于共和党执政时的通货膨胀率^[43]。

（三）总结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其他许多国家中，实际GDP的增长率是党派信徒式的，这是明白无误的；在通货膨胀率和货币增长率方面中，也存在着党派信徒式；虽然对失业率的作用要稍微弱一点，但可以经常观察到。阿莱西纳及其合作者，将统计检验结果总结为相当支持理性党派信徒理论但不支持希布斯的基本党派信徒理论。但是阿伦·德雷泽认为，如果没有经过更深入的分析，从经验结果中得出的结论是非常模糊的（显然，上述检验结果还不能区分理性党派信徒理论和希布斯最新的相机抉择型党派信徒目标理论）。支持理性党派信徒理论的证据来自于经济增长率方面的非参变量和经济计量检验结果，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的OECD国家，增长效应主要集中于一个政府任期的早些时候。这方面的证据给人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对失业率的非参变量和参变量检验结果，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引人注目^[44]。

“总而言之，经验结果表明，有显著的经验证据支持存在系统性的党派信徒效应，但是这些党派信徒差异的重要性程度如何，以及这些证据究竟支持哪一种党派信徒模型，在这些问题上，证据还是很不清楚的。就理性党派信徒模型而言，理论问题和经验问题结合在一起，就会提出很多明显的疑问；对于明确的机会主义型政治经济周期诺德豪斯模型，与此相类似的问题也会持有同样的怀疑态度。在我看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来完成，它包括研究党派信徒的目标问题（因为它们会为了经济环境做出反应而不断发生变化），研究上面提到的逆向因果关系问题，以及研究除基本宏观经济目标之外，与党派信徒有关的其他要素是否可以有助于解释党派信徒型差异这样的问题”^[45]。

因为预算过程太复杂了，由于信息不完全，即使是理性的投票人也很难预料到选举后会为了选举前财政收入增加的筹资而必然会增加赋税。与诺德豪斯模型中产生规则的通货膨胀—失业周期不同，理性政治经济周期理论预测在选举前后对各种政策工具的操纵（也可参见卡基尔曼和梅尔泽，1986；珀森和塔贝利尼，1990）。当政者为了表现出有能力，就有在选举前减税并增加支出的诱惑，这显然会产生对最优的偏离。因此，虽然与诺德豪斯的原始模型相比，理性模型有不同的经验预测，但机会主义行为依然存在。特别是，由于理性预期的存在，可以预料任何源于操纵财政货币政策而产生的周期将更不规则，并且持续的时间更短^[46]。

“现在请允许我以最庄严的方式提醒你们，要防止政党精神的不良影响”（George Washington，Farewell Address，1796）。

三、机会主义行为与党派行为:一种综合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诺德豪斯（1975）的著名论文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周期思想的兴趣，这一思想可追溯至熊彼特（1939）和卡莱茨基（1943）。但是，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非理性的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模型在理论上的缺陷和没有结论的经验分析使得沿着这一线索的研究十分沉闷。在经验研究领域，阿尔特和克里斯特尔（1983）宣称“没有人在阅读政治经济周期文献时，不对其支持证据的缺乏感到吃惊”。人们对政治经济方法的兴趣衰退了，新古典理论家忙于研究理性预期市场出清模型的政策含义。这些模型强调的政策无效性和经济主体具有理性最初被解释为与政治驱动的政策操纵是不一致的。然而，令人高兴的是，新的理性政治经济模型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它已将非对称信息或不完全信息、非应变的名义工资合同及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征纳入其中^[47]。

政治经济周期的机会主义理论假定政治家的目的只在于当选，其宏观经济政策是为赢得选举而设计的（诺德豪斯，1975；罗戈夫和赛伯特，1988）；而党派理论则强调意识形态，不同意机会主义理论关于所有政党均遵循相同政策的假定（希布斯，1977；阿莱西纳，1987）。弗雷和施奈德（1978、1978）则认为，当一个政党“很受欢迎”并且对赢得下次大选很有信心时，它就可以纵情于意识形态至上的政策；而当获胜的机会比较小时，它们就不大可能去考虑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便有“实施特别短视的政策的激励，因为他们对未来并不关心——那时他们可能已不在台上了”（阿莱西纳，1989），它们的行为就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因为机会主义行为是当政者政治不安全感的递增函数，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缺乏支持机会主义行为的系统证据。虽然通过操纵选举前的繁荣，政府易受到不负责任和机会主义的指责，但是，当政府感到对当前的大选没有保障时，他们就难以负担高瞻远瞩的奢侈，因而对未来大打折扣。“在选举前政府操纵经济的程度与当时的民意测验中当政者的领先程度呈负相关”（舒尔兹，1995）。由于存在政策操纵的潜在成本，政府只应对接近下次选举时的声誉赤字作出响应。舒尔兹通过英国政府对转移支付的操纵的检验后发现:操纵转移支付对实际可支配收入有显著和深刻的影响。在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方面，政治经济周期效应的大小对一次选举和对另一次选举并不一样，“因为政府的激励对于两次选举也是不同的”（舒尔兹，1995）。显然，这一领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48]。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铸币税（通货膨胀税）与政治不稳定程度存在正相关。在对1971～1982年间的79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项研究中，卡基尔曼、爱德华兹和塔贝利尼（1992）发现了支持他们如下假设的证据:较之于稳定国家，相同类型的不稳定国家更多地依赖于铸币税为政府预算筹资。爱德华兹（1994）对此表示赞同，并发现利用通货膨胀性筹资的激励与政治体制的易变性密切相关。而阿莱西纳（1989年）则发现，1973～1986年间，政治不稳定指数与奥肯痛苦指数（Okun’smisery index，即通货膨胀＋失业）呈正相关（英国是他的20个国家样本中的一个例外，在此期间，尽管英国的政治相当稳定，相对而言，其经济运行状况却比较差）。

图3-7　选举前的转移支付增长与选举前的民意测验中当政者的领先程度^[49]

资料来源:舒尔兹，1995年。

虽然对政治影响在引起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总体经济不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性仍争论不休，认为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的主张和反对存在政治经济周期的主张都建立在基本相同的数据基础之上，而宏观经济中各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性，使运用正规经济计量方法去进行精确的检验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