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

王致中　魏丽英

“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是198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负责人王致中。课题最终成果为专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下册，三秦出版社，1992年），主编王致中、魏丽英，全书约57.2万字。

一、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课题于1982年由王致中、魏丽英提出并开始实施。1983年，该课题首篇论文《清季“新政”背景下的甘肃“实业”》在《甘肃经济论丛》发表（《甘肃经济论丛》1983年6期）。1986年该项目列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重点计划。

1987年10月，“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被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长甘棠寿，副组长王致中，由王致中负责具体实施），同时列入《中国西北开发史丛书》，由甘棠寿主持。

1989年1月，该课题阶段性成果《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正式出版（三秦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40.5万字，王致中、魏丽英著）。

项目最终成果《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于1990年12月按时完成。翌年，通过初步鉴定。1992年11月，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谷苞先生审阅并赐序，书前冠还有甘棠寿所撰《中国西北开发史丛书》总序。按照1993年2月19日通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检查、鉴定和验收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该项目1994年9月履行正式鉴定、验收手续，采用书面方式鉴定，专家鉴定组组长是伏耀祖。1992年10月17日，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同意该项目结项。“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最终成书，历时十年余。总计完成公开出版专著两部，合计97.7万字，另发表相关研究论文50余篇。

本课题在研究、撰著及最终完成出版的十年间，曾得到伏耀祖、甘棠寿、支克坚、阮方纪、安京、谷苞、牛颖、延涛、郭宝宏、武文军、葛生华、张玉良、柴长清等同志及三秦出版社多方面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本课题史料收集、整理，曾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历史文献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等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

本课题实施有关经费，来自国家社科基金会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二、最终成果内容提要

《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远古至1949年）上下册，王致中、魏丽英著，共16章，总计57.2万字。

上册（远古—1840年）

第一章：“高寒干旱沙漠环境与西北远古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于第四纪青藏高原的极度抬升和冰川影响，至中更新世后期，我国整个西北地区高寒、干旱、沙漠的环境特征已基本确定。其间虽有局部或短期变化，但总的态势实已不可逆转。西北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自古以来既提供东部内地无可比拟的发展空间以及极为丰富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必然一直在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严酷制约机制。第二章：“古代西北牧业与牧业经济的地理变迁”。古代中前期，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牧业经济在西北广大地域曾经占有主导地位。在数千年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西北牧业经济总体自东向西逐步退潮。牧业经济的西移变迁，至古代中后期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的逐步确立，两者实际构成了我国西北地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框架。第三章：“古代中前期西北地区的民族农业与‘屯垦’农业”。我国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自古以来即是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创造。西北农牧业经济的变迁，蕴含着西北不同地域民族间以及西北与内地之间政治疆域统一的重要基础。而此后西北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的最终确立，亦应是西北各族人民融合统一的必然结果。第四章：“古代后期西北农业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与人口高峰”。古代后期至明清两代，我国西北地区进入农业经济与人口的高峰发展时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和巩固。这一重大社会经济转化，对于后来我国西北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长期一直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基础稳定作用。第五章：“古代西北水利”。西北人文之始，即不得不面对干旱沙漠的严酷环境。自古代前期至晚近，水利在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始终都是决定因素。舍水利西北即无发展可言。农业如此，以农业为基础的其他社会经济门类的发展亦不可能例外。第六章：“古代西北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与市民经济生活”。周秦以来，我国西北城市逐步发展。古代中前期，城市作为政治及军事中心的作用至为突出，中后期则逐渐由地方军政中心向军政兼经济中心转化；市民经济生活在整个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地位日益重要。第七章：“古代西北矿业与手工制造业”。西北地区资源丰富，自古即为矿产开发和手工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矿产冶炼及手工技艺在许多领域都达到过极高水平，并在以农牧为主的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第八章：“古代西北地区的商品交换”。古代西北商品交换，最早可追溯至远古时期。国际“丝路”贸易及内地的“茶马”、“贡市”贸易，历史作用巨大。古代中后期西北地方市场普遍化格局的初步形成，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亦影响至巨。

下册（1840—1949）

第九章：“近代西北人口波动及其社会经济分布的变动方向”。进入近代以来，在战乱、社会矛盾激化及自然灾害严重的背景下，西北人口严重丧失，相对应的必然是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但另一方面，由于新生产力及新的工业文明的初步发展，在西北人口的社会经济分布方面，亦产生了新的积极的变动方向。第十章：“近代西北新生产力的初始移植”。近代中前期，西北以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工业得到初步发展，经历清季“洋务”、“新政”至抗战爆发前，西北近代工业的早期发展对自古以来以农牧业为主的西北社会经济来说，应当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开端。第十一章：“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近代工业的高峰发展”。“七七”事变后，西北成为我国重要战略后方。由于战时国家工业重心西移，西北以机器进行生产的近代工业由此出现一个少有的高峰发展阶段。这一西北社会经济史中的重大事件，对当时以至现代西北的发展都意义重大。第十二章：“近代西北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西北环境严峻但资源丰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弱化环境的制约并尽可能充分发挥资源丰富的优势，应是我国西北社会经济发展过去以至未来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点。近代西北在这一领域的具体历史性创造应是明证。第十三章：“近代西北商业类例研究举要”。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受东部相对发达地区影响和洋货倾销的冲击，西北商业经济的发展亦至为显著。除东西两个地理方向为主的国际贸易外，民族地区商贸及主要城市商业的有限繁荣，亦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第十四章：“近代西北赋田计量嬗变与农村土地的占有状况”。近代西北，土地问题，实亦整个社会经济之核心所在。赋田的计量嬗变，应大体反映西北近代农业土地变化的大致轨迹；而由此产生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则更是近代西北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一切方面的深层基础。第十五章：“近代西北农村生产关系及超经济强制”。近代西北社会经济发展之所以艰难困顿，与东部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除环境和基础条件等诸多原因外，亦另有其内在的深层因素在发挥作用。观察其于近代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特殊的超经济强制实况，应当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第十六章：“近代末期西北社会经济的崩溃”。近代末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乱、天灾频仍、超经济剥夺极端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合力，西北社会经济实际已全面崩溃。这是旧时代行将结束的一个必然结局。在旧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代必将到来。

三、理论与实际意义

一、为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完成了一项必要的先行基础研究。《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下册），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远古至1949年西北广大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第一次系统具体地研究阐述了数千年间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史实、基本特征和基本问题，第一次建构了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的总体认识框架。本项目先于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实施前5年完成，作为一项重要的先行基础研究，对于迎接和推动国家经济建设重心西移应有积极作用。因此，本书的完成不仅是著者本人，更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对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实施的一项突出贡献。

二、研究内容与西北现代化关系密切。该项研究突出探讨了生态、人口、资源、市场等与当代西北开发与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历史，对于深层次把握我国西北地区未来的发展和稳定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三、该项成果运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揭示了我国西北各族人民千百年来融合、团结、统一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对我国民族关系主流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及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研究的一个新的贡献。

四、学术开创意义突出。近现代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多偏重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关于西部特别是西北经济落后地区的系统研究实不多见。本课题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历时十年首次完成了这一领域远古至1949年的系统研究，不仅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而且对后续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否认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五、方法创新卓有成效。该项研究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功能和方法，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的同时，大量收集使用田野考古资料，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及档案文献，资料丰富，视野广阔，不仅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突破的一次探索性实践，更是对社会科学交叉边缘学科发展的一个创新性贡献。

该项研究应当已经达到国内同领域领先水平。

四、社会反响

（一）国内反响

（1）1995年元月10日，项目终端成果《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远古至1949年）（上下册）获第四次甘肃省社会科学最高奖一等奖。

（2）1995年元月25日，项目获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主持完成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优秀成果”奖。

（3）项目阶段成果“甘肃黄金史研究”，为甘肃省冶金厅及黄金局所采用，该项研究以《甘肃黄金史略》为题刊于《甘肃冶金》1986年1期，为开拓甘肃黄金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4）《人民日报》1987年3月30日以“甘肃社科研究为改革实践服务”为题，对该项目有关阶段成果及应用进行了报道。

（5）项目阶段成果“甘肃历史上的黄金开发与现实对策的若干建议”，1988年1月获“甘肃省首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6）阶段性成果论文“抗战时期甘肃工业发展述要”收转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资料，1985年1期；论文“融合与发展---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简论”收转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资料，1996年1期。

（二）国外反响

（1）1988年5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SIM MILLWARD）来函就该项目有关甘宁青市场地理的研究问题，进行了联系交流。

（2）项目最终成果《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研究（上下册）》出版后，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历史系（Lewis Mayo）1993年11月在兰州与项目负责人王致中就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东部地区）有关问题进行过一周交流。

（3）1994年3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博懋大学中国研究所进行了有关成果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