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

二、关于经济转轨的研究

经济转轨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关于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研究，即从市场角度，分析论述1950年代我国是怎样由一个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并存的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是怎样从计划经济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关于第一部分的研究，过去史学工作者多从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以及社会制度等角度去研究这种转变，很少从经济运行机制角度，即市场机制和计划管理作用的此消彼长演变过程去研究。专门论述50年代市场因素消亡问题的论著赵凌云的《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15] 认为，（1）1949-1952年间，中国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计划体制因素与市场体制因素并存。其基本运动过程是：市场因素作用过程朝规范化方向发展，作用范围逐渐缩小；计划因素逐渐强大，作用范围日趋拓展。双重体制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这一总体框架下既统一又矛盾。（2）1953-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迅速推进并基本完成了双重体制因素并存向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过渡。其基本运动过程是：计划体制因素作用范围急剧扩大，作用力度急剧增强，迅速成为经济体制中的支配因素。与此相应，市场体制因素迅速退却，到1956年，基本上退出经济体制领域。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怎样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经济学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在1992年以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目标尚不明确，改革基本上是循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改善计划管理体制为具体内容的探索性改革，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市场机制的覆盖范围和作用都逐渐增大，计划经济的范围和作用不仅缩小，而且其中指导性计划的比重也逐步增大。但是就总体上来看，市场因素在农村和商品的产供销方面迅速成长，逐渐发挥基础作用，而在城市和资源配置方面，则进展缓慢，尚未能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改革开放实践终于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达成一致意见，从而迅速推动了市场机制全面健康的发展。

关于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目标模式以及过程特点的研究，论著相当多。其中最具权威性的论述当属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的政治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谈一下关于中国改革道路模式的总结性研究状况。

1989年以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采取了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办法。这种以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为特征的激进的经济变革遇到了重重困难，引起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急剧下滑。1992年当我国确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以后，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俄罗斯及东欧等国的“激进”改革相比，表现为一种“渐进”的方式，事实也证明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成功的。因此，近两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总结研究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围绕这种方式的条件，成本、结果以及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等问题，对我国如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问题，提出了不少颇有新意的观点和看法。其基本观点为：（1）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几年来一直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实践证明：渐进式改革是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拥护并已取得重大成就的成功之路。（2）渐进式改革有“民间主导型渐进”与“政府主导型渐进”之分，前者是广大微观经济主体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实践活动；后者则是政府勇于承担改革推动者的责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将改革推向前进。中国过去的改革成果，是在这两种方式共同推动下取得的，这种民间和政府“两个积极性”相互促动、相互配合的改革方式，今后仍应坚持。（3）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增量改革，在经济增长中实现改革，其优点在于避免大的社会冲突与经济震荡；但是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由此形成的双重体制不仅增加了改革成本，而且在双重体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会成为改革的新阻力和加剧社会矛盾。因此，渐进式改革并不是无限期的，而应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尽量缩短过渡过程，即实行“积极的”渐进式改革。1994年8月底，《文汇报》理论部等三家单位联合召开“中国过渡经济学研讨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16]。

相关资料1-4

转轨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模式，而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为转轨经济学提供基本素材和理论实证分析的依据。渐进式转轨一般具有如下特征：（1）在转轨过程中力求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而且，稳定和发展本身也被列为转轨的基本目标和标准。（2）转轨并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设置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使改革最终指向市场经济体制。（3）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改革战略，在特定时期，增量改革往往比存量改革更重要。在存量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注重发展增量经济，这是渐进式转轨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4）改革采取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路径。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在转轨过程中均明确了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的改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能够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般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也被称为“休克疗法”。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7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激进式转轨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转轨以新体制的形成为基本目标，不一定兼顾暂时的经济增长绩效。（2）经济转轨过程包括宪政转轨，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轨几乎是平行推进的。激进式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转轨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且都是质变，“人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峡谷”，制度变迁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否则，旧体制会成为新体制形成的巨大阻力，使得转轨变得遥遥无期。（3）经济转轨初期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并举。（4）由于激进式转轨着眼于长期绩效，因此伴随着短期的经济社会混乱，甚至是退步。与渐进式转轨相比，短期内的收益不明显，经济社会风险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