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

（代序言）

所谓“区域经济史”，顾名思义，它以某一地理概念上的区域作为空间，以其历史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系统地研究其历史上出现过的经济形态、经济构成、经济现象发生、发展及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它是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这个分支学科，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已在西方形成了潮流。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已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江南、华南、东北等地的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绩。但就全国而言，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仍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一些地区甚至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学术界对研究区域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笔者拟就开展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意义与途径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并就云南地方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一些初步的设想。祈望学术界同仁惠予指教。

一

必须由这个基础来加以说明。可见，无论是政治史、法制史，还是思想史、文化史等等，都离不开作为基础的经济史。离开了这个基础，许多结论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因为如此，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十分重视经济史的研究。马克思说过：“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恩格斯在晚年特别强调要研究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经济史，如：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都亲身从事经济史的研究，撰写了不少著名的经济史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他们的这些经济史著作，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论从而使历史成为一门科学起，迄今100多年过去了。然而，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真正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并不多见，而热衷于政治史、思想史和革命史的研究者却十分普遍。这种情况，在我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文革”以前，我国学术界研究经济史者虽然也不乏其人，但还未有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经济史问世。近十余年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经济史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专门研究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的论著纷纷问世。除了老一辈的学者外，尚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正在这片荒原上进行耕耘。显然，这是十分可喜的情况。

迄今已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著作，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经济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概括，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但是，只要我们对一些中国经济史的著作仔细地加以研读，就不难发现：有的搜集史料不够广泛，尤其是对边远地区的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未作必要的搜集与研究；有的甚至随意将某一地区的史料来个超越空间的推而广之，当成全国皆然的事实。比如：关于我国封建制经济产生的问题，一些中国经济史著作，只把眼光放在中原地区，而根本不去涉及广大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关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不少中国经济史著作，也只是对明中叶以后江南地区的丝织业进行研究而提出了一些推测，根本没有对全国各地的情况作综合性的研究等。这样，亦就难免出现空发议论或以偏概全的情况，一部《中国经济史》变成了《中原经济史》或《江南经济史》。为了克服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弊端，从而编写出真正的《中国经济史》或《中华经济史》，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途径乃在于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其道理是不难理解的。简言之，人类的认识，总是从个别开始，从特殊开始。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再从一般到个别，从普遍到特殊。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也完全如此，人们为了求得对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识，总是先要通过对局部的认识才能获得。人们为了求得对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认识，总是先要通过对千差万别的偶然性、随机性的认识才能获得。基于此，为了全面正确地认识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经济现象，就必须首先研究我国各地区出现的种种经济现象，分析这些不同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然后才能获得对全国经济史的整体性认识，亦才能对全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构成特点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等作出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与概括。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区域经济史，应是研究全国经济史的出发点，也应是研究全国经济史的基础。我们甚至认为，没有区域性经济史的研究，要写出一部真正的、高水平的《中国经济史》是不可能的。

不唯如此，我们还认为，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多达55个。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和历史、人文、经济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许多具有明显的依赖性和内聚力的自然区域。这些自然区域，各自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特点。概而言之，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其一自然环境的反差性强烈；其二历史上开发的先后和程度各不相同；其三经济结构及其发展水平有明显的差异；其四人文环境也互不一致等。一言以蔽之，在我国广袤的土地上，各个不同的自然区域，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点，呈现出十分突出的不平衡性。我们的经济史研究，倘若能够以不同的自然区域作为研究的空间，以不同的自然区域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从各个自然区域历史上形成的、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具体特点出发开展区域经济史的研究，那么我们所阐述的历史面目才是真实可信的，我们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才是具体而切实的，从而我们输入社会的研究成果也才具有科学性，也才能真正给当代人以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开始注意到了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央逐渐下放了一些权力，并允许各地区实行特殊政策与灵活措施。在如此良好的大环境中，我们更应当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断向社会提供自己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决策意识。这样，就能够避免以往在决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刀切”等严重失误，就能够为各地区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从而使各地区的经济建设得以别开生面地顺利向前发展。可见，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二

在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我们认为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区域的划分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为了进行行政管理，总是将其管辖之下的国土划分为许多行政区。而在划分行政区时，又都不同程度地考虑了山川、物产等自然条件，因此一些行政区，实际上也是地理区，甚至是经济区。如：周代的“九州”、秦朝的“三十六郡”（后增为四十郡）、西汉的“十三刺史部”、西晋的十九州、唐代的“十道”（开元时增至十五道）、北宋的二十二路、元代的“腹里”和十一个“行中书省”、明代的南北直隶和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清代的二十三省以及民国时的三十五省等。此外，在我国广阔的疆域内，古往今来还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区域，如：中原、江南、关东、西域以及东北、华北、西北、华南、西南等。这些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区域，也可作为我们研究区域经济史的地理空间。在今天看来，区域的划分可以是多元的，不应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标准。但是，这样一些基本因素却是应当考虑的，即：自然条件（包括山脉、河流、地形、生态、气候等）、历史发展的层次与程度、经济发展的水平及经济构成的特点、人文环境（包括思想文化、风俗习惯、语言系别、人口素质）等。根据这些基本因素，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即将全国大陆划分为三个区域（又称“三大经济地带”）：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处沿海的12个省市区（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桂及琼）划为东部地区，西北与西南的9个省区（陕、甘、青、宁、新、川、黔、滇、藏）划为西部地区，其余9个省区（黑、吉、内蒙、晋、豫、皖、鄂、湘、赣）划为中部地区。三大区域的划分，虽然考虑了各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有的基础，但总的看来显得十分粗略。因此，我们认为，区域的划分还应该是多层次的，即在一个大区域内，还可以细分为若干较小的区域。如上述西部地区，可分为西北与西南两个地区，而西南地区也可分为西藏、川渝和云贵地区。

（二）局部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强调经济史研究的区域性特点，并不是要将某一区域作为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来加以研究。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在进行区域经济史研究时，应当随时留意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因为局部只是整体的组成部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局部总是受整体的制约。以中国经济史而言，一个地区某一历史阶段出现的经济现象，常常与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有一定的联系，有的甚至密切相关。例如：我国古代沿边地区屡次大兴屯田，即与历代封建中央政府经营国有土地、“移民实边”、安置流民、“且耕且守”的总政策紧密相关。因此，我们在区域经济史研究时，应当将这一区域历史上出现的经济现象放到当时全国的社会生活之中，充分注意区域与全国、地方与中央的内在联系。如果我们仅仅孤立地将眼光局限在一个区域，忽视甚至割裂了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性和统一性，我们就会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错误，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就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三）此一局部与彼一局部的关系问题。我们在作区域经济史研究的过程中，除了要正确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外，还应正确处理此一局部与彼一局部的关系。这是因为，一个局部地区的历史与其他局部地区的历史尤其是与毗邻地区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云南地区为例，在历史上这个地区不仅与巴、蜀、黔、桂、藏等地区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与东南亚地区特别是与缅、越、老、泰等国也有密切的往来。因此，我们在研究某一局部地区的经济史时，一定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紧密联系有关的局部地区的历史，有时还可以与有关地区的历史作比较研究。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也才具有突出的“个性”。

三

云南是元谋猿人的故乡，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材料显示：云南远古时代有过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则出现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等。自古以来，云南就是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如：战国时楚国将军“庄开滇”，秦代在这里“置吏”“略通五尺道”，西汉在此置益州郡，并赐“滇王王印”，东汉蜀国开发“南中”，唐宋两朝与南诏、大理通使往来，元明两代在此推行屯田之制，清代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元明清三代在云南广开驿道，并大力开发矿业，等等。云南地区，地处西南边陲，民族众多，其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直至新中国成立前仍然保存着前资本主义诸社会形态，原始公社制、奴隶制、领主制、封建制等社会形态或完整或部分地保存于少数民族之中。近代以来，英法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云南，使云南的社会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而近代民族工业则迅速发展起来。抗战以后，云南成了大后方，内地厂商纷纷到来，各类企业南迁，矿业、交通、外贸异军突起，商业、金融、军事工业长足发展等。如果说，解放前的云南是“一部活的人类社会发展史”，那么它同时也是“一部活的经济史”。因此，研究云南地区的经济史，不仅可以充实中国经济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民族学理论及其关于家庭与私有制起源的学说。当然，还可以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尤其是民族经济的发展，提供直接的、有益的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方国瑜、江应睴、李埏、马曜、董孟雄、李皀、常树华、杨毓才等诸位先生，在其论著中曾对云南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经济现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研究，其他一些省外的学者对此也有过论及。这都为深入研究云南地区经济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然而，迄今为止，专门从事云南地方经济史研究的学者甚少，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有关论著也不多见，尤其是还没有一部容量较大、贯通古今的《云南经济通史》问世。

近年来，随着我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各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省情”，尤其是希望获得有关云南经济史方面的系统知识，以更深刻地认识云南的现状，并从历史的启迪中获取改造云南和振兴云南的科学手段，是我们经济史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光荣任务。我认为，只要我们真正认识了研究区域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就会进一步重视并大力开展有关云南经济史的研究，随之将会有更多的云南经济史的论著问世。

杨寿川

于1998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