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第五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新经济史革命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又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论中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的经济史研究有着比较成熟的看法。兹举二例。

一、吴承明:史无定法

吴承明对于运用各种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有着多方面的贡献。对于研究方法，他亦有过最为高明的总结，即“史无定法”。该观点是在他对各种理论和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基础之上提出的。他坚持认为，历史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然而也有不足:第一，史学是叙述式的，缺乏分析;又常是事件和史例的罗列，或用单线因果关系将它们联系起来，而缺乏整体性和结构性的研究;第二，强调历史事件、人物和国家的特殊性和个性，而不去研究一般模式和存在于过去的普遍规律，因而其解释是个别的和相对主义的;第三，在考察史料时采用归纳法和实证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不能在逻辑上肯定认识的真实性;在解释史料和做判读时，由于缺乏公理原则和强调个性，就仅凭史学家的主观推理和直觉，而这是背离科学的;第四，或是根据伦理、道德取向来评议是非、臧否人物;或者是一切受时间、地点和历史环境决定，没有绝对的善恶;第五，脱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研究历史，认为历史学的唯一目的是真实地再现和理解过去。弥补这些不足，需要吸取其他方法，包括经济学方法。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吴承明方法论见解的高屋建瓴。他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说。这当然不是说可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方法。……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同一问题可用不同方法论证者，不妨并用;若结论相同，益增信心;若不同，可存疑。……所有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这也说明，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史无定法’吸取各家之长。”⁽⁶⁵⁾在“史无定法”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善于吸收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优点，才能不为某种理论、某种学派所局限，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的经济史研究道路。

二、李伯重:史料考证为基、采用多种方法

李伯重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由于经济史是历史研究中的一部分，因此，历史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经济史要把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在这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替代传统的史学方法。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经济制度和经济事件。在这种研究中，定性方法是主要的，这也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另外，史料学和考据学方法对于经济史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已经被诸多经济史学家所强调。比如，李根蟠认为，“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⁶⁶⁾然而，历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若要克服这些缺点，就要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中汲取营养。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方法是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经济学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框架。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出发，可以对经济史上的一些问题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当然，经济学并不是万能之方法，它也有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这时，就需要从其它学科借鉴方法，这些学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当然，也可以从自然科学中获得新元素⁽⁶⁷⁾。

李伯重在《中国经济史应当怎么研究》一文中，通过介绍李丹(Daniel Little)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对经济史研究的看法。李伯重认为，李丹对经济史作了很有意义的解释。李丹认为经济史，乃是“以证据为基础，经济史学家对一个确定的时空范围内的经济的主要特征进行描述。这些特征包括:该经济所生产的工农业产品的种类、数量与质量，用以进行生产与分配的技术与制度，人口的规模及人口所享有的物质福利，等等”⁽⁶⁸⁾。经济史研究包括以下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充分搜集、确认各种与经济现象有关的资料(如价格、工资、消费水平等)，以此作为基础，来重现过去的经济事实和经济行为。其次，辨认那些明显的经济方式(不论这些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再次，对这些方式进行解释。李伯重认为，“由于经济史研究包括上述三个主要部分，而每个部分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适用于其中某个部分的方法夸大为整个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应当根据不同的研究，什么方法合适，就使用什么方法。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警惕那种在经济史研究中盲目迷信经济学方法的倾向。”⁽⁶⁹⁾在经济史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全面地看问题，把各种因素考虑进去，从而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由于研究不同因素往往需要不同的方法，因此我们要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化。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只有敞开胸怀，努力改进研究方法，才能把过去经济实践的认识尽可能地接近真实⁽⁷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