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史研究传统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卷帙浩繁的典籍，其中不但蕴藏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包含了系统的经济史记述。不过，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看，最值得注意的是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和《十通》中的“食货门(考)”。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中就有关于经济史的专篇——《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平准书》记述了汉朝建立至汉武帝以前的财政演变，《货殖列传》记述了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工商业家的活动和各个经济区域的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等。班固的《汉书》在《史记·平准书》的基础上创立了《食货志》。其篇名取义于《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班固的解释是:“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中国古代还没有形成近代“经济”的概念，以“食”和“货”分别代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食货”相连，即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经济”的概念。从《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古代开启了经济史记述之传统。它们是研究中国经济史最基本的材料。中国古代虽然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独立的经济学理论，因此这期间的经济史记述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

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从这次论战的内容看，它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史论战。同时，它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传统的形成。在中国经济史第一次高潮中，活跃在经济史坛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一批主张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二是当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学者，三是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以及与其有所联系的一批学者。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临产之时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因此，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受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郭沫若从1928年至1929年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一系列论文，并于1930年汇集出版，题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最初尝试。差不多，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的同时，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支持郭沫若肯定中国经过奴隶制阶段的观点。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以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却与郭沫若有不同的意见。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中，认为商代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食货派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后形成的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研究旨趣的学术团体。代表学者是陶希圣，他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是经济史研究的阵地。《食货》半月刊于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陶希圣在《食货》创刊号中表明这个刊物的目的:“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把他们的心得、见解、方法，以及随手所得的问题、材料披露出来。大家可比互相指点，切实讨论，并且进一步可以分工进行。”⁽²⁾据陶氏本人的统计，它在刊出的两年半中发表了包括150多位作者的345篇文章⁽³⁾。《食货》是中国第一个经济史的期刊。它的影响相当大，印行量一度达到4000份。它在日本拥有相当一部分订户和读者;《食货》学会中还有日本的学者。总之，《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其发展中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的流派，就其方法论而言，有偏重于历史学的，有偏重于社会学的，也有偏重于经济学的。但不管哪一个流派，都不是只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十分注意经济与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联系，因此，它们都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史的轨道。傅衣凌重视对民间文书、碑刻、乡规民俗等的搜集和使用，把对地方社会的细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起来。傅先生开创了他和其弟子们共同称之为“社会经济史”的流派。如今，厦门大学的经济史研究期刊还留有这个流派的特点，该刊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另一位先生梁方仲在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同样功不可没。梁方仲早在1934年便开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该年5月，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并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并一度任《集刊》主编。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如今的中山大学还铭记梁先生的教诲⁽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学者比较重视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有人称之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代表学者为吴承明。他擅长在经济史研究中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但他同时也很推崇并吸取傅衣凌的研究成果，并在晚近的研究中十分重视对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察。因此，经济所学者所从事的也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该所创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原来打算命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只是由于厦门大学先前创办的同类刊物已经用了此名，才改用现在名称⁽⁵⁾。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是中国传统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