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新经济史革命以及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

一、新经济史革命

新经济史革命在经济史学史上最具创新面目。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在传统经济史研究中，学者们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历史方法。即使有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是为历史方法服务的，即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学公共汽车上的一名乘客。体现在传统经济史研究著作中的方法论特点便是历史方法是里，其他方法是表。到了新经济史学家那里，经济史研究中的历史方法被认为是非科学，不符合科学逻辑，也不符合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之所以要把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向经济学研究方法上靠拢，在于新经济史学家有这样一种认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经济史研究属于经济学家族，因此，它应该运用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假设——演绎模式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美国新经济史学家发起了一场革命:从五六十到70年代，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计量学派;从70年代以后，新经济史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是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在研究视域和所用理论方面超越了计量学派，不过，二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特征。计量学派的代表学者是福格尔和诺思;新制度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诺思。

新经济史革命在美国的影响较大。很多后继者继承了这种方法来进行经济史研究。然而，这场革命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影响却不大。原因在于传统经济史学家不认可这种新方法。中国的经济史学家比较认可新制度学派所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并且把该理论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对于计量学派，中国的经济史学家认为，虽然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但应用起来要多加小心。计量学派的方法离不开理论和数据，因此，如果要使计量分析有意义，必须保证理论和数据的正确性。对于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这种正确性尤其值得注意。

新经济史革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重新携手。这种携手有其内在的原因，然而，就在经济史研究投入到经济学家族怀抱的时候，新经济史研究和传统经济史研究的裂痕也加深了。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多因素分析和“史无定法”

新经济史革命固然为经济史研究带来了很多新东西，也有助于深化经济史研究。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它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之处。第一，科学逻辑不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把过去的经济发展历史认识清楚，解释明白。为了这个境界，什么理论和方法都可以运用。只不过都应该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如果为了迎合某种理论，或者是为了给经济学理论做历史注脚，那么很可能就会犯“削足适履”的错误。第二，目前的经济学理论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它在不断地发展。经济学理论对于解释经济发展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这并不表明它与现实可以完全吻合。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它的促进因素也非常多，而且还交织在一起。构成经济发展动力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因此，分析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目前已有的经济学理论还不能将政治、文化等整合在一起。第三，定量方法是一种好的方法，它可以使研究更为精确。但值得注意的是，数据也和文字史料一样，是材料而已。对于这种材料，一定要仔细研究，要去伪存真，否则意义不大。第四，新古典范式分析人类行为也有很多问题。事实告诉我们，人不见得是理性的，至少不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还不仅如此，很多人还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如果左右了重要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那么不能说它对经济发展的历史道路影响不大。

在借鉴新经济史研究方法时，一定不要唯“科学”、“理性”是从，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这个历史的实际就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乃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所涉及的要素非常复杂，它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问。经济史本质上是历史，这被很多经济史学家不断强调。奇波拉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¹²⁾经济史学家庞兹(N．J．G．Pounds)同样认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孤立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着一定联系和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都应该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无限延伸，没有尽头⁽¹³⁾。幸好，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坚守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传统。陈振汉一直强调，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加强与社会史学家的合作。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在进行经济史研究的时候要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应该孤立地就经济论经济。

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理论和方法都应该视为研究方法，不存在哪一个方法更好，哪一个方法更高明的问题。正所谓“史无定法”。采用什么方法，是由具体的研究对象决定的。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可以运用，但不是唯一的。经济史研究也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变得更像所谓的“科学”而失去原有风采。经济史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有自己的独立范式。这种范式应该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风姿。经济史所使用的理论不应该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大凡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都应该纳入到经济史研究中来。

【注释】

(1)这是笔者拜访吴承明先生时，他对我的讲述，觉得很受触动，所以加以运用。

(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7页。

(4)H．Stuart Hughes，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Twin Vistas on the Pas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5)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6)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112页。

(7)(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8)［英］F．A．哈耶克:《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页。

(9)［英］M．M．波斯坦、D．C．科尔曼、彼得·马赛厄斯:《剑桥欧洲经济史》第7卷(上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页。

(10)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页。

(11)［英］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9页。

(12)［意］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导言，第3页。

(13)N．J．G．Pounds，“What Economic History Means to Me”，in P．Hudson，ed．，Living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Glasgow:Economic History Society，2001，pp．288－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