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史学史角度解释“新经济史革命”

第一节　从经济史学史角度解释“新经济史革命”

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次携手

回顾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结合、分离到再次结合的过程。而再次结合的倡导者就是引领新经济史革命的新经济史学家。

早期的经济分析中，学者们乐于通过对实际现象的历史思考来把握经济运行中的奥秘。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相结合的典范。英国经济史学家昂温(Unwin)曾指出《国富论》中没有任何一页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历史事实分开的，斯密实现了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统一⁽¹⁾。这种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紧密结合的传统，在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人口论》中也可以找到。偏好数学和物理学的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使这种结合发生了转向。从他开始，经济研究者在分析中喜欢运用更多的数学来对现实经济进行抽象。研究的着眼点是市场的自动均衡和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这种转向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已不再需要研究制度的历史、制度变迁的历史动力和路径，而只需关注既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如何最优利用以及收入如何和谐分配。因此，“最优、均衡、边际、替代”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经济史研究没有跟随经济学的转向脚步，保留了历史方法的研究范式。至此，经济学和经济史分道扬镳。经济史研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演化成一门单独的学科。

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化，与主流经济史研究也渐行渐远。这时候，主流经济史研究为传统经济史研究，即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过分抽象和对细枝末节的过分追求。经济史所关注的对象是宏大的，比如关注长期经济发展演化的规律。尽管也运用经济学理论，尽管也有数据统计，但这些都是为经济史研究服务的。经济史研究有自己的空间和套路。德国历史学派的施穆勒、英国经济史学家汤因比以及其他历史学家将经济史研究看成是现实主义经济学家的庇护所和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条件。被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异端的熊彼特也给予经济史研究较高评价，认为其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一种方法。在第一次参与方法论之争后，他便主动请求与施穆勒休战。主流经济学理论，或者说数理化的经济学理论抛弃了经济史研究，而经济史学家由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过强持有异议，也尽量避免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施加影响。如此发展的一个结果便是，经济学方法论更多地来源于牛顿思维，来源于物理学，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则更多地受到历史的启示，二者“井水不犯河水”。

经济学和经济史一分就是若干年。直到20世纪50—70年代的新经济史革命，两者才重新携手。再次携手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帝国主义”情结使然，同时也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共识后的表现。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由于不断成熟，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标准的、合理的思维方法。因此，它不断地向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渗透，包括历史。这种渗透为经济史研究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创造了可能。经济史研究只要按照经济学家的思路装扮一下，便可以让自身重回经济学大家庭。同时，尽管经过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经济学已然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但从其与实践的关系上看，这种理论也越来越脱离现实。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技术和制度都视为外生变量，但现实又表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非常重要。工业革命是一个例证，二战后技术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日益体现也是一个例证。作为回应，经济学理论开始逐渐把技术因素及其进步纳入到经济分析中，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理论。这种理论把技术等其他一些因素作为全要素，并且提出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容忽视。在实证研究中，人们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这其中不仅包括技术，还有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制度也是一个因素。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的研究。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在研究视域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正是由于这种共识，经济史研究才再次回归到经济学家族。

新经济史革命发轫于美国，之后影响到其他国家。新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首先应用于美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常见问题，即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南方的奴隶制问题。代表学派为计量学派，代表学者为福格尔和诺思等人。计量学派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历史发展方面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他们从逻辑上解释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比如，诺思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三轨制”解释。第二，他们对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变化做了重新审视。比如，福格尔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第三，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都有其理由。比如，福格尔和恩格尔曼对奴隶制的研究就表明，奴隶制的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到了70年代，新经济史研究中的新制度学派出现了。这个学派明确地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学派在分析方法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一脉相承，只不过把制度、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等纳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使之更具理论一般性，也更具现实性和历史感。而且，把历史作为证伪的工具，新建构的制度变迁理论必须能够对历史给出合理的解释，否则，理论是不完善的。诺思试图像马克思一样，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但诺思认为，能够反映人类社会发展逻辑的最好的分析范式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范式，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随着思考的深入，诺思本人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一般化的局限，并试图再次超越。21世纪的诺思，已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到学习以及人的认知结构、文化上。

总之，新经济史方法论的显著特点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经济史研究中，将个体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融入历史进程中，把历史看成是“无数个性质相同的微观原子汇聚成的宏观故事”。新经济史学家的研究遵循科学逻辑和证伪主义标准。对理论和结论的证伪工具既可以是数据，也可以是历史事实。这种分析范式促使经济史研究从历史学家族回归到经济学家族。如果把新经济史革命置于经济史学史的长河中，不难发现，它是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再一次结合。

二、再次携手的原因

为什么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可以取得共识，并最终靠拢到一起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分析的发展，两者相互需要，即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来“深化”力度，经济学理论需要经济史研究来“广化”视野。也许，作为同样是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学问，二者本来就不应该分开。经济史研究对经济学理论视野的“广化”，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这有助于推进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的经济学家布劳格(Blaug)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²⁾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Ackernna)也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养成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³⁾。这种只重视数学逻辑的经济学显示出了非历史倾向和非现实倾向。经济史可以纠正经济学理论这种发展趋势，因为，经济史研究作为实证工具，可以对经济学理论的正确和错误进行证实性和证伪性检验。比如，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要素只有资本、劳动和技术。如果技术水平不变，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不变，那么经济总量就不会有所变化，即没有经济增长。然而，诺思通过研究1600—1850年美国海洋运输业发现，制度是促进海洋运输效率大大提高的主因。该研究推动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关注。经济史研究可以促进理论学说进步还体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W．Arthur Lewis)的研究上。刘易斯通过对1870—1913年世界经济史的考察，对自己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增长发动机”理论进行了实证，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扩展问题提出了“核心”和“外围”的理论假说⁽⁴⁾。董志凯通过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也指出，新中国的许多经济学理论“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⁵⁾。

第二，经济史研究可以使经济学理论增加历史感，并促使经济学理论从静态向动态发展。诺思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只研究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二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交易成本概念，所有的交易都是在一种无摩擦的环境下完成的。这种思维使得经济学的逻辑性较强，然而却不涉及制度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历史感。因此，诺思提出了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将制度纳入到经济分析中，无疑增强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实际上，熊彼特早就指出，经济史研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是一门必备的功课，否则，将会在经济分析时犯错误。终其一生，熊彼特都试图实现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性，实现理论与历史的统一。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有机过程，没有历史感的经济学理论根本解释不了现实。

第三，经济史研究可以引导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经济史强调，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不仅仅只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经济学研究实际上逃避不了对人的非经济行为和社会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如果要涉及非经济因素，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显然不够。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对开拓经济学分析思路有所帮助。德国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曾言:“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支配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它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⁶⁾罗雪尔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认为他的学派是历史的、伦理性的，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自利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的合理出发点，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道德问题，需从道德的角度给予解释。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强调了文化因素，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分析了新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联系，并得出结论:新教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⁷⁾。对经济之外的多因素的强调，有助于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

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也有裨益，其“进驻”经济史也能为经济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经济学理论可以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一种理论解释框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经济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⁸⁾在经济史研究中，从第一步收集整理资料开始，到最后将这些资料连缀起来并且能够对历史现象做出正确的、合理的解释，实际上都需要经济学理论。正像英国的经济史学家阿什顿所比喻的，经济学理论像渔网，只有用它才能捕捉到大海里的鱼。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提供的思维方法和构想技术，是无法进行经济史研究的。实际上，每一个经济史研究者都在不自觉地使用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有些学者由于经济学理论素养不足，他所依据的理论很可能不正确。这便不能对历史进行正确解释。相反，如果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理论素养，那么可以根据理论来识别一些错误，修正一些错误。这当然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经济史研究要突出经济方面，即要关心商业贸易、工农业生产、货币财政制度、政府、企业等组织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如果要把它们之间的联系厘清，不借助经济学理论是不可能的。即便描述出来，也是表面化文章，没什么深度，而且，还很有可能闹笑话。经济学理论是经济学家不断研究历史和现实总结提炼出来的，其本身应该是一种工具，是挖掘历史内涵的有效手段。

第二，经济学理论有助于经济史学家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经济史研究总要围绕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来自直觉，当然这种直觉是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些问题也可以从理论研究中发现，比如为了验证理论，产生了对某一问题的兴趣。经济学理论处于童年时，大多数经济史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是从现实中发现的。比如，欧洲商业复兴、城市兴起，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北欧等。随着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史研究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比如，宏观经济学理论诞生后，人们就可以研究GDP增长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结构演进的规律等。正是在这种研究视域下，人们发现了“索洛剩余”，并进而发现了技术和制度的重要性。产权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国家理论)等又帮助经济史学家认清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三，经济学理论有助于为经济史研究提供合理的计量工具。从史学本身的发展路径来看，到20世纪中期，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逐渐让位于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往往与大人物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是“英雄人物”在历史中扮演主要角色。社会史和经济史打破了这种“偶像”崇拜，把研究的重心放在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身上，放在群体行为上。经济史学家们相信，群体行为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在经济变革中起主要作用。如果要研究群体行为，计量方法(包括统计)是一种有效工具。计量方法作为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三者共同催生的产物，可以被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时，也可以合理地应用于经济史研究。建立计量模型需要有经济学理论做支撑，检验模型的优劣既需要数学和统计学知识，也需要经济发展的现实。这样，历史、经济学理论和数学(统计学)就有了关联。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遵从客观现实的，好的历史研究必须是能够从史料中挖掘出更多意味的。如果停留在表面上的描述和叙述，不能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为了深度分析历史，需要采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工具。

总之，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内在理由的，是趋势使然。计量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三、新经济史与传统经济史的疏离

传统经济史研究强调根据事实说话，即让史料说话，在新经济史研究那里，事实变成了数据的同义语。对于习惯于分析历史的新经济史学家来讲，这些数据是诱人的。即便没有经济模型中所涉及的变量的直接数据，也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技巧，比如工具变量、代理变量等来解决数据上的不完善。变量替代方法在研究初期相当盛行，比如，用所拥有的庄园数量代替财富，用工资率代替收入，用租金代替利润，用士兵的身高代替生活水平等⁽⁹⁾。数据通过整理、组合和重构，形成方程式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时间序列。通过回归、检验等技术手段，可以分析出模型参数，从而完成对已有历史结论的证实和证伪。

然而，这也使得新经济史和传统经济史研究之间的裂痕加深。对于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以及这门学科的前途，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热门话题。很多学者担心经济史会消失，比如，威尔森(Wilson)和哈德温(Hadwin)在其研究中发现，经济史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消失⁽¹⁰⁾。凯恩克罗斯(Cairncross)在1988年的纪念英国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的演讲中，也指出经济史的研究局面是令人不安的，是不平静的。他认为，新经济史革命使经济史学科丧失了应有的前途。因为，新经济史不像传统经济史研究那样具有大众性，不是那么有趣，而且，也遗弃了传统经济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概括性的描述⁽¹¹⁾。

针对传统经济史学家对“假设——演绎模式”的批评，新经济史学家反讥传统经济史学家在历史叙述中也有暗含的假设。传统经济史学家对此毫不介意，他们认为，公开或者深究这种暗含的假设没有意义。历史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一位经济史学家，尽管追求公正客观，但实际上都逃离不了个人思想情感影响历史材料拣选的法网。然而，对于新经济史学家来说，明确指出前提假设是重要的，而且模型的约束条件也需明示。这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分歧。历史学以还原历史、描述出历史的真相为目的。因此，其中充满了或然性、个性。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追求的是必然性、共性，总想从大量的事件关系中找出其中蕴含的规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不需要假设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那是模型分析的前提条件;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时间是历史的本质，它见证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增长与衰退、停滞与适应，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时间却是一个不好处理的因素，它使模型变得不具有稳定性，使结论变成短期有效的结论。历史学家的兴趣在长期，此时所有的因素都在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向不确定，所有的因素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影响和牵连。而经济学家的历史研究却习惯于忽略这些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他们乐于关注那些能够纳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因素，比如资本、土地、人口、教育水平等，以此来保证模型结论的准确性。然而直觉和经验证明那些非经济因素，比如技术、文化、政治甚至风俗习惯对经济发展都有显著影响。计量学派的高潮过后，新经济史学家的认识开始变得清醒，一方面关注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比如制度和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也在经济史的研究中，重新拾起传统经济史的叙述、分析、解释和比较的传统。比如，诺思对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的研究。

新经济史和其他历史之间的分歧鸿沟同样加宽了。其他历史还是历史家族的孩子，而经济史俨然已经回到经济学家族的怀抱。数据的分析和文学的优雅是两个不合适的伙伴。当数据统计和数学模型占据优势，叙述已经变得多余时，历史的文学性被彻底否定了。一位新经济史学家在1968年发表了一篇“它将不再是文学”文章时，这种否定就明确化了⁽¹²⁾。在否定文学性的同时，还否定了个人的作用，在新经济史那里，个人已经消失了。过去仅仅是数据的时间序列。个人的消失并没有引起新经济史学家的过多注意。他们认为，根据某一特点而集合起来的团体才有意义。这种局面也被称为“统计使历史非人性化”。这引起了传统经济史学家的担忧。凯恩克罗斯在1988年的演讲中指出了经济史学科重新崛起的道路，即大众化。他期待着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出现现代版的屈维廉(G．M．Trevelyen)⁽¹³⁾。

总之，新经济史革命确实为经济史的研究带来了清新之风，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数据也的确让人感到冷漠，让历史变得非人性化。新经济史(主要是指那些偏重于计量模型的新经济史)学家不能扭转人们对文字的喜爱。不管他们驾驭数学和计量方法的能力有多高，文字始终是表达事物本质的有力媒介。文字可以记载大量的一般信息，文字可以将故事的细节表达清楚，文字可以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生动。当然，数据也并不仅仅是冷漠，它可使经济史研究变得精确，带来另一种美感。文字和数据本来可以相辅相成，但在计量学派那里，却成了数据对文字的过分替代。新制度学派对计量学派进行了纠偏。在新制度学派那里，数据成为文字背后的支撑，文字再一次走上前台表达了它的大众性特色。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但传统经济史研究和新经济史研究的隔阂消弭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