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开始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为了应对新的财政环境，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就是势所必然的了。1908年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合拟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划了各个年份办理预决算及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改革的时间表。财政改革实践成为财政思想近代化的不竭源泉。正是由于近代工商业文明引发了中国税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和财政收支制度的变动，从而推动中国财政体制的近代转型。
二、经济结构转轨与财政思想转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开始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变。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次整体性重构运动，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封建农业文明与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大搏斗、大决战和大转换，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地丁漕粮为大宗的传统税收结构被以关、盐、厘金为大宗的新税收结构所取代，与此相适应的外贸和货币汇兑制度也纳入了财政收支的范围。
为了应对新的财政环境，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就是势所必然的了。清廷在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和财政环境巨变的压迫的推动下在20世纪初顺应时势，对延续几千年的传统财政体制进行了近代化改造。1903年设立财政处[2](后改为清理财政处)，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专门负责近代化财政事宜。1908年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合拟的《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划了各个年份办理预决算及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改革的时间表。同年颁布的《清理财政办法六条》和《清理财政章程》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改革作了全面规划，要求系统调查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省的收支状况并编写《财政说明书》，然后逐步筹划预决算。
财政改革实践成为财政思想近代化的不竭源泉。正是由于近代工商业文明引发了中国税收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和财政收支制度的变动，从而推动中国财政体制的近代转型。而财政体制的转型又推动财政思想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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