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第三节　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对于计量方法如何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中国经济史学界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强调尽量使用。比如张仲礼认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计量方面应比一般的史学有更高的要求，能用数量统计的应尽量用数量统计，以显示事物量的变化过程，能定量的尽可能做定量分析，以确定事物变化发展的程度。只有建立在大量扎实的资料工作基础上的研究工作才是真正扎实的。经得住考验的研究工作，其成果也必定是坚实可靠的。”⁽²³⁾另一种意见则强调“谨慎”。比如，唐传泗对有关近代经济史的数据资料的搜集、考察、审定和加工整理等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数据错误比文字错误“往往更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因而工作上必须精细小心，强调搞计量研究应先要打好数据资料基础工作⁽²⁴⁾。章有义也从农业史计量研究角度提出了类似的告诫。他说:“计量材料的缺乏给我们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绝不能采取‘饥不择食’的态度，而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对已有的不准确的材料，逐一进行细致的审订和校正，变无用为有用。计量分析对于历史尤其经济史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必须有比较切实的数量可据。”⁽²⁵⁾台湾地区也有学者阐述了计量方法应用在经济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事项。在此，选取彭泽益和杨聨升的文章为代表来进行说明。

一、彭泽益: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彭泽益认为经济史计量研究很重要⁽²⁶⁾。经济史“研究的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等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因而不能忽视数量关系和数量分析。”⁽²⁷⁾然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总的来说是不大注意数量概念，缺少定量分析。经济史文章，一般是定性论述和论断比较多，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得不够。实际上，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多数量统计资料。这些可以为数量分析提供方便。梁方仲先生编着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为经济史计量研究作出了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严中平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同样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此外，汤象龙编著的《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也深具功力。然而，这些资料对于严格的数量研究还不够。有些资料“不是地区不全，就是年份项目不齐，或者是计量单位不统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²⁸⁾。

在严格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统计资料后，彭泽益提出了几个在应用中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要注意区别虚数和实数。所谓虚数就是指一种象征性地而非确定地使用的数据。这在古代文献中很多。清代学者汪中在所著《述学》中有一篇《释三九》的文章，就讲到“三”和“九”在古代文献中多是虚数⁽²⁹⁾。彭泽益举了两个例子。其一，广州十三行的名称由来。过去国外学者有一种意见，认为它代表着行商的数目是“十三家”。然而，通过考证发现，从康熙到鸦片战争之前，行商数量只是在个别年份才是“十三”，其余都不是“十三家”。这说明“十三”并不是一个实数。其二，明清时期松江土布上市量问题。有的文章估计嘉庆时期约为2500万匹到3000万匹，明后期大约也有2000万匹左右。经过合理推断，彭泽益认为这个数据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显然是一个虚数。另外，还要注意，即使是实数，还要考察这个实数的可靠性如何，因为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人口和土地数量的数据很可能都不实。

第二，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经济计量单位。中国历史上很注重度量衡的统一问题，但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老百姓的习惯等问题，中国历史上的计量单位混乱的现实也是较为普遍的。这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显然不利。彭泽益对各地区农工商各业曾经使用的各种特定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说明，比如盐引、盐票;茶引、蓖、圆、筒、件;篓;墨;块、合以及亩、晌、绳等。通过比较，他发现，虽然有时单位相同，但所包含的意义不同。比如，关外东北田土不计亩而以晌计，一晌有等于六亩的，也有等于十亩的，各地不一。彭泽益得出的结论就是计量单位很复杂，研究时一定要审慎。

第三，要精心考订名称相同的计量单位，并注意可比性。在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有很多相同的计量单位。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按字面理解。这是因为同样名称的量词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可能代表不同的数量。他举了亩的例子。明清以来，由于步尺参差，所以，亩有大小之分。各地州县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可能采用大亩，而在下面征收赋役时，则按照小亩来计算。另外，他还强调数据的可比性，即数据在计算范围和计算方法上的可比性。

第四，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科学的估计推算是统计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并不排斥估计。但是，估计必须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不能拿“合理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同时也不能用后期或当代经济生活中的某种比例关系来代替历史实际。

总之，彭泽益认为计量方法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有裨益，但是一定要注意它的复杂性。他说:“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避免把中国经济史的计量研究流于数据游戏，那不仅不会有多少科学价值，而且无补于揭示历史的实际。”⁽³⁰⁾

二、杨聨升:计量研究中的数据问题

杨聨升认为中国史料中数据很多，这是个好事，然而，文献中数词和量词的一些用法也增加了处理数据的难度。对于经济史研究者，一定要加以小心。有四点值得注意⁽³¹⁾。

第一，要留心查出印刷及书写上的错误。汉字的一、二、三等非常容易被弄混淆，因为它们仅仅相差一横。四的古体字写成四横，也增加了混淆程度。七和十也很容易被弄错。因为，在古文中，七和十的书写都是一横一竖，只不过十的那一竖来得长一些，因此，需要多加注意。另外，千和十也只有一撇之差，这也是容易犯错之所在。量词的印刷错误中，最重要的是“升”误为“斗”或“斗”误为“升”(升、斗是容量单位，一斗等于十升)。从敦煌发现的中世手稿中，可知这两个字的行书写法非常相似，使得读者极容易把它们搞混。抄写的错误可能是历史学家本身从文件中抄录数据时不够小心而犯下的。这种例子有⁽³²⁾。实际上，不仅是传统的史料文献中有此错误，就是在近代学者的权威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谬误。

第二，要留心区分虚数和实数。杨聨升指出，象征性地而非科学地使用的数据是虚数，因此，不应从字面上的意思来了解。例如“千金”这个措辞，通常仅用来指一大笔财富，而不一定要指一千个单位的黄金或白银。相反的，某些看来像是虚数的数据实际上却是实数。以“半”为例。根据《后汉书·职官志》，东汉时代官员的薪水一半是以现金，另一半是以谷物支付的(半钱半谷)。书中记载了九个不同等级的官员应得的现金与谷物的数量。九个等级中就有四个是不折不扣的一半一半。可见，在这个文献里，“半”为实数。另一个例子是“太半”(或“大半”，字面上的意思是较大的一半)和“少半”(或“小半”，字面的意思是较小的一半)这种措辞的使用，在一般近代文献中都用来表示比一半大或比一半小。可是汉代或者汉代以前，它们是用来表示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第三，要注意史料中实数的可靠性程度有所不同。只有对其背景做过仔细的检查，才能确定它的可靠性有多少。人口数据与耕地的数据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大多数情况都是土地数量以多报少，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可能无法对那些豪强所拥有的土地加以登记的缘故。有少数的例子是地方官出于好意，而将数据少报——其目的是想要对一般百姓有所帮助。比如明代中叶时，通过土地调查，发现许多人拥有的土地比他们所登记的要多。地方官为了怕中央政府起意增加原本已经相当沉重的赋税，因此将标准亩折换成各种较大的亩，这样可以在报告中把他们的上司蒙骗过去。在人口数量上以少报多，这主要因为地方官员乐于伪造数据来取悦好大喜功的皇帝。

第四，要注意度量衡的问题。同样的量词在不同的时、地，可能也代表不同的数量。官方的度量衡标准在整个中国史中逐渐增高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有些时候甚至旧单位与新单位也同时使用。比如说，隋唐时代就有大尺与小尺、大斗与小斗、大两与小两之分。这三组各自的比率分别是一比一点二、一比三、一比三。在官方的标准之外，不同的地方性度量衡也曾在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同的地方使用。近代对江苏省无锡县22个村落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至少有173种大小不同的亩制为人使用，从一亩等于2.683公亩到8.957公亩不等(标准亩为六又三分之二公亩)。这或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使用好几种度量衡则为常见之事。中国政府始终想在名义上把度量衡标准化，但从来就没有得到太大的成功。很显然，既得利益者从这些不同的计量单位中获取了好处。这种歧异性可能一部分是由于同一个大单位并不能等于同样数目的小单位这种事实产生的。比如说，清朝时候，土地丈量用的标准“弓”(或“步”，等于五尺)，根据1751年(乾隆十六年)皇帝所批准的一个奏折，当时使用着好几种不同的“弓”，从等于3.2尺到7.5尺不等。官方每亩240弓或步(平方步)的标准也难得被遵守。

总之，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要时刻注意数据问题。否则，无论计量模型多么完美，也说明不了实际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