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

第二节　中国经济史

中国经济史是我国社会科学中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甘肃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较晚。20世纪50年代中期，兰州大学经济系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对这门学科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甘肃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主要以建设本学科、围绕国内学术界争论的几个问题和甘肃地方经济史的若干问题进行的。

一、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关系的研究

这一问题是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一同开始的，两者是相平行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与原始积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后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魏永理参加了这一讨论，他的《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关系》一文（《兰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基本持后一种意见。文中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联系和区别，明确指出原始积累不是同时开始，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后开始的。这一问题在1962年兰州大学经济系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引起热烈争论，有人认为，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史前时期的积累，它先于资本主义，是与资本积累有区别的，原始积累过程与资本主义萌芽是同时发生的。也有人认为，原始积累是指由行会手工业没落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统治建立的整个时期。由于后起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英国产业革命后陆续参加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斗争中去的，原始积累过程较迟于英国，但过程进展较快，而且方式也各有特点（王廷湘《兰州大学经济系举行科学讨论会——讨论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关系问题》，《甘肃日报》1962年7月19日）。

二、关于经济史对象问题的研究

这是国内外经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1）生产关系说。认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个别国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2）生产关系主要说。认为国民经济史对一定国家生产关系的研究是主要的，对与生产关系联系密切的生产力的研究是次要的。（3）生产力说。认为国民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对象是研究生产，研究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形态中的生产力的发展。（4）生产方式说。认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乃是生产的发展，数十世纪以来生产方式的新旧更替，生产力与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针对上述诸说，魏永理《略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提出了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与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该文指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社会经济结构或全部社会经济的总和，揭示一国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过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这一观点，引起国内经济史学界的重视。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虽然迄今尚无定论，但基本上趋向这样一种共识：经济史研究的是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结构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运动规律。它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

三、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划分若干阶段的研究

中国近代经济史内部应该划分几个阶段，这是经济史学界研究、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甘肃的经济史研究者与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存在分歧。就国内的观点来说，有的主张中国近代经济史内部应划分两大阶段，即1840—1927，1927—1949；有的主张划分三大阶段：1840—1894，1894—1927，1927—1949；有的主张划分四大阶段，即三大阶段中增定1864年为一分界年；也有主张五大阶段的，即四大阶段中再增定1914年为一分界年。魏永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加强、激化或暂时地缓和、减弱的变化，使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萧条、衰退或短暂繁荣的阶段性事实，提出中国近代经济史内部划分八个阶段的建议：1840—1864，1864—1894，1894—1914，1914—1922，1922—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期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这是一种新的分期意见。

四、关于近代中国统一国内市场形成问题

对此，国内经济史学界的观点很不一致，争论热烈。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到明清时代，已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一种观点强调根据当前的研究成果，还只能断定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后和19世纪末叶左右；又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统一市场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逐步形成的，具体时间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针对上述三种不同意见，魏永理于1983年在《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上发表了《论近代中国曾否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一文，提出：第一，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发展造成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基本上还是个封建社会，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要说中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第二，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陆续产生并缓慢发展，中国开始了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但直到1949年为止，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中国国内的统一市场始终未能建立起来。第三，近代中国“统一国内市场”没有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地方市场的独立性长期存在，表现在：没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统一的度量衡；没有统一的内地税；没有统一的物价。这种独立性的地方市场的存在正说明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第四，近代中国统一的国内市场所以未能形成，其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国内封建势力的地方割据；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微弱。这正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特征之一。上述意见，曾引起经济史学界的重视。

五、关于甘肃地方经济史的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对甘肃地方经济史的研究已逐步展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快了研究的步伐。所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甘肃金融业研究

过去流行的观点认为，甘肃最早的官办金融机构是甘肃官银钱局。但于廷明研究考辨后认为，甘肃最早设立的官办金融机构不是甘肃官银钱局，而是1854年（咸丰四年）设立的甘肃官钱铺。这样，否定了过去的传统说法（于廷明《甘肃最早的官办金融机构考辨》，《甘肃金融》1990年第8期）。同时，对甘肃官银钱局的设立年代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有的认为甘肃官银钱局成立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王慕《解放前的甘肃金融》，《甘肃金融》1989年第4期）；有的说甘肃官银钱局成立于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张令琦《解放前四十年甘肃金融货币简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值得一提的是，张令琦的文章对甘肃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发展及最后崩溃的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二）甘肃近代工业研究

对甘肃的近代工业问题，发表了一批专题成果，主要有：余尧《左宗棠与兰州机器织呢局》（《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夏阳《甘肃毛纺织业史略》（《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5期）；林植《甘肃近代工业略论》（《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4期）；王致中《抗战时期甘肃工业发展述要》（《社会科学》（甘肃）1984年第6期）；蒋致洁《略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工业建设》（《兰州学刊》1988年第6期）；柴玉英《抗战时期兰州工业发展概况》（《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认为，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近代民用工业之滥觞。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甘肃的近代工业虽有所发展，但极为缓慢。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时的需要，不仅轻工业呈现繁荣，即是重工业也有较快发展，出现甘肃近代工业建设史上的高潮。甘肃的玉门油矿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开始开发的，对此，孔庆泰《抗战期间中国石油工业的建立》（《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一文，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该文指出，抗战爆发后由于敌人的封锁，国民党政府石油短缺的形势非常严重，不得不走开发国内石油资源的道路。1937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提出开发玉门油田的计划，并开始重点调查。在一批石油专家的艰苦努力下，玉门油矿的开发获得成功。在1939—1945年间玉门油矿所产的原油要占国产原油的98．2%，这对解决国民党统治区的液体燃料供应，支援抗日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玉门油田的开发，揭开了“我国石油史之新纪元”。另外，曾担任甘肃油矿局总经理的孙越崎先生以95岁的高龄撰写了他开发玉门油矿经历的回忆文章——《记甘肃玉门油矿的创建和解放》（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北近代工业》编写组编《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详细记述了玉门油矿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石油工业基地的艰苦创业历程，为研究玉门油矿开发史提供了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

（三）甘肃田赋研究

甘肃历史上田赋政策的演变情况，是甘肃地方经济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之一。郝树声、张德芳《略论清代甘肃的田赋》一文（《兰州学刊》1985年第4期），对清代甘肃土地的划分、田赋政策的几度变化以及田赋征收的内容，作了详细的阐述。党家驹《从清末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甘肃田赋概况》（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一文，对民国时期甘肃省的地粮种类及数额、田赋的种类、田赋的征收方法以及田赋的附加等问题，论述得比较具体。此外，对甘肃地方经济史的其他问题，也做过些研究，如杨重琦、魏明孔《清代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丁孝智《近代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兰州学刊》1990年第5期）、孟非《抗战时期的甘肃贸易》（《社会科学》（甘肃）1987年第6期），是专门探讨甘肃历史上的商业贸易的。罗舒群《民国时期甘肃农林水牧事业开发状况研究》（《社会科学》（甘肃）1986年第3期），对民国时期甘肃农林水牧事业的开发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郝树声《略谈西汉王朝对甘肃地区的开发》（《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第4期）、李并成《三国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开发研究》1990年第2期）、陆庆夫《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4期）、王致中《明清时期甘肃矿业考》（《社会科学（甘肃）1985年第6期）、康复《清末甘肃劝业道述评》（《兰州学刊》1985年第3期）、张寿彭《甘肃近代鸦片问题》（四川省中国经济史学会编《中国经济史研究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年）等等，这些成果有的是对某些问题在原有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研究，有的是对新课程的初步探索。但这都是甘肃经济史的基础工作，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六、关于经济史研究方面的专著

魏永理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纲》上下卷，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1990年先后出版，这是甘肃省的唯一一部中国近代经济通史专著。王致中、魏丽英的《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上、下）（三秦出版社分别于1989年、1992年出版），是两部地区的、断代的经济史专著。王希隆的《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是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清代西北屯田问题的专集。李宗植、张寿彭的《中国现代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是甘肃省唯一的一部新中国经济史教材。还有，甘肃已编辑出版了几本经济史资料的书籍，如甘肃钱币学会主编的《甘肃历史货币》图册，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甘肃省机械工业志》编辑室编的《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这些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甘肃地方经济史提供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