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邪教与现代邪教的区别

中国的邪教

我国有过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历史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宗教，但也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历史上的邪教及邪教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我国当代的邪教，既有历史上邪教的深化、变异，也有新滋生的邪教，另有一些国外渗透进来的邪教。

（一）古代邪教

邪教问题具有复杂性，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认识也就不一致。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与当代邪教有联系，也有区别。最主要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受到政府及合法宗教排斥，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新旧政府所处的社会制度不同。现在学术界对古代的邪教研究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打着某种宗教名义造反起义者皆为邪教，如洪秀全及太平天国；有的学者认为应慎重下结论，不应一概而论，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宗教与邪教发展的不平衡，两者的角色往往随着统治者或主流社会的主观意志发生转化。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慎重分析中国的邪教史。中国邪教史研究者认为，中国邪教史的源头有五类：

一是道教结社。汉末太平道及其领导的黄巾起义被有些研究者称为“黄巾模式”，即宗教性叛乱。清代有人直接指称“黄巾为千古习邪之首恶”。封建政府及其文人指斥邪教，莫不推源于太平道和同时代的五斗米道。民国时期学者李世瑜称：“五斗米道是中国秘密宗教的鼻祖。”

二是佛教结社。据《莲宗正传》说：晋太元十一年，僧人慧远率众在庐山“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社，凿池种莲……”主张莲宗，莲风大扇，既而四方息心缁侣，绝尘信士，闻风不期而至者，凡百二十三人，共结莲社，六时行通，一意西归。后人往往指称最著名的“邪教”白莲教源于慧远的白莲社。尽管白莲教实际上是几个佛教异端教派弥勒教、白云宗、白莲宗等经过长期融合形成的，但其信仰、结社形式却与白莲社有一定的联系。白莲宗是南宋末江苏昆山沙门弟子茅子元所创，后演为白莲教。宋元之际基本受到政府认可。元末大批白莲教徒加入红巾军起义推翻元朝。明初遭禁，演为民间秘密宗教。南北朝以来，农民造反主要“假托弥勒下生”，一个常用谶语是“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弥勒佛之谶与农民起义如影相随，对社会政治变动影响深远。

三是摩尼教结社。唐武宗灭佛，连带灭了当时合法的摩尼教、祆教。后来佛教复兴，摩尼教依然被压制，久之逐渐变为一种秘密教和秘密会。明教、明尊教即摩尼教。因其食斋、尊奉摩尼（光明神）等信仰，被政府及正统佛教指为“吃菜事佛”。五代母乙、北宋方腊借为造反的工具，其教义、组织方式对白莲教多有影响。

四是基督教结社。主要出现于近现代。有学者称太平天国运动的“拜上帝会”是邪教，有的力辨非邪教，但从清统治者眼里看，拜上帝教是地地道道的邪教。我们认为拜上帝教非邪教，它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反帝反封建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有其显著的进步性。

五是杂糅各种民间信仰的结社。几千年来中国的巫文化流传不息，神鬼信仰弥漫民间。由此产生种种的政府默认的香火令、善会，进而滋生成类邪教的结社。除一般迷信结社外，信奉儒家或儒道释三教合一思想的结社也很多，他们杂糅佛儒道的教义学说、修行方法和修持仪式以及民间的“巫师邪术”，编造一套“教义”和修行方法，以“大乘教”、“金丹道”等名自创一教，自立为教主，自称是“弥勒佛”等神佛大仙降世临凡，宣扬“三期末劫”、“弥勒救世”等信仰，提倡“性命双修”，以现世祸福和来世天宫地狱说教诱惑胁迫“愚夫愚妇”入教。教主或传教敛钱，世袭为业，或心生异志，恃众谋反，如清代黄崖教、刘门教、三一教等。

对中国古代邪教应该辩证的、历史地看待。既要肯定农民战争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古代“邪教”对社会的危害。对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贯道等会道门必须给予彻底否定。一贯道是直接从清代道光年间的青莲教分裂、演化而成，它拥护帝制，反对共和，卖身日寇，危害家国。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封建迷信的土壤越来越贫瘠。正统宗教也在不断与社会融合，进一步世俗化。当此之时，还有人跳出来自称为“救世主”、“神”，宣扬世界末日来临，无论其动机如何，披着什么样的外衣，都应坚决取缔，依法打击。