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影响

第四节　新经济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实践影响

一、计量学派的实践影响

吴承明精通计量方法，重视运用计量方法作实证分析，并始终贯彻于经济史研究之中。他对近代中国工、农、交、商等各部门的收入、各类资本在不同时期的增长、国内市场的变化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分析，这些分析使人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主要数量关系有了较为清晰而深入的了解。他在广泛考证了各种资料后指出，粮食、茶叶、蚕茧、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按不变价格计，1840—1894年间年均增长率不足13%，但比起鸦片战争前已大大加速，1895—1920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6%，1920—1936年间约为18%，他又用海关的土产埠际贸易统计和历年厘金收入、常关税等还原法估算1870、1890、1908、1920、1936年五个基期市场商品总值(包括进口货)分别约为104、117、230、661、1202亿两(规元)，五个基期之间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0%、114%、628%、289%⁽³³⁾。这些数据使人们对中国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状况有了大致清楚的了解。总之，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工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产值、市场商品量等估计的专题论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水平，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

李伯重在经济史研究中，既强调理论的应用，也注重利用史料中的数据进行实证和量化研究。他于1978年开始致力于唐代江南农业的研究，并有专著问世⁽³⁴⁾。1982年起，他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整体性考察，并逐渐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研究上，共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20篇，并于1998年发表“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620－1850”，The Macmillan Press，Ltd．(England)＆St．Martin's Press，Inc．(USA)，1998。他对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率计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计算中国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能运用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概念，在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是按劳动日或小时计算，中国的传统农业则应该按年计算;现代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是以人为单位，而中国传统农业的计算应以家庭为单位;现代工业中劳动生产率所计算的是某一单一工种，而计算传统农业则须综合考虑大田和工副业多种劳动。根据这个看法，他运用史料中的数据对江南传统农业的大田劳动生产率进行了计算。除此之外，他还运用丰富的史料对江南早期的工业发展、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等进行了量化研究⁽³⁵⁾。

萧国亮于1980年根据秦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数据，对秦朝覆灭的原因给予了别样的解读⁽³⁶⁾，于1983年借助于史料中的数据资料，对沙船业的年利润率和沙船主的剩余价值进行了量化研究⁽³⁷⁾。除此之外，还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对松江府土布的产量和商品量进行了估计⁽³⁸⁾。他根据“棉花的年产量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年产量，而土布的年产量又必然制约着土布的商品量”之原理，从棉花产量入手，测算土布的生产量和商品量。并且还运用经济学原理对此进行了比较检验，发现结果可靠。萧国亮不仅在研究中应用计量方法，而且也阐述了对计量方法的看法。他认为，定量研究方法是极其有用的，在进行数量描述、计量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上都很有用。在进行数量描述时，他强调三点:(1)要注意区别实数和虚数;(2)要准确地弄清历史上的计量单位;(3)估计要有可靠的基本数据⁽³⁹⁾。

刘佛丁和王玉茹运用新方法，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周期性波动、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收入分配、消费和积累等进行了定量研究，意在阐明近代中国百余年间生产力的变化。该著作根据经济学理论得出了一些新结论:第一，依据大量经济变动的数据资料，首次判定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约周期为25年左右的中长期波动。第二，重新估算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一些代表性年份(主要为中长期波动的转折点)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从而计算出各时期的经济增长率。第三，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各种所有制的比例关系、市场组织和交易成本、国民收入分配、消费结构、储蓄和投资的变动趋势进行了宏观的统计分析⁽⁴⁰⁾。在研究的同时，刘佛丁还强调“呼唤新的理论和方法固然需要，但不能止于介绍和引进，更应着力于应用，以求有所发现”⁽⁴¹⁾。王玉茹也认为，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灵魂方法，是科学研究得以实现的手段⁽⁴²⁾。

陈争平认为，“计量方法是史学现代化的有力工具。它可以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脑技术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关系。它要求定性分析要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它可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以尽量避免随意性定性判断，它还可以揭示多种变量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经济事物发展变化趋势，可以使人们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对于经济史领域深入进行历史连续性研究有重要作用”⁽⁴³⁾。他还通过对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研究，认为外国资本对旧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影响极大⁽⁴⁴⁾。

陈春声通过研究发现，乾隆年间广州府米价的季节性变动要小于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米价的变动，但根据多种因素分析，不能得出18世纪广州米市场的供给要比20世纪更为有效⁽⁴⁵⁾。赵凌云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技术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主要针对中国现代经济史⁽⁴⁶⁾。

除了大陆，台湾地区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如全汉升和王业键对粮价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全汉升是最早研究清代粮价的学者，其论点一直指导着后人的研究。全汉升和克劳斯(A．Kraus)考察了1713—1719年苏州米价的季节变化，发现其变动幅度竟比1913—1919年上海米价的季节变动还小。粮价平稳的原因主要在于米粮的长距离贩运⁽⁴⁷⁾。王业键⁽⁴⁸⁾在1984年从若干城市(代表几个大区)粮价的长期趋势研究中，看出全国性的同步化，从而对流行的封建割据论和施坚雅(G．W．Skinner)的大区孤立性(autarkic)理论提出挑战⁽⁴⁹⁾。随后，王业键以1738—1789年苏州、杭州、广州、汉阳、淮安(代表华北)米价的变动为依据，发现存在相当大程度的同步性或连动性。任何两地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多数在0．6或以上;尤其苏州与各地的相关最为显著，反映了它在米市场上的中心地位⁽⁵⁰⁾。接着，王业键又选择了15个城市(代表15个省)1738—1740年的米价进行研究。他发现由于运输改进、市场扩大和人口密度变迁，地区间米的价格差缩小了。他的结论是:在17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整合程度要高于欧洲，但是，到18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的一体化已超过中国了⁽⁵¹⁾。

目前中国的经济史学界也有一些年轻学者致力于计量研究⁽⁵²⁾。这对于丰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对于检验一些传统结论，对于历史研究的精确化，都大有裨益。目前，致力于方法学习者众，而钻到故纸堆里挖掘和整理数据者少。一则可能是古文功底所限;另一则可能在于数据挖掘的工作太过辛苦。这或许也是计量学派在中国影响力有限的原因。

然而，这并不是说计量学派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没有前途。中国有2000多年未曾中断，而且有丰富多样的历史记录。正统的《二十五史》中都有专业记载赋税、田亩、人口以及其他经济情况的《食货志》，这些《食货志》中包括大量数据资料。在众多的地方志中，数据资料也很丰富。这些为计量研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只要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计量方法还大有可为。

二、新制度学派的实践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是中国学术界渴望新理论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进展，思想上也进一步解放。这为新制度学派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新制度学派是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进入中国的。1987年，威廉姆森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引起了很大反响。1987年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在中国翻译出版，诺思的名字开始被学术界知晓。1988年，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发展与改革》杂志上。1990年，科斯的《企业、市场与法律》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诺思的《经济史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出版，并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1993年他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译本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一年，诺思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他的名字在中国学界变得“家喻户晓”。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也引起了经济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中国学界出现了一批介绍性的文章和著作。比如，张军的《现代产权经济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把精力从介绍转向评论和批评，再到应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进行分析。在这些学者的著述中，也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独创性。比如，林毅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⁵³⁾，汪新波的“对企业性质的重新思考”等。同时，中国学界还出现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的专著，比如盛洪的《分工与交易》和张宇燕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革》。到了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几乎成为研究的时尚。1992年，《经济研究》召开了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的研讨会;1990—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举办的年度经济学研讨会也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主题。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开宣称，它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背景，并着手进行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称以研究过渡经济学为己任。他们中的许多学者，比如周其仁、姚洋等都对中国农地的制度变迁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制度变迁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一方面在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丰厚的制度资源。中国经济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了一些弯路。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其次是农业制度上的变化，促使中国经济从崩溃的边缘回转，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出现了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情境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自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学者们乐于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中国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另外，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入，一些问题不断地暴露出来，更艰难的改革任务也被提了出来。在这种局面下，改革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具体的制度变革理论作为指导。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迎合了这一需求。另外，中国是一个“制度”大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太多的关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资源，也有诸多制度变迁教训。如何通过汲取历史经验提高中国经济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能力，也需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重新解读历史。总之，诸多原因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在中国学界的流行。

林毅夫认为，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国家。因此，分析中国问题时应把技术和制度当作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实际上是林毅夫的一个论文集，包含10篇文章。其中《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运用博弈论解释了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率滑坡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失去了退社自由;《李约瑟之谜: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源于中国》从经验、科学和技术发明之间的关系入手，指出中国在古代之所以科学技术发达，在于那时候的发明主要源自工匠和农夫的经验，而在现代社会，发明主要依赖于科学知识，然而，由于采用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科学革命不能发生，欧洲恰恰相反，因此，近代以来，经济发展走到了前边⁽⁵⁴⁾。《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讨论的是有关经济发展、国家兴衰的重大论题。该书再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历史和现实。林毅夫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是由于选择和实行这一战略的要求而内生地决定的⁽⁵⁵⁾。《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是一部以规范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农业和经济发展中的制度与技术问题的专著。林毅夫认为，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农民能自主经营，赋予农民使用经营权能激励他们创业⁽⁵⁶⁾。

杜询诚在十年史料收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读了中外近代的金融制度变迁史。他声明自己所用的方法就是最新的经济学理论。杜询诚认为，“过分追求资料细微末节的齐全，过分追求琐碎的资料考订，则无疑会遮掩理论演绎的光辉，甚至丢掉理论思维的灵魂”⁽⁵⁷⁾。在这种研究思路下，他解读了中国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意识形态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中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强制性变迁、意识形态对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然后又分析了金融制度变迁的需求与供给、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和不以诱致性变迁为基础的强制性变迁等。对比分析后，他引入“政治性周期”概念来解释中外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他的结论是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是政治性周期、世界市场经济周期和本国经济因素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⁵⁸⁾。

周其仁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农村改革进行了研究。他解读了中国农地的所有权变迁过程。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有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新产权制度的形成不是国家主动赋予的，而是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的结果，是国家和这些博弈群体讨价还价并达成互利交易的结果⁽⁵⁹⁾。

盛洪致力于制度的结构、起源与变迁的研究。他的专著《分工与交易》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在一般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工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及问题，指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决定的商品和要素交易的单位费用过高，导致经济主体宁愿选择非专业化的生产方式⁽⁶⁰⁾。另外，他还主编了新制度经济学经典论文集《现代制度经济学》⁽⁶¹⁾。

此外，还有张宇燕对经济发展和制度改革的讨论⁽⁶²⁾。樊纲对中国渐进改革的分析⁽⁶³⁾。姚洋对中国农地制度的研究⁽⁶⁴⁾。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运用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前景也是非常令人乐观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较快，未来中国还可能有30年或更长的增长空间。长期的经济增长一定会使我们愿意面对过去、了解过去，了解制度演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喜欢历史的民族，历史的思维方式渗透在每一个华夏子民的血液里。因此，与计量学派一样，新制度学派也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